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3期，原文标题《通往参战之路：北洋政府的危机与转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1918年11月13日，在西什库天主堂出席终战庆典的“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梁士诒（中）。绰号“梁财神
27岁这一年，伍朝枢终于体会到了父亲伍廷芳在前清时代为李鸿章参谋外事谈判时的心理感受：沮丧，苦恼，但又不得不为之。更令他郁闷的是，抛出这道难题的，正是19年前令父亲名誉蒙羞的同一个国家。
时间是1914年9月2日深夜，中华民国政府的8位内阁总长，政事堂国务卿（国务总理）徐世昌和左右丞、副总统黎元洪，总统府内史监（秘书长）阮忠枢，税务处督办梁士诒以及几位书记官围坐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的澄怀堂办公室，焦虑地等待着大总统袁世凯的问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年纪在50岁左右，早在前清时代就已经身居高位并且彼此熟识，但对如此棘手的情形依旧一筹莫展。或许是考虑到僚属们的困境，三位年纪尚轻但通晓国际事务的政事堂参议被紧急召来，安排在会议桌的下首，以便随时提供咨询。他们是33岁的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安徽人金邦平，26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担任过大总统英文秘书的顾维钧，以及前清驻美公使伍廷芳之子、剑桥大学法学硕士和英国法学协会会员伍朝枢，分别对应与中国外交关联最为紧密的日、美、英三国。回想1895年，伍廷芳曾经以中国代表团一等参赞的身份随李鸿章赴日，亲身参与了耻辱性的《马关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这位毕生自豪于自己的法律专业主义、此时正在上海安然过寓公生活的老人并不曾料想到，当年困扰过自己的日本威胁，时隔不到20年便再次逼近了下一代中国人。
身材矮小壮硕的袁世凯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当天传来的突发消息：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通报，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先头部队已于9月1日深夜在山东半岛北部的龙口登陆，对德国在华的海军基地胶州湾租借地展开包抄进攻。日方同时还暗示，基于军事行动需要，将对德方控制的胶济铁路全线以及不属于德国租借地的济南实施占领。尽管自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以来，战端骤开的可能性便已出现在中国政府要人们的预期内，但日方竟早于事前公布的最后期限9月15日展开军事行动，并公然无视中国政府在8月6日照会的《局外中立条规24条》，在胶州湾以外的龙口地区实施入侵，依旧令众人感到猝不及防。作为专业人士，顾维钧和伍朝枢给出了基于国际法准则的反馈意见：既然中国已经决心对欧洲大战置身世外、严守中立，就必须以严厉的姿态应对日方破坏中立的行径。中方应立即向山东半岛调兵，坚决抵制日军肆无忌惮的侵入。
然而这毕竟只是年轻书生的热血之见。几分钟后，陆军总长段祺瑞就给出了令人沮丧的答复：受装备差距,弹药匮乏和后勤、运输能力不足所限，即使中国军队在山东只部署最低限度的正面防御，也仅能抵挡日军约48小时，随后便难以为继。届时中日双方已处在准战争状态，局面将更不易收梢。袁世凯的亲家、外交总长孙宝琦则以沉默给出了暗示：对如何处理“武力保卫中立”这一无任何先例可循的命题，他本人全无头绪。长久的沉默之后，仍是袁世凯本人做出了一锤定音的决定：效仿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的旧例，将胶济铁路潍县车站以东，龙口、莱州以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划为日德两国“交战区”，撤出驻扎在其间的中国驻军，潍县以西则仍为中国中立区。9月3日，此项决定被通报给了在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节。
当年日俄战争爆发之时，袁世凯已是权倾朝野的清廷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统领全国大半新式军队。他当然知晓：所谓“局外中立”的安排，从一开始起就是废纸一张。日俄双方实际的冲突范围，很快就突破了清廷划定的“交战区”边界；双方强征中国民夫、捣毁中方民政机关、劫掠财富以及残害平民之举，更是贯穿于战争始终。以此类推，指望以一项事后追认的声明限制1914年的日军在山东的行动，不过是自欺欺人之举。事实也的确如此：9月25日日军占领潍县车站之后，并未即时东进、尽快攻下德军盘踞的青岛和胶州湾，而是继续发兵西扰，将青州、济南等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和周边矿山、公路一概收入囊中，甚至设立临时管理机构，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准殖民统治。当年11月青岛被最终攻克之后，中方向日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鉴于战事已毕、“交战区”在事实上丧失效力，日方应尽快安排从山东撤军。但对方完全不予理睬。
继续推进一项明知无法奏效的外交政策，反映的是袁世凯此际万般纠结的心理状态。他曾经悲观地告诉顾维钧，尽管国际法的“理”似乎指出了中国在奉行中立政策时本应享有的权利，但亚洲大局的“势”和中国本身缺乏“力”的困境迫使政府只能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向日本的胁迫低头。另一项不便启齿的原因是：在扑灭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并颁行了新的《中华民国约法》之后，袁世凯本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尽早实现“改变国体”、帝制自为的内政问题上，殊不愿这一良机为外交上的纷扰所阻断。顾维钧日后回忆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既然在国体问题上的倾向已经愈发复古，则在外交事务上对前清萧规曹随，在袁氏眼中也就不再成为大问题。
但并非所有人都怀抱类似的看法。就在日军占领青岛之后不久，参加了9月2日中南海会议的伍朝枢、梁士诒以及前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乎同时萌生出了交结英国和其他协约国要角,以化解来自日本的安全压力的想法。驻美公使夏偕复则建议中国以中立之身调停欧洲战事，通过缔造新的和平来改善自己的外部处境。通过使中国问题由中日双边架构变为国际化，特别是借由欧洲大战的时势、实现中国外交局面的改观，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外交家的共识，并着手付诸实施。尽管此时距离中国实际参战，还有整整两年半的间隔。
1955年11月2日，一名6岁女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墓地悼念安葬于其中的“一战”战殁者。十字架上
神父外长的课题即使是在百事一新、异象频生的民国政坛上，陆徵祥依然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奇人。作为平民家庭出身的外交干才，他的道德观念和行事法则曾颇受身为新教传教士的父亲的影响。40岁那年，陆徵祥改宗罗马天主教，嗣后虔诚之心愈发炽烈，最终竟在57岁的盛年退出政坛，以比利时天主教本笃会神父的身份在异域度过了余生。他也是清末外交官中最早与欧洲女性缔结新式婚姻的少数几人之一，通晓俄、法两门外语。这样一位背景特殊的人士，得以在清末民初的政坛崭露头角，正是此际中国日益与世界接轨的缩影。
晚年的陆徵祥反思平生功过，曾经留下过一句振聋发聩的遗教：“弱国无外交。”不可谓不沉痛。但在他本人亲历的大部分政治活动中，恰恰是要为中国这一弱国谋外交，以外交策略的得分弥补中国军事、经济硬实力上的缺陷。庚子之变前后，陆徵祥曾随前清洋务重臣许景澄、杨儒办理对俄外交，深知中国边疆危机之险恶与盲目排外之无益，更对清末新旧混杂、外交决策完全系于个人之身的旧体制抱有极深的个人看法。辛亥革命之后，南北两政府于1912年实现合并，袁世凯有意延揽一位与同盟会素无渊源、又能外于官场老迈恶习的新人物出掌外交部。陆徵祥遂从驻俄国公使任内被召回北京，成为北洋政府外交事务的主要掌舵者。
作为北京官场中的外来者，陆徵祥的最大贡献，在于迅速实现了中国外交系统的专业化和独立化。归国之前，他即正告袁世凯：在他本人主持外交部期间，既不向其他部会推荐官员候选人，也拒不接受其他部会对人事安排的置喙。1912年10月他上任后不久，即参考法国制度草拟了《外交部组织章程》，设立一厅四室的固定编制，将全部在京办事人员压缩到100人以下。在选拔和任命新官员时，他要求对候选人进行严格的考试，不以籍贯为依据，原则上要求至少通晓一门外语。前清时代，驻外使节大多加有钦差衔，可直接向皇帝上奏，对使馆事务也近乎一人包办。而陆徵祥要求将所有驻外使领馆人员逐步替换为专业外交人员，仅对总长负责，组建了一套责任明确、人员精干的职业外交家班底。整个外交部系统除去总长为特任官，须随内阁更迭变换人选外，其余次长、参事、公使、领事等皆为简任官，职务变化不甚频繁。这使得外交官群体在民国初年变动频仍的政局中，始终得以保持稳定，能够持之以恒地推行为中国争取平等地位的外部目标。
陆徵祥晚年曾感慨：“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绝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为一时的‘变态’。我那时培植60余青年，我绝不用私人，只选择青年培植，希望造成一专业外交人才。”在1912～1920年他执掌外交部期间，外交系统办事人员具有留学经历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前清遗留的老迈庶务人员则被大刀阔斧地裁汰。伍朝枢、顾维钧等年轻留学生能以未及而立之身与闻机要，参与最高决策，与陆徵祥的倡导关联甚大。甚至到1928年北伐结束之后，北洋时代的外交官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南京政府所留用。
此举当然不是为了自矜己才，而是鼎革之际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复杂性使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英俄两国乘机策动西藏和外蒙古谋求独立。在随后展开的关乎宗主权（外蒙古）和边界划定（西藏）的一系列谈判中，痛感前清遗留的条约体系淆乱不堪，在观念和细节上都存在莫大的差池。有鉴于此，陆徵祥在外交部设立了“条约研究会”和参事室，延揽一批常备的国际法人才，细致研究前清遗留条约的漏洞和国际法学界的新动向，以为最高决策提供咨询。1912年12月，外交部还组建了定期集中议事的“保和会准备会”，名义上是为派团出席1915年第三届海牙和平会议（当时称“保和会”，后因大战爆发而取消）做前期筹划，实则已经开始整理基于中国本身利益诉求的国际法提案，希望借助未来的大会予以公开和实现。
1919年6月3日，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在北京街头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与“一战”关系研究专家徐国琦认为：在1914年前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外交才俊、言论精英、工商业人士以及知识分子思考群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群体”。他们秉持一种建立在世界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理念，对旧文化、旧秩序和旧的国家认同发起了公开挑战，希望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也是这个群体，最早觉知到了世界大战为中国提供的潜在机会——1914年8月17日，外交部秘书刘符诚就青岛战事问题前往东交民巷拜会法国公使康悌（Alexandre-Robert Conty），后者提及：待将来战事平定，各国必有一大会议，届时中国应设法取得列席资格，如此方可使本国问题不由外人决断。
康悌所透露的关于战后和会的消息，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群体”第一次窥见国际秩序即将迎来决定性的重构。伍朝枢率先就此发声，11月7日，他向袁世凯呈上说帖，建议中国拒绝单独与日本就山东问题展开谈判，而要将协约国领袖之一英国拉入其中，举行中英日三方交涉。如若不遂，亦可将中日争端付诸战后召开的“国际公会”，借他国之力来挽回损失。10月31日，陆徵祥在保和会准备会第52次会议上提出：日本以武力夺取德国在华租借地，属于国际法上并无先例的新问题。鉴于战后和会必就此争端做出裁决，中国应当尽快着手研究既有法条并撰写相关论文，以为合法收回山东主权做出准备。然而短短两个月之后，这位神父外长就开始缺席随后的讨论，因为袁世凯给他安排了一项一言难尽的新工作——主持对日双边谈判。
日本想要什么？如果说中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在大战之初觉察到的还只是全球权势体系发生剧变的模糊可能性，那么日本的高层决策者，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则远为明确和坚决。开战前夕，日本由于常年维持海陆并举的扩军态势，国家财政已经濒临破产，政府内部各派阀之间的矛盾也急剧激化。战争的爆发使“大陆政策”的鼓吹者不禁欢呼“天佑”已经到来，前外务大臣井上馨侯爵投书给大隈重信首相，兴奋地表示：“时局的发展将为日本与欧美列强并行提携、世界问题无法将日本置于度外奠定基础。日本应当立即举国一致，停止政争，和英法俄联合起来，确立在东洋的利权。”1914年8月15日，日本外务省援引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相关条款，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日本和中国水域内的德国军舰以及一切武装船只立即缴械，并在9月15日之前将胶洲湾租借地移交给日本。8月23日，日本政府以未收到答复为由，正式对德宣战。
1901年《辛丑条约》生效之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大致形成了均势。嗣后日本虽然通过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取得了局部优势，但因为此役未能获得赔款，直接收益要少于中日甲午战争，故始终耿耿于怀。而大战的爆发不仅使欧洲各国的商业和军事力量就此远离中国，还迫使英法两国直接向日本求援，呼吁日本派海军到地中海参战以应对德国潜艇战的威胁，并为协约国建造驱逐舰。不仅如此，英国和澳大利亚还默许日本舰队驶入中太平洋，占领了此前为德国控制的诸多岛礁。在国际形势极其有利的情况下，日本决心以协约国集团为依托，利用中国虽宣布中立却无力自卫的弱点，实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独占东亚的目标。
日本对德宣战之初，德国驻华公使冯·马尔灿（Ago von Maltzan）男爵一度提出将胶州湾租借地交还给中国。日本驻天津领事小幡酉吉闻讯竟警告中方不得接收，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自行破坏中立”。鉴于驻青岛和胶州湾的德军总数仅有不到4000人，反击能力微乎其微，入侵山东的3万多名日军首先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来完成对胶济铁路西段以及沿线主要城市的占领，随后才在1914年10月31日正式发动了对青岛的全面进攻。11月7日，德国总督迈耶-瓦尔代克海军上校宣布投降。日方随后拒绝了中国政府要求收容德军俘虏和收回胶济铁路的动议，接收了其占领区内的大部分德国企业，并将在山东的军事存在变为长期化。
即使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对山东的控制，日本政府仍未掉以轻心。和中方一样，日本深知胶州湾的最终归属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必定再起争执；要使这种占领能够合法化，最佳选择是与中方举行双边谈判，利用中国尚未正式参战的有利时间窗，提前完成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控制中国的布局。而袁世凯愈演愈烈的称帝企图，给这一阴谋提供了新的机会。1914年8月底，新上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登门拜访袁世凯，直截了当地表示：“做皇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最重要的关键是，中国政府应当向日本人民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善意，这样才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情与支持。”1915年1月18日，在东京获得外务省面授机宜的日置益越过中国外交部，直接与袁世凯本人联络，当面宣称：“日本政府希望中日悬案能早日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亲善关系能日益加强，更希望大总统能高升一步。”旋即抛出了一份事无巨细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1935年青岛街头一景。“一战”爆发后，日本出兵占领原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海军基地，直至1922年底方
“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与日俄战争之后日方强迫朝鲜签署的《乙未条约》极度类似。它不仅要求把日本在山东和中国东北的经济、交通权益予以永久化，还企图插手中国内陆矿产开发权和筑路权的归属，以及沿海口岸和岛屿的开放。在军事上，它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向日本采购军火，并不得向其他国家让渡类似的权利。倘若中方予以全盘接受，由《辛丑条约》奠定的列强共管体制将被彻底颠覆，变为日本的一家独大。即使是醉心于帝制的袁世凯，考虑到条约内文公布可能对政府威信造成毁灭性打击，也未敢轻易应允。对日双边谈判随后再度由陆徵祥主持的外交部所主导，并持续了三个多月时间。
正是在围绕“二十一条”展开的中日谈判中，中国久未参战带来的弊端开始公开化。袁世凯企图玩弄由来已久的“以夷制夷”策略，通过秘密向英法美各国报章透露谈判的内容来营造舆论压力。但在日本已经公开参战并能为协约国提供现实支持，中方却游移不定的背景下，泄露“二十一条”的内容仅仅带来了欧美各国民间和新闻界的愤慨，对其最高决策的影响则相当有限。袁世凯多年的好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明确表示：英国至多能就内容最为密集的第五号要求向日本表示异议，但因为中国并为协约国阵营一员，不能指望日方给予中国以盟友级别的待遇。美国公使的反馈与之相仿。而日方虽然在国际压力和陆徵祥的拖延政策下，最终应允撤回第五号要求，但在逼迫中方接受最终条款一事上始终不松口。
1915年5月7日，日置益突然提出最后通牒，限定中方于5月9日下午6时以前接受删改之后的“二十一条”修改案，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8日上午，袁世凯手忙脚乱地在中南海春藕斋召开特别会议，向各部总长通报了谈判情况。当天中午，朱尔典到外交部办公楼与陆徵祥谈话，沮丧地表示：“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 Reinsch）也再三劝告陆徵祥，“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9日，中国政府正式决定接受日方通牒。5月25日，双方代表在中国外交部大楼正式完成了两份相关条约的签署。由于1915年为中华民国四年，故该条约也被合称为《中日民四条约》（以下简称《民四条约》）。袁世凯随后亲书两道手令给各省要员，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
若从最终结果看，《民四条约》相较“二十一条”的初始内容，删除了危害最大的第五号条件以及涉及华南、华中待开发权益的大部分条款，仅承认维持日本控制山东的现状，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主权损失也未到极其不堪的程度。但自客观效应看，它充分证明了在中国久未参战、欧美各国又无暇干预的背景下，北洋政府终将无法抵御日方意图独占中国的入侵。尽管《民四条约》的大部分内容随着战后东亚格局的变化最终遭到废止，但谈判的艰难过程已经显示：中国可用的反制手段已濒临枯竭，必须尽快另谋他途。
更何况，《民四条约》的签订并未使日本继续侵华的步伐稍微放缓。袁世凯原希望通过接受条约来稳住日本，为复辟帝制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孰料洪宪“帝国”刚刚出炉，日本政府即开始与南方反袁势力暗通款曲，并策动前清宗社党人、内蒙古马匪在东北境内大搞“满蒙独立”。不仅如此，日本还企图为其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争取国际承认，尤其是获得可能决定大战最终走向的区域外大国——美国的承认。1917年11月2日，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子爵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兰辛达成《兰辛—石井协定》，在名义上继续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的同时，默认“（中日）两国因为领土接近而给日本带来了特殊利益”，并承诺“不谋求剥夺友好国家人民或臣民在华的特殊利益”。长此以往，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终将被普遍接受。
“一战”期间曾多次与闻中日交涉的北洋政府国务院参事、驻美公使顾维钧。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据理力
两位梁先生关于两位同为广东人的民初政治要角梁士诒和梁启超，时人掌故笔记《旧京琐记》中曾录有一段妙趣横生的传闻：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士诒在京师应清末唯一一期“经济特科”试，考中一等第一名。孰料有小人向慈禧太后进谗言，称梁士诒之名兼有“梁启超之头，康祖诒（康有为）之足”，籍贯又系广东，必为乱党无疑。梁士诒因此落榜，连夜逃往香港。此说流传甚广，但实为不确：三水人梁士诒早在1894年即已考中科举殿试二甲进士第15名，本不缺功名出身。1903年的“经济特科”属于加试性质，不中亦不足为忧，连夜出逃更属无稽之谈。若论仕途经济，这位原籍三水的梁先生，远比来自新会的“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先生来得顺畅。前清末年，他得袁世凯之助，接替盛宣怀出掌全国铁路系统以及交通银行，时人呼为“梁财神”。进入民国，梁士诒继续为袁世凯所信用，一度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又得到“小总统”的别号。
两位梁先生虽彼此相识，仕途交集却不多。但在1914～1917年，他们曾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参战的鼓吹者，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当“二十一条”交涉临近尾声之际，中国参战的迫切性已经呼之欲出。从外交主事者陆徵祥到年轻一辈的伍朝枢、顾维钧，均以为不加入协约国集团，不足以改善中国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的国际空间。然而以袁世凯思慕帝制的渴求心理，在《民四条约》订立之后，已无暇再顾及外交事务。唯独梁士诒能凭借其双重身份——既是袁氏复辟帝制的谋主之一，在前清时代又曾经参与对英国的外事谈判——对袁世凯有所进谏，并以隐身于后台的参谋角色，充当在中英之间交换高层看法的中介人。
1915年6月，就在《民四条约》签字之后一周，梁士诒找到旧相识朱尔典，主动提出：从减少牺牲的角度起见，协约国不必继续僵持在已成对峙之势的西线，而应取迂回之策，经地中海攻击中欧集团中力量最弱的土耳其，与东线的俄军在高加索实现会师。前一年夏天，英国曾经派出重兵强攻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加里波利半岛，但被守军顽强击退，伤亡达20余万之众，短期内无力再战。现中国愿意自备半数武器弹药，派30万大军至欧洲，在英国指挥下恢复对土耳其战线的进攻。条件只须英方承诺在战后召开和会时支持中国的主张。朱尔典担心此举会触怒刚刚在“二十一条”交涉中自认为吃亏甚大的日本，加之英军将领始终怀疑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此项动议未能成行。不过仅仅4个月之后，梁士诒再度展现出长袖善舞的才干：1915年夏天，俄国在波兰战线遭遇惨败，继续补充军火以编练新兵。中国自晚清时代起，即引入欧洲技术兴建兵工厂，所产枪支弹药恰好能满足俄方的需求，但在“严守中立”的名义下无法对外出口。机敏的梁士诒遂委托海军运输舰将1万支步枪和750万发子弹分批运至英属香港，由当地英国驻军付款接收，再辗转运交俄方。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在实际介入大战之前，即已成为协约国的军火供应商之一，双方具备了共同利益。
1915年11月，梁士诒再度开始运作中国参战一事。当时袁世凯帝制已是箭在弦上，昔日曾允诺乐见其成的日本政府却食言而肥，联合英美俄三国使节共同向北洋政府施压，要求暂缓变更国体、以免造成内战。梁士诒决意反其道而行，以日置益过去对袁氏的承诺为凭据，要求日方支持中国立即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奥宣战。根据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相关规定，日本若要和第三国缔结军事同盟，需要事先征求英方的意见。而朱尔典和梁士诒在实现中国参战一事上已有共识；一旦日方将计划亮明，英国将以协约国领袖的身份将中国置于政治和外交保护之下。如此一来，日方将不得再向中方施加压力，袁世凯的复辟也可告成。
然而现实总比理想来得残酷。正当梁士诒“极力运动中国政府”，并暗示英法等国“不能以此虚体面让予日本”之时，日本外务省已经通过其无孔不入的电讯网和情报系统，捕捉到了中英两国密谈的蛛丝马迹。11月中旬，日置益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朱尔典企图置英日同盟于不顾，单方面招揽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此时正值德国海军将4艘潜艇送入地中海，协约国在欧洲的海上运输压力再度上升，重新生出了要求日本派舰队助战的迫切渴望。与这种现实需求相比，羸弱的中国参战可能带来的收益不免相形见绌。于是，英国外交部最终做出了否认推动中国参战的声明。朱尔典不禁哀叹：“我们简直犹如一群被日本操控的傀儡。”
随着第二次推动中国参战一事中途夭折，梁士诒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已经临近尾声。袁世凯复辟失败之后，他作为“帝制首恶”被国民政府明令通缉，真的踏上了流亡香港之路。不过到了1918年，通过疏通段祺瑞的关系，梁士诒得以复出，不仅如愿列席中国作为大战胜利国的庆典，还提出了重整全国铁路与银行系统、复兴战后中国的方案。也是在那一时节，他和早有交往，但关系若即若离的另一位梁先生重新恢复了往来。
不仅如此，梁士诒对中国参战的最直接贡献，是在1916年促成了“以工代兵”计划的实现。在协约国集团陷于西线消耗战之中，紧缺工程、后勤与服务人员的背景下，梁士诒促成了英法两国在威海卫和上海招募中国青年壮劳力，组成中国劳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前往欧洲参战。到1918年为止，累计有大约10万名中国劳工进入英军后勤单位服役，4万人进入法军单位（其中约1万人转调美国），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熟练的工程兵、军工技术人员甚至坦克修理技师。有2000多名劳工在赴欧途中或战场上受伤、患病而死，约3000人最终在法国定居。他们不仅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实际贡献，还开拓了普通中国人的眼界。
相比梁士诒在列强之间合纵连横的实绩，游走于政学两界的梁启超，最初仅以民间建言者和舆论动员者的身份发挥作用。1914年战端甫一开启，他便以为13岁的儿子梁思成解读时局为名，撰写了一部200页的小册子《欧洲战役史论》。在该书中，梁启超极言“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凡各国家、各民族皆不得独善其身，中国亦不能例外。根据他的分析，两大交战集团的整体实力对比决定了德奥必败、协约国必胜，此恰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倘使中国能审时度势，加入协约国一侧，并对最终胜利有所助益，必能有效恢复自晚清以来一再失落的国家权益。但单是站对阵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借此努力，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完成财政自立、完善国家组织、改良政体以及普及教育等国家复兴的整体布局，特别是扫荡污浊不堪的政坛风气。“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
从这层意义上说，“一战”初期的梁启超与20多年后鼓吹“抗战建国”的新一代中国人一样，看到了战争可能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的精神和组织资源。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人文类刊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最初对此同样持赞成态度，并认为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以为新中国的社会基础。区别仅仅在于，随着战事的日益延长，年纪较长如杜亚泉者开始生出一种偏执的自信，认定西洋文明终究无法避免自我斗争与自我毁灭，这正是中土“国有文明”复兴的良机。而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陈独秀、刘文典等激进知识分子，愿意更加彻底地拥抱民族主义、现代军工科技以及黑格尔历史哲学，认定这场世界大战正是黑格尔笔下的“世界法庭”；文明的优与劣、先进与落后，将由战争的最终结果做出评判。两种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思想战”，已经为嗣后的新文化运动埋下了某种伏笔。而最初的民族主义者，待其热望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遭遇重创之后，将会进一步转向更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寻求答案。
但梁启超绝不仅仅是一位宣传家。在1917年的某个时刻，他也将以政治家的身份隆重登场。
1918年11月13日，在西什库天主堂前出席终战庆典的北洋政府官员与各国驻华使节。由左至右依次为：外
参战招来了皇帝梁士诒的两次参战提议打通了英国关系，“以工代兵”的操作则使法国成为中国的事实盟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与中国同样具有千丝万缕羁绊的国家——美国，成为了中国在寻求参战道路上的新伙伴。
中美之间就参战问题产生的互动，始于1914年驻美公使夏偕复主动提议威尔逊政府邀请中国参与调停欧洲的个人举动。这一动议之所以未能实现，固然是由于北京政府痛感自身实力不足，且顾忌日本的态度，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冷淡亦不无关联。1914年8月4日，即中国发布中立宣言的第二天，美国也宣布不会插手欧洲战事，“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这当然不是因为威尔逊对恢复和平毫无兴趣；相反，主要是因为他对和平的道德理想期待过高。1916年10月，这位总统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战火正在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合众国却远离当前的冲突，这不是因为它不感兴趣，更不是因为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它希望扮演一种前所未见的新角色。”
为了给这种新角色注入内涵，1915～1916年，威尔逊派自己多年的竞选顾问和私人幕僚爱德华·豪斯（Edward M. House）以特使身份前往欧洲，与英、德、法各国政府代表做直接接触。在归国途中，豪斯得出了一项惊人的结论：爆发战争的根源不是武力行为本身，而是由于欧洲诸国秉持一种完全错误的政治观念。他们将国家间均势视为和平的基石，却没有看到被理论化的均势所扭曲的人性。真正的“永久和平”应当建立在普遍民主、集体安全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在这三项原则指导下，世界各国可以结成一个类似议会的共同体，按照白纸黑字的法条去判断国与国关系的是非曲直，并一致惩戒违规者，如此和平便可长存。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无须胜利的和平”的演说，阐述了美国政府对战后和平的设想——缔造一种无所谓谁胜谁负的和平，不以旧式的领土兼并和金钱赔偿作为尺度，只关心冲突本身的是非曲直，惩戒作恶者，并对潜在的冲突因素进行疏导。这一宏伟理想在欧洲收获的满是嘲讽和挖苦，在中国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对保和会准备会里的那些知识分子型外交官来说，威尔逊所描绘的图景，与他们长期受感染的海牙和平精神如出一辙。而威尔逊对各民族间平等地位乃至新型和平的强调，更使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们认定山东问题有望在公平、公正的战后国际环境中获得解决。中美两国间的接触遂日渐频繁。
1917年2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伦敦向美国驻英大使佩奇展示了一份情报机关截获的德国外交电报。电报内容显示：德国不仅决定在整个大西洋范围内实施无限制潜艇战，而且正在秘密联络墨西哥当局，企图对美国本土发动偷袭。这份“齐默尔曼电报”将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中欧强国的愤怒推向了高潮。威尔逊政府正式启动了参战的准备工作，并通过驻华公使芮恩施知会中国外交部：若中国选择与美方步调一致，对德奥宣战并废止此前的一切中德条约，德国对胶州湾的租借将从法理上归于无效，日本对山东的占领也将成为非法行为。如此一来，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将有充分的道义和法理基础去收回山东主权。
1917年4月2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立即对德宣战
话虽如此，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派别间引发的却是迥异的反响。袁世凯在1916年暴毙之后，共和体制得以恢复。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承了国家元首之位，旋即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而新任副总统、直系军阀领袖冯国璋与国务总理兼参谋总长、皖系军阀领袖段祺瑞各以几省督军为凭靠，与总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股力量之中，以段祺瑞对参战问题态度最为坚决，这不仅是因为他从政治盟友梁启超那里接受了以战争为契机、实现国家改造的理念，更因为他意图借参战编练一支新军，彻底扫荡自反袁护国战争以来形成事实割据状态的西南各省，实现他心目中带有复古色彩的“武力统一全国”的目标。
然而被段祺瑞作为过渡人物抬出来的黎元洪并不甘心成为傀儡。他以原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议员组建的宪政商榷会作为依托，与总理争权，形成府院（总统府与国务院）对峙、两虎恶斗之势。经过一番明枪暗箭，1917年3月11日，参议院审核通过了与德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议；但在对德正式宣战以及组建参战部队的问题上，府院之间再度形成僵局。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宣布将会先改组内阁，再召集国会正式讨论宣战问题。但他也深知，若无掌握各省武力的督军团的认可，国是势必难以为继。因此在逐走段祺瑞之后，黎氏竟引火上身，向督军团会议盟主、长江巡阅使张勋求援。后者素有恢复帝制的念想，此时乘机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并领兵进京。7月1日，张勋扶植清帝溥仪复位，史称“丁巳复辟”。
张勋的倒行逆施之举，令黎段两人都大感意外。但段祺瑞毕竟身为军人，反应极为敏捷。张勋复辟不过两日，他就赶到位于天津马厂的北洋陆军第8师师部，宣布组建“讨逆军”，向北京挺进。梁启超为段氏起草了反对复辟的通电，并手书一联，悬挂于军旗之下：“上将军段祺瑞，讨叛国逆张勋。”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天坛和皇城，溥仪再度退位，段祺瑞则在两天后自行宣布复行总理之职，并以梁启超所属的研究系官僚为班底，组建了新的内阁。冯国璋则以代理身份继任为大总统，并在参战问题上与段祺瑞达成了一致。1917年8月14日，冯国璋发表《大总统布告》，声明自当天上午10时起，正式与德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五色旗驱逐三色旗对自1914年8月以来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状态的在华德国外交人员、陆海军官兵乃至侨民来说，宣战既是终结，也是解脱。自1917年3月16日起，已经陆续有中国警察开入天津、汉口德国租界，占领其中的领事馆、兵营和警署，降下德方的三色国旗，升起中华民国五色旗。8月14日宣战令下达之后，北京、塘沽、秦皇岛等地的德国兵营也被中国驻军占领，德军官兵在解除武装后被收容至几处管理所，等待战后遣返。
3月中旬中方对德奥两国断交之后，战时滞留在中国港口和内河的11艘德奥商船被中国海军扣押，并在8月14日正式升起了五色旗。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获得来自敌对国的战利舰船。负责接收这批商船的是刚刚从欧洲考察归来的陈绍宽少校，他后来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总司令。被临时拘禁在南京下关江面的原德国东亚舰队内河炮舰“水獭”号与“祖国”号则有着更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它们被中国海军重新命名为“利捷”号和“利绥”号，编入第二舰队序列。1919年7月，作为战后恢复东北主权行动的一部分，北京政府派这两艘战利舰和另一艘炮舰“江亨”号结伴北上，驶入长期为沙俄独占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航道。这是19世纪以来第一次有中国军舰抵达遥远的海参崴和庙街，也是民国时代最后一次。
比有形的收获意义更加深远的是无形的胜利果实。自中国对德奥宣战之日起，两国自清末以来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连同德奥两国借助列强“一体均沾”规则获得的其他权益，悉数遭到废止。到稍晚的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与德奥两国基于平等原则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和贸易条约，终于实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重要的外交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耻辱性的财政损失——庚子赔款，也随着中国成为“一战”胜利国，在事实上停止了支付。对德奥两国的赔款自双方宣战之日起即不再赔付，革命之后的俄国则主动放弃了赔款要求。而协约国各成员国从20年代中期开始，也陆续宣布将剩余赔款转作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资助或用于维持北京政府的财政稳定。实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赔款数额最终并未实际支付。
在胜利带来的喜悦和依旧光怪陆离的时局中，中国人的抵抗与彷徨仍在继续。为了完成“武力统一”之梦，复出的段祺瑞采纳梁启超的建议，不再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而是另起炉灶，选出了以皖系为依托的“安福国会”。他同时还授意陆徵祥曾经的副手曹汝霖与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幕僚西原龟三举行秘密谈判，以山东和东北的铁路、矿产、森林作为抵押，借得1.4亿日元的贷款。这笔巨款除去三分之二被用于稳定全国金融外，其余都用于装备一支3个师又5个混成旅的“参战军”。对此举大感不满的150余名旧国会议员离京南下，与叛离北京政府的海军第一舰队主力一同到达广州，组成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获得西南七省的响应，与北京政府相对峙。中国的南北内战由此重开，并一直延续到北伐结束。
1920年，即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拒不承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第二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下野。又过了两年，在远东政治的新要角美国的暗中支持下，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达成新协议，彻底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限期撤出山东并归还胶济铁路，同时一并废止不平等的《民四条约》。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比、意、荷、葡、中九国代表签订了基于多边原则的《九国公约》，公约声明：签字国家应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自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参考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徐国琦著；《中国“一战”参战记》，王戡著；《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马振犊、唐启华、蒋耘著；《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侯中军著；《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唐启华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唐启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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