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编练新军，从天津“小站练兵”正式起家的。之所以说是“正式”，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一定的政治基础，并且还经历过一次弃文从武的人生抉择。
同那个时代所有士家子弟一样，袁世凯也曾寄希望于科举入仕，走过一段艰辛的科考之路。1876年秋，他首次应乡试，就遭到一瓢冷水，三年后再次应试，仍然是名落孙山。盛怒之下，他烧毁了以前所作的所有诗文，然后想到捐官。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借资入京，企图凭借朝廷父辈的老关系谋求一官半职。结果官没当上，却与挥金如土的王公贵胄的交往中用尽了盘缠，最后还是在徐世昌的资助下得以回乡。
为了实现仕宦梦，袁世凯并未就此罢休。他接着又南下潮州，到世交周馥手下当差。周馥很赏识他，写信将他推荐给李鸿章，可他估计李鸿章不会看上他这个既年轻有没有功名的后生小子，颇有自知之明地未当即北上，而是先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仍是碌碌无为，左思右想，最终决定去投奔袁家旧交吴长庆。在致家人的信中，他深思熟虑、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这虽然有点酸葡萄的味道，却真实地流露出他对科举八股的厌恶，反映了他投笔从戎，试图在军旅杀出一条致仕之路的决心。
袁世凯发迹之后，曾于1905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联合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终使这个害人误国的科举制度得以废除。据说，袁世凯此后经常提及此事，认为这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情，有大功于国家。
对于袁世凯的仕途来说，他投奔吴长庆这一步显然走得太对也太及时了，这是他起家的一个关键，他的政治生涯正是从此拉开序幕的，当年，他还仅仅22岁。
到了吴长庆军中以后，袁世凯对军队上的一切事情都特别有兴趣，处处留心，事事观察，且细心钻研有关操典和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比做文章要容易许多，于是渐渐地由外行变成了军事上的内行。
不过，袁世凯最终能起家军旅，和他善于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个性能力和素质又是紧密相关的。刚到吴长庆军中时，有一次军营放假，士兵们聚赌群殴，发展到彼此枪击的地步。当时，营官们都不在军营，如果不设法立即制止，骚乱扩大，将不好收拾。
袁世凯见此情景，灵机一动，立刻带上亲兵，假传吴长庆命令，迅速查明真相，将肇事者首犯就地正法，使事情马上平息，没有酿成更大的乱子。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以“专擅杀人”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夸奖他临机应变之能，并升他为营务处帮办。
1882年，吴长庆率军驰援朝鲜，应邀帮助朝鲜当局平定兵变。为了稳定局势，他受命诱捕当时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以还政于国王及闵妃集团。袁世凯在所摆的鸿门宴中大显身手，圆满地完成了用酒肉阻止李昰应卫队的任务，显示出机智敏捷的才干。
清政府捉住李昰应后将其送到大陆，关押在保定府。接着，在朝鲜国王的应允下，袁世凯又率部很快平定了兵变，还帮朝鲜编练了一支名为“镇抚军”的亲军，很受国王赏识。后来，朝鲜政府在汉城给他树了一块“功德碑”，以表彰他对稳定朝鲜政局所做的贡献。
正是因为如此，袁世凯得到了李鸿章的举荐，逐步升为正三品的“驻朝鲜总理通商事务大臣”，全面主持朝鲜政务多年。其间，他以“太上皇”自居，对朝鲜政局和中朝关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可以说，袁世凯在朝鲜的差事办的很漂亮，为李鸿章和淮军长了脸。此后，李鸿章对他一直很赏识，并于晚年向慈禧举荐，由他主持编练新军。也正是这支新军，给袁世凯争取了更大的政治资本，最终发展成北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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