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被誉为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也曾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坦途，尽管这条坦途现在走的人越来越多，也不断有人在叫嚣这条路没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条路我国已经走了几千年，历朝历代都不乏刻苦努力、发奋读书之人，他们的事迹被记录下来，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众多励志读书的典故中，凿壁偷光是传播最广的一个，因为这个故事出现在了教科书中，所有学生都知道匡衡为读书而偷光，甚至衍生出一个个段子，那么，匡衡最后怎样了呢？
匡衡出身贫寒，祖上八辈都是农民，而在他生活的西汉，知识仍然昂贵，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取的。匡衡一向好学，可却没钱读书，只能通过给富人帮工的方式来向富人借书看。
但匡衡白天要干活，没有太多时间看书，晚上想看又没有钱买灯油，最后发现邻居家有灯光，他就把墙壁凿开一个小洞，借着小洞透过来的光学习。
在匡衡的努力下，他的学识进展很快，成功拜当时的博士为师。这个博士可不是今天的学位，而是官职，专门负责教授儒学，另外还有议政的权力，所以匡衡不仅仅是“升学”了，同时也打开了他仕途的大门。
儒学有诸多经典，匡衡专攻《诗》，《诗》就是现在的《诗经》，匡衡对这部经典有读到的见解，而且理解得十分深刻，以至于匡衡有了“听匡衡解说《诗经》，能够心情舒畅”的名声。
学有所成后，匡衡就想进一步踏入仕途，便参加了考试。没错，考试，虽然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的科举要在数百年后才出现，但汉朝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临时性考试，博士弟子考课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规定，博士弟子只要掌握“六经”中的一经，便可参加考课，通过后可获得官职，考课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可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可补文学掌故。
匡衡有学识，但不善考试，连考九次，才中了丙科，被补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不过匡衡名声在外，当时的经学家都很推崇他，喜好儒术的太子刘奭(shì)也耳闻其名，深有好感。
有了太子的好感，春天自然是不远的，刘奭继位后，很快就任命匡衡为郎中，不久升迁为博士、给事中。
刘奭非常尊崇儒术，经常让匡衡给他讲解《诗》，因此对匡衡十分欣赏，匡衡的地位也步步高升，由给事中到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到御史大夫再到丞相，已经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可谓以知识逆袭的典范。
然而匡衡终究是个儒生，上表议事也全都引经据典，当然，这与从汉武帝时期兴起的独尊儒术有很大关系，依靠儒家经典是汉朝的一种统治手段，匡衡这样做也没什么错，但对社会进步也并无多大裨益，身为丞相却不能使国家有益，严厉点可以说他误国了。
匡衡最终败给了自己的欲望，他被封为安乐侯时，侯国封地本是三十一万亩，可是郡里的地图画错了，匡衡趁机扩大封地四万多亩，这是偷盗国家财产了，要是被捅出来，足够匡衡喝一壶的。
如果刘奭在世的话，说不定还会对匡衡网开一面，但这事被司隶校尉等人上报时，刘奭已经去世了，在位的是他儿子汉成帝，汉成帝二话不说，直接把匡衡贬为庶民，驱逐回乡。匡衡年纪也大了，没几年就去世了。
匡衡努力获取知识，并以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可知识没能抑制住他的贪欲，最终荣华消散，哪里来的只能回哪去，不得不说这是凿壁偷光典故的黑历史，与之相较，囊萤照读就要好太多了。
囊萤照读的主人公是车胤（yìn），他的出身比匡衡要好，往上两代，他的祖父曾经当过东吴的会计太守，也算一个官，可时移世易，到车胤这代，别说东吴，西晋都已经灭亡，那是东晋了。
车家的家境算不上富裕，车胤的父亲车育最高就做到吴郡主簿，俸禄微薄，家里支出精打细算，灯油是算着用的。而车胤从小就聪明伶俐，每日都勤奋苦读，白天读了还不够，晚上还要继续读，可没有灯又怎么办？车胤充分利用了“自然光”。
东晋的时候，自然环境比现在好很多，萤火虫经常出没，夏天的时候，车胤就会去捕捉数十只萤火虫，将其盛入白色丝袋中，用它们发出来的光芒来读书。
车胤日夜苦读，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成为一个博闻强识的才子，不过在东晋，才学只是成为名士的里子，要想受欢迎，还得长得帅，像《三都赋》的作者左思长得实在不敢恭维，出门还得挨石头。
令人嫉妒的是，车胤不仅满腹经纶，长得还很帅，在乡里很有威望，受到前辈士人的赞赏，久而久之，名气就越传越大了。
当时权臣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听到了车胤的名人，就征辟他为从事，一见之下，觉得车胤是个人才，也很器重他，先后任命其为自己的主簿、别驾、征西长史等职，而车胤在帮助桓温出谋划策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朝堂的那些大人物都知道了他的存在。
魏晋名士喜欢宴饮交游，宴会上没事就喜欢长啸、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谈玄学，这就是放旷不羁的魏晋风流，车胤自然不会例外，他简直就是个聚会狂人，不管有邀请他还是没邀请他的，他都会参加。
当然，以车胤的水平，每回都是聚会的焦点，到得后来他去的没那么勤快了，参与聚会的人反而失落了，感慨车公没来，这聚会没什么意思。
桓温权倾朝野，晚年更是动了篡位的心思，但被其他士族拖住了，最后只能抱憾离世，他死后，名声满天下的车胤被征召入朝，就此踏入东晋最为迅猛的权力漩涡。
车胤最先当的是中书侍郎，之后因为讲解儒学受到晋孝武帝的赏识，步步高升到吏部尚书，兼任国子博士，这个经历，跟匡衡倒是颇为相似。
晋孝武帝自己喜好儒学，却并不以儒学治国，事实上当时东晋的局势也不允许他用儒术，而是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加强中央权力。车胤作为精通儒学的名士，在宰相谢安离京（不久即离世）后，被视作“清流派”官员的代表。
作为中央排前的官员，车胤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权力争夺，并最终因此而死。晋孝武帝虽然颇有作为，但却嗜酒如命，经常醉得无法理政，朝政很大一部分是他弟弟司马道子在处理。可司马道子也是个酒鬼，也经常醉倒，权力再一次下移到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手里。
司马元显掌权期间，大肆清除异己，他本人也飞扬跋扈，丝毫不讲礼数，引发很多正派官员的普遍反感，尤以车胤和御史中丞江绩为甚。
司马元显的掌权也引发了司马道子的不满，他不甘大权旁落，跟儿子爆发了，车胤发觉这对父子俩的隔阂，与江绩一起向司马道子告状，并准备禀告晋孝武帝。
不料计划尚未实施，策划书就摆到了司马元显的办公桌前，司马元显勃然大怒，逼令车胤自杀。车胤临死留下遗言：“吾岂惧死哉?吾求一死以露权奸耳！”似乎在昭示着知识给他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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