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乐堂 2019-11-03
青铜器明星——“何尊”于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何尊铭文”因为最早出现“中国”两个字而闻名于世。
先来看下何尊铭文的原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口（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首先做4个名词解释：宗周、成周、大邑商、唯王五祀。
何谓宗周？周王朝肇始宗庙之地，是为宗周；何谓成周？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是为成周。根据张亚初先生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统计，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成周”二字者近百件，有“宗周”二字有28件，有“新邑”二字的若干件。经过多年全面的解读分析，结合文献资料，可以得出一个绝对经得起检验的结论：宗周指的是周原，驻防西六师；成周指的是镐京，驻防成周八师；新邑指的是洛阳，驻防殷八师。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武王灭商的大本营，创造了辉煌的礼乐文明和青铜文明。经过几十年的周原考古发掘，遗迹面积将近30多平方公里，发现了许多大型宫殿遗址、大量的青铜重器以及上万片甲骨文，可以确认，周原不但是周王室宗庙所在，首都的功能一直持续到西周灭亡。“膴膴周原，赫赫宗周”。西周害夫簋、五祀钟和宗周钟是目前发现的由西周天子自做的硕果仅存的三件青铜器，且都是由周厉王主导铸造的祭祀礼器，均出土于宝鸡法门镇齐村。齐村处于周原的核心位置，从另外一个侧面确认了周原才是宗周的历史事实。五祀钟、宗周钟的铭文与害夫簋的铭文相互印证补充，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的周厉王和西周王朝。周原是“中国人的老家”，是中华姓氏文化的发源地。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对周原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渭河、泾河就是中国的“两河流域”；泾渭两河的夹角——周原就是中国的“美索不达米亚”，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成周”一词的出现大概在成王时期，在关中地区，有岐周、周原、宗周、成周等。在西周时期，带“周”字的地名出现在关中之外是不可想象的。“成聚-成邑-成都-成周”，这就是“镐京”成为“成周”的发展轨迹，西周王朝对全国的统一和分封，是“成周”诞生的核心原因，从金文记载分析，“成周”一词也经常代指“西周王朝”。把成周解读成洛阳其实是一个错误。
著名历史学家臧振教授也是认可宗周是指周原、成周是指丰镐的。关于这个问题，本人以前专门有过著述，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题目为《千年史学公案终昭雪：成周——镐京也》的文章。鉴于篇幅限制，在此不赘多言。下来我们解释“大邑商”。“大邑商”是周人对殷商一族的一种中性称谓。“殷”通“夷”，是周人对商人的一种蔑称。那什么是“大邑商”呢？在这里我要说，商人是以一种邦联体系存在的。所谓邦联，就是它的中心是一个“大邑”，类似于中心城邑，周围围绕着一些相对独立的小部落，有事出力，无事自立。妇好就是一个围绕在殷商周围的母系氏族部落首领，并非什么商王后。商人的这种邦联体系其实和石峁遗址的存在极为相似。因为通过考古发现，石峁遗址周围方圆几十公里内也围绕着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遗址。可以确认，商人无论人口还是城邑面积都是极其有限的，以渔猎商业交换为主，农业生产只是初级水平，发展相对滞后，和关中的周人发达的农耕文明不可同日而语。西周王朝的建立，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新纪元，使我们中国人具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西周王朝面积广阔，文化繁荣，把周代称为“王朝”是名副其实的，“大邑商”只能部落城邦而已。
接着解释“唯王五祀”，这一年应该是武王伐纣后的第14个年头，假如周灭商那年周成王9岁；2年后武王去世，成王11岁；7年后周公还政成王，成王正式加冕登基，这年成王18岁；“唯王五祀”这一年周成王应该是23岁，这时周公已经去世。这一年也是周成王正式从周原迁居成周镐京，开启自己的亲政岁月。所以这一年在新落成的镐京宗庙大室举行的祭祀武王的大典异常隆重。宗室小子“何”也有幸聆听了已经成年的成王的教诲。最后我们来解读铭文中的“中国”一词。
周朝自称华夏，以关中为中心，把华夏周围四方的敌对部落，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
《礼记王制》：“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春秋中叶以后，狄与戎在地域上有明显的不同，但整个春秋时代，乃至战国中叶以前，戎狄仍往往混称，有些部落仍兼有戎与狄两种称号。这种情况以及春秋北狄诸部的姓族，陕北、山西、河北诸地的戎狄文化遗存，都说明春秋时期的戎与狄只是地域分布有明显区分，族类却比较接近。据《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记载自泰伯开始勾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始终与周部落联系不断，即“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关中。由此可见，吴国的繁荣强盛，甚至最终寿梦称王，均与周王室的扶持有一定的关系。“泰伯奔吴”发生之时，殷商刚刚经历“武丁复兴”，古公亶父着手振兴周部落，为周代殷商提前布局，以泰伯、仲雍开拓荆蛮，不但可以令周部落多一个生存之地，还可以让“兴周”的姬昌成为首领。
《诗经•大雅•民劳》是召伯虎的名篇，诗中多次出现“中国”二字。“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这段《大雅•民劳》的大概意思就是关中的民众劳作实在太辛苦，国人衷心爱戴君王，君王应该爱惜京师的百姓，安抚四方。诗中的“京师”指的就是西周都城“镐京”；诗中的“中国”指的就是关中地区周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就是“王畿”，相对于四方诸侯国而言。
在宗周周原，最早出现了所谓的“国人”“野人”的记载。“中国”的文化概念的确立开始于西周王朝的肇基，开启于华夏大一统的分封，王朝中心一直在关中，在都城镐京。“中国”一词最早指的就是“国都”或者“中央城邦”。在夏商部落文明时代，处于关东地区东夷文化圈的殷商只是一地域性的部落城邦，还没有形成“中国”概念的文化土壤。现在有学者认为洛阳是“最初的中国”是缺乏历史文化依据的。洛阳的兴起缘起周灭商，出于管理殷徒和分封的需要，周王朝在雒河边的滩涂之上建立一个兵站，起初的名字叫“新邑”，或者叫“新邑雒”，就是一个新建的城邑而已，直到平王东迁，才成为了东周的一个流亡小朝廷。
通过考古和古籍可以确认，西周王朝的都城只有一个，就是镐京。牵强附会说“雒邑”是西周王朝的都城是不道德的。洛阳的历史开启于武王伐纣，现在有人说洛阳是夏商王朝的都城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最早中国”的概念萌芽于周原，形成于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何尊铭文的正确翻译应该为：成王初次亲政，来到成周居住，并在天室祭祀武王，祈求赐福。在四月丙戌日，成王在宗庙的大室里告诫同宗的年轻人何说：“你们已经去世的先父当初能够辅佐文王，于是文王承受了灭商的天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之后，就在庙庭告祭上天，说道：‘我将居住在这中央城邦，从此治理人民’。你们这些年轻人虽然没有见识，但要效法你们先父公氏，像他们那样有大功于上天。你们要通晓我的命令恭敬地祭献你们的先父吧！”王有礼有德，顺从天意，开导了我的愚钝。这是王的全部诰词。何被王赐予贝三十朋，用来作了祭祀庾公的贵重礼器。祭祀的时间是成王登基的第五年。
这是成王五年，“成周”镐京的“京室”落成，成王由岐阳“宗周”迁宅于此，成王祭祀武王时，对宗族小子“何”的一段训诰鼓励，“何”将此事用青铜器铭文记述以作纪念。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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