前言万历初期，因太子迟迟未定，众臣依照古礼推举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但却是庶出，是万历帝与一名宫女一时冲动所生。万历帝一直都不喜欢这个孩子，反而钟爱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朝臣及太后对此纷纷反对，一直不肯让步。
明朝紫禁城
而万历帝也在与朝臣争论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治理朝政的兴趣，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立朱常洵为太子。万历帝一怒之下躲入深宫，三十年不曾理政，也不召见任何臣子。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次无关痛痒的立储之争，但核心本质却是明朝中后期皇权与以内阁为首的群臣之间的权力之争。
自此，皇帝与群臣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一怒之下的万历帝也拒绝再履行皇帝的"职责"，弃庞大的国家和众多国民于不顾，躲进深宫安享清福。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上下逐渐形成了众多朋党。由于没有皇权的压制，这些朋党的势力在不断滋生和扩大，最终导致了崇祯年间的朋党之争，为明朝的覆灭留下了重大隐患。
嫡长子继承制度逻辑图
钟爱朱常洵并心生立储之意，却遭到群臣反对公元1582年，年轻的万历帝与李太后宫内的宫女王氏共同诞下一子，这便是长子朱常洛。虽然此事并不光彩，但李太后一直希望早日看到皇帝诞下子嗣，故而破格将王氏晋封为恭妃。由于万历帝的正宫皇后一直没有诞下皇子，故而万历朝一直没嫡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常洛顺理成章成为万历朝的储君之选。
万历帝长子朱常洛
然而万历帝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并非感到十分欣喜，反而十分厌恶。或许是万历帝对于当晚临幸宫女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有损自己的龙威，故而对朱常洛也一直是冷漠相待。不过为了皇家整体的颜面，万历帝还是下诏大赦天下，并将长子出生的"喜讯"通报给各藩属国。
同年，万历帝晋封自己最宠爱的郑氏为淑嫔，四年过后又晋封为贵妃。万历帝和郑贵妃的恩爱故事也算得上是一段佳话，二人恩爱多年，万历帝濒临死亡之际还留下遗诏册封她为皇后，希望两人可以在地下继续长相厮守。
公元1586年，郑贵妃诞下皇子朱常洵，当即就产生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同时，朝中大臣也从皇帝的举止察觉到朱常洵有可能会成为储君之选，于是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对此，《明史·诸王》中有着相关记载：
"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
郑贵妃影视剧照
按照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在皇帝拥有嫡长子的情况下，只能由他继承皇位。如果没有嫡长子但有庶长子，便由庶长子继承皇位，以此类推，分别为次子、三子等等。明朝大臣自小便研习圣人之书，学儒家经典，奉上古礼制，自然不会允许皇帝打破沿袭了千年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这等同于挑战持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故而才会如此强烈反对。
过分纠结于古礼的大臣本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在维护皇家的体面和礼制，但事实上等同于与皇权开战。不过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废长立幼引起内乱的案例，比如袁绍就因心生废长立幼的心思而使诸子陷入争权的内乱之中。
明朝大臣剧照
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嫡长子继承制仿佛已经成为一项铁律，赋予了嫡长子或长子合法的继承权。虽然皇帝有权立贤不立长，但新朝更替后难保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嫡长子或长子不会心生夺权之意，如此便可对新帝的皇权产生严重威胁，所以朝臣们如此考虑也不无道理。
当然，也不能说废长立幼、立贤不立长就是完全错误且一定会发生动乱的。纵观整个清朝，只有康熙一朝早早立下太子，后来又因各种原因频繁废立太子，直到最后才敲定由皇四子雍亲王继位。雍正继位为帝后便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该制度等同于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所带所来的强制性和合法性，一切都以皇帝的意愿为核心。
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还是这一时期的皇权远远凌驾在群臣之上，即便群臣反对也无法阻止皇帝的意愿。反观万历帝立储一事，就可以看出此时的皇权已经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导致群臣敢于公开与皇权对抗。
创立秘密立储制度的雍正帝
双方争执不下，矛盾日益加深事实上早在郑贵妃怀孕期间，就已经有少数大臣上奏督促万历帝早早立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申时行早年曾经担任过礼部右侍郎，自然对立储之事格外上心。再加上他先后侍奉嘉靖帝和隆庆帝，至万历一朝已经身为三朝老臣，在朝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自然无人可比。在万历帝看来，申时行此番上奏，等同于所有朝臣公然向皇权发出了挑战。
申时行小像》中的申时行
万历帝自己心中清楚，明朝一直以来都是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并不方便明确指出要让朱常洵高居太子位，所以以立储尚早为由将此事按了下来。然而在朱常洵出生后，朝臣普遍联合起来上奏立储，这让皇帝万分恼怒。朝臣姜应麟甚至不顾君臣之礼，上奏之余还讽刺万历帝是在动摇国本，使万历帝顿时雷霆大怒。此事在《明史·列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应麟首抗疏言：'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疏入，帝震怒，抵之地，遍召大珰谕曰：'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手击案者再。"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姜应麟不仅干涉皇帝的立储心意，还同时干涉到了皇帝册封贵妃一事。从万历帝与郑贵妃的恩爱关系来看，促使万历帝震怒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后者。同时姜应麟还触及了万历帝对恭妃的厌恶之情，最终被皇帝贬出京师。即便如此也没有改变万历帝想要册封郑氏为贵妃的心意，不过立储之事却又被搁置了下来。
就在此时，太后也加入了群臣一方的阵营，共同反对万历帝册立幼子为储君，这无疑是将皇帝孤立了起来。作为天下共主，掌控国民生死的封建皇帝是绝对无法忍受这样的情况发生，但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选择减少上朝听政的次数。在面对太后与群臣结成的联盟面前，皇帝却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
万历帝生母李太后
面对太后与群臣的逼迫，万历帝曾经明确的表示会遵循古礼和祖制，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全国各地仍有无数的奏折飞向京师，这些全部都是敦促皇帝即刻册立太子的奏折。万历帝虽然尝试通过严惩几名上奏官员的方式来缓解群臣对自己的压力，但丝毫不见任何成效。对朝政日益厌恶的万历帝，最终选择退居深宫。
与群臣的矛盾到达顶峰，万历帝躲入深宫公元1592年，万历帝再次尝试册立朱常洵，并开始为他的太子之位铺路。万历帝先是在城门外的一处名为《东岳庙碑记》的碑文中刻上了皇三太子之名。随后又下诏，同时晋封朱常洛、朱常洵和朱常浩三人为王。最后又隐晦的提出要在三者中选择贤德之人为太子。万历帝此举并非是希望让朱常浩也拥有册立的资格，而是为了避讳因偏爱郑贵妃而执意册立其子为储君的理由。但群臣依旧如往常一样强烈反对，迫使万历帝收回成命。
万历帝第三子朱常洵影视剧照
时间来到公元1601年，国本之争已经持续了十五年，此时的万历帝已经忍受不住来自群臣的压力，只好选择向群臣妥协，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储君。不过此时的万历帝依然对太子和福王二人有着区别对待，对此《国本之争与万历政局》中曾经提到：
"福王常洵被迫'就藩'。神宗下诏赐田四万顷，廷臣们力争不允，使其最终得到一万九千顷，而据《明史》常洵传上记载：'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数十百奏，不报。'可见神宗对福王是非常的宠爱，以经费问题拖延册封太子，却对福王的赏赐十倍于常制。"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册立太子一事成为定局后却并没有就这样简简单单的结束，群臣在达到逼迫皇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目的后，又继续向皇帝施压。称已经被立为福王的朱常洵应当按照祖制，尽快离京前往藩地就藩。万历帝本想拖延时机，延缓福王就藩，但突如其来的梃击案也不得不令皇帝妥协。福王就藩宣告着万历帝与群臣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万历帝也彻底对政务失去了所有兴趣。
万历帝朱翊钧
结语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随着福王就藩宣告着彻底结束，但该事件却对明朝末期的政局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便是万历帝三十年不曾上朝理政，导致国家行政机器的运转出现了异常，朝臣结党的现象非常严重，直接导致了明朝后期东林党的崛起。虽然有说法认为万历帝三十年不曾上朝是因为身体原因，但这并非是事情的本质。清代雍正帝的身体状况也较差，但仍然日以继夜批阅奏折，上朝理政。国本之争才是真正令万历帝不愿履行皇帝"职责"的原因。
国本之争不仅间接引发了明朝末期的朋党之乱，还间接促使宦官集团日益膨胀。万历帝退居深宫后，宦官变成了皇帝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万历帝在对群臣失望透顶的情况下，将信任尽数托付给了宦官集团，这就直接导致宦官集团在万历朝的中后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后来的宦官集团把持朝政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1.《明史·诸王》
2.《明史·列传》
3.《国本之争与万历政局》
4.《阁臣、宦官与万历朝国本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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