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
他于1802年春天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詹事府詹事、记名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陕西道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吏科掌印给事中、道员、江南道监察御史、川东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
陶澍不但是湖南安化第一个进士，也是第一个担任总督的湖南人。
嘉庆皇帝很欣赏陶澍，多次召见他。有一次，嘉庆皇帝命令陶澍巡视南漕。在出发前，陶澍觐见嘉庆皇帝，一是谢恩，二是聆听教诲。嘉庆皇帝不无感叹地说：“放尔南漕矣，尔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嘉庆皇帝看来，陶澍是一个有良心的大臣，因为他还能够说几句正经话。
把嘉庆皇帝这句话琢磨一下，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更多的大臣没有良心，他们不会对嘉庆皇帝说正经话。替而代之的是：假话，空话，大话。
这方面，以曹振镛为代表。曹振镛一生当了54年官，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不倒，光是当宰相就当了22年。有人问他当官的秘诀。他回答：“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少有的几句话里，怕是没有什么正经话吧？
官员们为什么不说正经话，要说不正经的话？这得从皇帝身上找原因。这一点，嘉庆皇帝有深刻的体会。
1799年，乾隆皇帝病逝后，嘉庆皇帝正式亲政，掌控朝政大权。乾隆皇帝给嘉庆皇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当时外有白莲教起义，内有国库空虚、官员贪污成风。为了振奋人心，嘉庆皇帝推出了被称为“咸与维新”的改革措施，包括废止乾隆皇帝时期盛行的文字狱，广开言路，下诏要求大臣说真话等。
嘉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认为，清朝之所以在乾隆晚期出现衰退的迹象，是权臣和珅把持言路，导致下边的真实情况，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到皇帝面前，导致皇帝在制定政策时出现失误。为了防止再出现权臣把持言路的情况，嘉庆皇帝要求大臣呈报的奏折，由军机处原封不动地交给他。在他没有审阅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打开。
在嘉庆皇帝的重点关注下，言路一度打开，不少官员畅所欲言，敢说真话了。《啸亭杂录》记载：“一时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叫洪亮吉的大臣，上了一道折子，捅了漏子。
洪亮吉是安徽歙县人，1790年考中进士，曾经入值上书房，教过皇曾孙奕纯读书。1799年，洪亮吉供职于实录馆，参与编撰《清高宗实录》。当年，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委托成亲王转呈给嘉庆皇帝。在这封奏折里，洪亮吉尖锐地批评了嘉庆皇帝的“新政”，指责“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
嘉庆皇帝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实施的“新政”。现在竟然有人对“新政”严厉抨击，自然激起嘉庆皇帝的强烈不满。嘉庆皇帝一怒之下，将洪亮吉革职下狱。刑部将洪亮吉判处斩立决。嘉庆皇帝不忍心真的杀掉洪亮吉，从宽处理，发配到边疆。洪亮吉由此逃过一死。
然而，当嘉庆皇帝将洪亮吉发配到边疆后，发现言路又悄然闭上了。大臣们又不愿意向他说真话了。嘉庆皇帝几经努力，都没办法改变这一现象。
1809年，洪亮吉的堂弟、安徽歙县考生洪莹参加殿试时，以一篇陈言时弊的国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赞赏，亲自选拔为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可是，洪莹却遭到御史花杰的弹劾。花杰弹劾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他在殿试上的国策，是因为同乡徽州人、翰林院掌院学士戴衢亨在担任阅卷官时有意包庇。二是洪莹是洪亮吉的堂弟，不应该得到重用。
嘉庆皇帝非常重视，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所谓“戴衢亨包庇洪莹”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嘉庆皇帝当场就发作了，他批驳花杰说：“自从我严惩洪亮吉后，敢于向我进谏的大臣越来越少了。这对于治国安邦非常不利。大臣向皇帝进谏，是应尽职责，就算言辞过激，也应当被视为忠言逆耳，不应受到惩处。”
嘉庆皇帝作为一个皇帝，能有这样一番见识，实属不易。只不过，不管他怎样提倡广开言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像洪亮吉、陶澍这样有良心，敢说几句正经话的大臣只会越来越少，像曹振镛这样“多磕头，少说话”的大臣只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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