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三圣：老子、墨子和孔子，是开创了中华文明真、善、美三个方面最初精神境界的伟人。
老子是中国第一个把真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尽管他只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而中华民族历史号称五千年，却惟一只在老子的著作中具有关于真理的最完备的表述。
只有他能说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样可为真假判断做出第一奠基的箴言。也只有他，敢于大胆地劝诫人们，包括一切统治者，“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令人非常遗憾，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说真话、讲真理的人全都已死绝，后来的中国人甚至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正是因此，中国历史上，直到今天，歌功颂德、自吹自擂的无耻之声不绝于耳，专事吹捧的人们有福了。汉代之后的儒家文人能把好话说尽，而专制统治者则能把坏事做绝，惟独苦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没有真理的世界即是如此。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把善（实用的）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中国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惟一只有在【墨经】之中可以找到关于逻辑的论述。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人类讲理的工具，只有讲理的人才需要有逻辑；不讲理，动辄使用暴力和诅咒来对待他人的人是根本不需要有逻辑的。
不仅如此，希望做好实事的人，比如工匠，也同样需要有逻辑，因为逻辑实际上也反映了物质世界、生命世界的规律。中国过去的儒家文人，既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做实事，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有逻辑，当然也根本不会去研究逻辑。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把美（好听的）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
说美好的话也是需要的，因为这反映了人类的理想和愿望。“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同”之世“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梦想等等，的确非常诱人。可惜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缺乏真实性，几乎是人们永远的愿望，或伪君子用来作自我表白的幌子。
可是孔子的确有他真正的价值，他的真价值在于，他为中华民族的家庭奠定了“亲亲尊尊”的私德。“孝悌忠恕”中的“孝”、“悌”二字，事实上构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几乎惟一的生存价值或生命意义。朱熹赞美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子比作阳光，较真起来，这不恰当。
阳光应是真理，用阳光来比喻老子或墨子还有点影子，但这二位实际上却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应有的作用，虽然这不怪他们本人，是后来的“独尊儒术”遮蔽了他们。我倒觉得把“夜”字改成“冬”字比较恰当。孔子的“孝为仁之本”的确在中国人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整个极权专制的社会中，到处充满着暴力、诈骗、谎言，世道冷酷，然而家庭中的“孝悌”所赋予中国人的亲情，却给予了中国人“相嘘以湿，相濡以沫。”的最后一点温暖。在漫长的中国中世纪中，中国人活一辈子，也不就只指望这一点点亲情的温暖吗？那种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的“赏心乐事”，真有那么“乐”吗？“洞房花烛夜”是人生的历程，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人类的精神追求，“金榜题名时”呢？“金榜题名”为谁题名？题的什么名？这样的“名”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有什么“真理”的价值？不过是做他人的鹰犬罢了。可怜的中国人，明明被极权统治者耍了，他还自以为“乐”哩。
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然而，就是这样一点可怜的乐趣，让中国人度过了两千多年。这明明是极其寒冷的“严冬”，而中国人正是靠了孔夫子所主张的“孝悌”的亲情给他们带来了一点点温暖，一点点生命的意义。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得感谢孔夫子，尊他为伟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冬。
”可惜，汉代以后的孔子的自命的继承人，汉儒、宋、明儒等等，他们把中国人的另外两项重大的生命意义给遮蔽了，这就是把老子所主张的真理（常道）的光明和墨子所主张的善（实）用的逻辑的价值给消灭了。
关于中国的三圣他们各自的价值，我的归纳如下：
老子是真圣，是真话真说的圣人，他的常道（真理）的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明，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现更大的哲学、科学的光明。
墨子是善圣，是实话实说的圣人，他的重实践的逻辑理论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惬意，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明更多科学、技术的价值。
孔子是美圣，是好话好说的圣人，他的重情感的仁爱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家庭内在亲情的温暖，也本可以促使我们去创造更丰富的艺术的温馨。
非常遗憾，汉代的“独尊儒术”之后，老子、墨子二圣归天，也即真圣、善圣二者趋于寂灭，独留美圣在人间，孤独的美圣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具木偶，丧失了一切作为“圣”的生气。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指出，不真，不善，不美。
缺乏真假判断和善恶判断的前提，美丑判断将一定会出现伪判断。正是因此，汉代的儒家变成了伪神学家，他们不能不借“天”来说话：“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宋、明代的儒家变成了伪哲学家，他们不能不借“理”来说话，而且“礼即理”，或“性即理”、“心即理”。
失去了老子的宇宙的“真”理，只有孔子的梦想的“仁义”，何来“理”？所以他们只能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僭称为“天理”。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完全可称为伪学的时代。这就是中国丧失了老子“真”圣和墨子“善”圣，而只惟一留下孔子“美”圣的必然的历史结局。
老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正的人，墨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实的人，孔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诚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同时做这三种人，他将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惜在中国，老子的真，墨子的善，在汉代之后尽皆丧失，惟独孔子的美，也只能变成伪美。
这很容易理解，做不成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必然也做不成真诚的人。
谁想做真诚的人，谁必死无疑。君不见历代有多少冤死的忠臣？即使近代，又有多少“真诚的人”中了“阳谋”，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
剩下的就只有，或者伪真诚，或者索性只干活吃饭做哑巴，做莫谈国事的“良民”。
说到底，我赞美三位圣人，但坚决反对“独尊儒术”，坚决否定汉代以后所有的打着儒学招牌的伪学家们的伪学，无论他是董仲舒，朱熹，还是王阳明。后面，我将具体来分析这些伪学之所以“伪”的根源。
1。 谈一谈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如何应对？
在本次次贷危机中，美国的房市和股市资产价格大幅度缩水，使人们手中的财富减少，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消费市场。一旦消费不足，一方面减少进口，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与本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又通过这些国家传递到另外一些国家。
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因素中，出口占很大的比重，约为60%，而对美国出口则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是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一方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一）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1、对美出口金额大幅下降
2008前半年，我国对美出口数量的增长大大高于出口金额的增长，这可从次贷危机发生后，尤其是美元大幅贬值，使得美国国民财富收缩，增加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减少了对高档次的耐用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使得中国对美在价值较低的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出口增长较快，而价值较高的耐用品和奢侈品的出口增长动力不足。
2、全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
从出口数量看，2008年1-6月，中国比上年同期增长8。44%，也明显低于2007年同期10。11%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原因很多，次贷危机产生的综合效应，导致外部市场需求不足，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3、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出口增长仍然强劲
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市场，相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出口增长仍然十分强劲。从出口数量的增长看，除北美地区以外，中国对其他各大区域的出口数量增长都低于出口金额的增长，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在增加，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但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增长却超过了出口金额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民财富下降，使得对中国低价值产品的生活必需品消费相对增多所致。
第一，次贷危机主要影响我国出口。
次贷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其中最主要是对出口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我国出口增长下降，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将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加。
其次，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
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现在我们国家头等的经济大事就是保增长，促就业。
最后，次贷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
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将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二）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出口的未来趋势判断
虽然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很多，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政策和环境变化的因素，但在对其他地区出口增速回落并不明显，甚至仍然强劲的情况下，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表明次贷危机的确对中国出口构成了较大影响。
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与国内政策调整和环境变化产生“叠加效应”后，中国出口未来增长前景令人担忧。另外，随着次贷危机进一步发展与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目前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较为明显，而对欧盟和大洋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却出现了强劲增长态势。但未来如果次贷危机进一步升级扩散，导致其他地区经济和金融动荡，将会对中国整体出口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四、应对次贷危机的策略建议
（一）建议之一：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防止次贷危机向中国过度传导
对中国来说，可考虑充分利用中美高层对话机制，将次贷危机作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就利率、汇率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敦促美国肩负起稳定世界经济和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责任。
（二）建议之二：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汇率传导因素
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给中国企业的出口带来了压力，使得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 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
（三）建议之三：高度重视美方激进的贸易保护行为，有效化解中美贸易摩擦，防止次贷危机的贸易政策传导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美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美国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家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
（四）建议之四：深化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市场，转换美国市场的进口需求
（五）建议之五：加强内外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协调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提高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
从化解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来看，短期内，要综合考虑外贸政策（出口退税、加工贸易政策等）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资源价格、劳工和环境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增强协调性，使国内改革与政策调整要充分考虑出口产业和企业的承受能力。
如货币政策在对投机性大的房地产行业继续从紧的同时，可以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助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和技术进步的农业和相关制造业实行区别性灵活政策。还可考虑将出口退税政策回归到“出口货物零税率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度设计中，将优化外贸结构、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的主要任务由国内的资源价格、劳工和环境政策来承担。
另外，从长期来看，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把外部的压力转换成出口产品升级的动力，以及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减少对外部市场依赖，这应是化解外部危机对我国经济贸易影响的根本途径。
一、四个认清
1、认清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主要体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双重影响
2、认清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提出未来发展的主格调可以概况为“依存、合作、竞争、发展”八个字，当今时代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即局部战争可能不断，恐怖主义时而猖獗，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不大。
3、认清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影响和启示
指出了此次金融风暴影响和危害的连带性、关联性和复杂性，并将金融风暴的根源归纳为虚拟经济的失衡、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失衡、放任与干预的失衡、储蓄与消费的失衡、流动性失衡、金融资产配置的失衡、金融资产价格失衡、美国金融体系失衡共八个方面，提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包容有序、流动性手段多元化）、资金流动监督改革（交易、风险）、资产证券化改革（会计规范、评估标准、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三个方面的改革，最终总结了危机的启示和教训：危机不会迅速结束，但也不会演变成世界性危机；美国模式的重新思考；监管和预警系统建设的加强。
4、认清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总量领先，但人均仍较为落后。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还不成熟，但主张提出人民币自由兑换时间表，建议2012年－2016年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此外还提出了自由贸易区战略。
二、六个方面的应对
1、认真应对经济全球化，努力增加话语权
主张给美国以压力，提高主动性，如在海外分行设置审批方面实施对等考虑政策。
2、提高综合实力、练好内功
应改变过去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加能源、食品、原材料、高科技技术的进口，改变目前出口结构，并提高国民素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3、加快完善资本市场
不应低估财富效应及资本市场的作用，如果不及时发展资本市场，将丧失对资本的定价权和议价权，我国财富将被轻易地被海外财团所掠夺。指出资产价格的重估，是释放中国未被市场定价财富的一个过程。
4、资本项目可兑换应将时间表提上日程
他国经验显示，从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向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过渡需要18－22年，中国应在2012年－2016年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5、打造一批现代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到生产销售实现本土化，提出换股模式，内外联动。
6、必须加强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主张凡重大金融政策的出台和国有资产及其他领域国有资产乃至民营资产发生变化时，可经过人大听证，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规范化，保护我国民族产业。
古代：
司马迁：最主要的事迹就是写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为李陵辩护受腐刑
忍辱负重 坚持不懈 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 敢于揭露当朝统治者的好恶【详细的【【【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
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
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少年受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
司马迁半身像[3] 司马迁大约20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
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
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迁像集锦(12张)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
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
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
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
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
”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编著《史记》和获罪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
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但是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4]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
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的名言：1。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4。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5。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识理义。
6。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7。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8。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9。士为知己者死
10。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11。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12。不识其人视其友。
1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现代：
姚明：15个跟头开始篮球之旅 姚明当初很瘦弱 姚明第一次打成人比赛，是在1997-1998赛季开始前不久的全国八运会。
当上海队的“秘密武器”姚明出现时，着实激起一片惊呼。首战对山东队，当姚明上场时，上海队以2比19落后。没有人想到这个孩子能抢下17个篮板，5次盖帽并得9分，上海队最终以50比48反败为胜。 然而当他在1997-1998赛季首次出现在cba赛场上，只有17岁的他，身高虽然已经达到2。
22米，但是身体却单薄得很。上海和浙江一战是在cba的第一次亮相，他负责盯防身高2。16米、30岁的浙江队中锋余乐平；一场比赛下来，姚明足足摔了15个》跟斗，庞大的身躯将地板砸得嘭嘭作响。
不过，后来，他成功了。、
姚明的名言：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打架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定得打，但回头一看，你肯定而且永远是错的
中国队如果打不进八强，我半年不刮胡子
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只是换了张皮而已，我们的心没有换，还是两年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那颗心，遇到挫折就会放弃
我们就是要当那一群狼，我是头狼，但所有的狼要一起布阵，一起进攻和防守
我真的不知道。
这就好像，在亲自尝过之前，你怎么能真正体会四川菜麻辣烫的滋味？
这段时间输球输得头都大了……就像一场噩梦结束了一样，但是我心里总是有这么一点担心，真的是天亮了吗？还是半夜里起来上了趟厕所又洗洗睡了
如果让我请世界上的三个人吃饭，我会第一个请巴克利，第二个请萨博尼斯，第三个请我的女朋友。
但如果我女朋友问起来的话，拜托，就说我提到的第一个人是她
如果麦迪每一场都能像在达拉斯时候的表现，不要说做绿叶陪衬了，做泥土我也愿意
我所想的只是如何打好比赛，而不是对手是谁。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与我对位的对手影子小了许多
钱学森：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
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
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
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
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
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
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
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钱老的名言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
*——“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因为我是中国人。”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
*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个人仅仅是苍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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