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两度折戟，让北京政府修约的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自1924年开始，国内局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幸而让“废约运动”更进一步。
首先，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方面提出了明确的“废约主张”；其次，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订立《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废弃了中国与旧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孙中山应邀北上，大力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推动了废约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但是，当政的段祺瑞政府却没有及时抓住这一关键节点，推动废约，反而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废约目标“过于理想”，甚至授权外交总长沈瑞麟“声明尊重前政府与各国所订一切条约”。如果说段祺瑞政府的做法只是让爱国人士寒心，那么“五卅惨案”的发生，就是“激起千层浪”的那一粒石子。
段祺瑞
1925年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厂发现了一具童工的尸体，死者生前胸部曾遭受重击；工人们在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决定全体罢工。在经过上海总商会调停后，内外棉资方承诺不再打骂工人，算是勉强了事。
4月19日，青岛日商大康纱厂的4000余名工人为争取工会权利、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并散发《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内外棉等日商工厂工人积极响应，形成了全市日商纱厂工人的联合大罢工。
5月，多间日本纱厂以男工引发工潮为由，将所有男工解雇，结果引发了二十二家上海工厂的大罢工，上海总商会只能再次出面调停；就在准备复工之际，内外棉第八厂又一次开除了数十名工人。
上海大罢工
于是八名工人代表于5月15日再向内外棉资方交涉，内外棉第七厂的日籍资方人员与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工人顾正红发生争执，冲突下日籍资方人员开枪打死了顾正红，并造成七人受伤。工人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求助，也遭到逮捕。
5月24日，上海各界举行追悼顾正红大会。各大学学生组织演讲组，到租界各处宣传民族主义，反对外国在华势力。日本政府和山东、青岛军阀当局加紧联合镇压青岛工人运动。警察厅派出三千多名警察包围了大康纱厂，日本海军军舰甚至从旅顺等地开来，公开威胁工人和政府。对此，北洋政府决定采取“严厉手段”解决工潮。
5月29日，包围青岛内外棉纱厂的军警悍然向罢工工人开枪，厂内日本职员也开枪也工人射击，结果有八名工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七十多人被逮捕。
从5月28日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借此机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上海公共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游行的工人和学生数量达到了空前规模，与警察和日籍管理人员的冲突也进一步升级，被打死、打伤、逮捕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人。
中共方面对五卅惨案的发生迅速做出了反应：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组织全上海民众的罢工、罢市、罢课。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罢课、罢市。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直到八月中旬才逐渐平息。
五卅惨案的发生对国内民众的爱国运动的推动作用不可谓不大。先是中共在六月六日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最先提出了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斗争，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空前的全国性的废约运动。
五卅惨案
6月7日，广州革命政府也发表了类似主张。 随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案，以及在“沙基惨案”发生当天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提出 “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根本解决之方法，希望国民一致督责政府迅速实行”。
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北京政府于6月24日照会英、美等八国驻华公使，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希望“予以友谊之考量”。外交团经几次会议后，八国公使于9月4日照会北京政府，拒绝了修约要求。仅表示愿派代表参加关税特别会议，以及派专员来华调查司法。 实际上，北京政府是在全国的压力下提出修约要求的，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
列强回复照会之前，“政府对外交涉，只注重关税会议，修约一层，几已弃置不顾”。法国批准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后，北京政府即于8月18日照会各国，请派员参加拟定于10月26 日在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而未继续坚持修约的要求。
沙基惨案
在关税会议上，北京政府的态度倒还算强硬，从一开始便表明收回关税主权的坚定态度。会前，北京政府表示：“各国幸而承认关税自主，固所极端欢迎，倘不幸不予承认，亦决断然实行国定税则，决不少让”。会议中，中方代表王正廷表示：“如主权不能回复，则会议宁可不开，吾人尽有应付方针。”
考虑到当时的民众运动、国内舆论极为激烈，各国列强再三思索后不得不同意中方的要求，通过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条文。会上，中国代表并未束缚于华盛顿条约，不论是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方针，还是过渡期附加税率的主张，均跳出了这一藩蓠。不以既往的条约为依据，而这些，正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关键所在。
这一突破反映了北京政府废约意识的强化，体现了中国外交的进步，为此后的废约交涉提供了一次成功的案例。
王正廷
然而，尽管在“关税会议”上取得了胜利，但这并不能解决北京政府日益拮据的“财政困难”。于是在不久后，北京政府发布了三道大总统令：筹备关税自主；加征附加税；规定附加税的用途。就在其他国家还未对此表达异议的时候，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却跳出来反对，北京政府对此毫不手软，在当月月底就将安格联免职，并任命总税务司主任秘书易纨士暂行代理。
此举立刻遭到了列强们的反对。荷兰公使欧登科更是与英、法、美、日、意驻华公使，一同赴外交部抗议。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仍坚持原议。这件事闹到最后，结果是：兰普森同意易纨士接任新职，但建议安格联保留总税务的名义，改为离职一年，“以缓和他被革职在海外所造成的影响”。北京政府为打破僵局，也决定“予以接受”。
安格联
免去安格联总税务司之职，虽然挽杂着南北政治斗争的因素，但从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角度而言，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外籍税务司制度”本就是不平等条约下的产物，在这一制度下，中国的海关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国中之国”。
总税务司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特殊的一个职务，它不仅具有极大的独立性，而且中国政府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改动，而此次北京政府免其职务，可谓“自总税务司用客卿以来，未有之创举”。 这是中国冲破任用外籍税务司的相关条约规定的重要一步，也是英国为主的各国列强强烈反对的原因所在。
同时，这一“创举”又是对国人的废约斗争的巨大激励，“举国人心之愤慨已非一日，此次当局毅然罢免，无不痛快。” 一向懦弱的北京政府在该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气与决心确实难能可贵。
1926年4 月 16日，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华洛思，提出将该约“重新修改”，旧约期满失效，“并应缔结新约以代旧约”。起初，北京政府对于中比修约谈判，希望能以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并未打算采取“激烈”手段，但与此同时又担心遭到民众的反对，因此一直对外界保密。
当交涉情况逐渐被披露后，国内迅速掀起了要求废除中比条约（即中比通商条约）的浪潮。先是由旅比华侨于七月下旬集会呼吁“废约”，不久后便在国内掀起“废约”高潮。
胡惟德
十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发表文章，提出：“民族兴亡存废之关键，全在此类恶约之能否废除”，比约“如能废弃另订，则可为中国外交开一新纪元”。如不宣布失效，“则恶例一开，其他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可引为先例”，并主张届期应将中比商约宣布失效。号召“全国民众，急起监督政府，努力图之。”
此论一出，全国各界纷纷响应，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地方实力派军阀也全力发声，声援此次废约。而对于这些“大人物”的声音，北京政府是绝不敢轻易忽略的。但政府眼下面临的情形是，比利时方面一直迟迟没有答复，国内要求立即废约的声势却愈加浩大。就在“上层”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驻比大使王景岐在条约期满之日照会比利时政府，声明废约。
北京政府见此情形只好于11月6日照会比方表示“一八六五年中比条约终止”， 同时，外交部对外发表了《中比条约交涉终止宣言》，公布交涉过程，并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溯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即抱一种果决愿望，使中国在国际团体中，得与其他各国处于平等地位”。
中比条约的废除，无疑是近代中国“废约”运动的一大进步。但在中比交涉的背后，蕴含的仍是“弱国的无奈”。相较于比利时，北京政府与日、法等国的谈判不仅“很不顺利”，更没有达到“废约”的目的。
北京政府在选择废约对象时，仍要优先考虑在国力上不会对中国造成太大威胁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北京政府的悲哀，而这种“悲哀”不仅属于政府，属于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等才华横溢的外交官，更属于全体的中国人民。
也只有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的未来，我们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不受侵犯，同时让优秀的外交人才乃至各个领域的人才得以施展才华而不被埋没。
参考文献：
《国内政治对立与国权索回之争——五卅惨案发生后修约、废约主张新论》陈廷湘 王珍福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李育民
《中国外交关系略史》怀德（英）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刘彦
《顾维钧回忆录》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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