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85，《明朝史话》连载10，欢迎收看。
嘉靖三十一年(1552)夏四月，在浙江沿海的黄岩、象山、定海等地的村镇，一片火海，房舍熊熊燃烧，烟灰弥漫，满地血腥。
一群群光头赤膊、面目凶狠、发着野兽一般咆哮怪叫的强盗，狼奔豕突，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双刀，四处捕杀惊慌奔跑的百姓。他们抢夺居民的贵重财物，杀害来不及逃避的无辜百姓，奸淫被掳的青年妇女……满目是烟火瓦砾，僵尸枕藉，惨不忍睹。
一阵淫杀洗劫之后，强盗们逃窜海滨，扬帆东去。这伙强盗就是明朝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四处流窜、残酷蹂躏百姓的“倭寇”。
01、倭乱的由来
倭寇的祸害，早在明初就已出现。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朱元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等将领在山东至福建的沿海各地修筑城堡，控制要害，巡视海道，严加防卫，所以未酿成大患。
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573)，各封建诸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势力范围，彼此征战不已。在兼并战争中的溃兵败将，失掉军职的武士，也即所谓“浪人”，便沦为海寇。还有一些嗜利的日本商人，由于明朝对贸易加以限制，牟利无门，也沦为海盗。
这些人沦落荒岛，浪迹海洋，成群结伙，形成一股明火执仗侵扰中国大陆沿海的邪恶势力。他们都是来自日本，所以人们称之为“倭寇”，这是因日本在古代叫“倭奴国”而得名的。
倭患在嘉靖年间特别猖獗，这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明世宗朱厚熜的昏庸腐朽以及严嵩的奸贪狠毒，前面已经述及，而尤其可恶的是严嵩竟然庇护、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
如福建巡抚阮鹗通倭，案发后，以重金贿赂严嵩，得免治罪。相反的，抗倭将领张经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于浙江王江泾大败倭寇，擒斩1900余人，取得御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却因严嵩奸党赵文华的诬陷，功罪颠倒，张经被逮捕处死。
抗倭名将俞大猷不会阿谀奉承，也受到严嵩父子的陷害。严党的倒行逆施，使倭寇有机可乘，侵扰活动日益猖獗。
面对严重的倭乱，明王朝的千里海防却是衰敝无力，残破空虚。当时军屯制度已经破坏，军官侵渔虐待士卒，士卒纷纷逃亡。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平均每卫只有1797人，仅占原额5600人的32%左右，而其中有些还是虚额，还有不少是新入伍的和老弱病残之辈。
海防军备器械，也是非常恶劣。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东南沿海辽阔的海防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防卫力量可言。难怪每当倭寇大举进犯，如入无人之境， 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屠杀和掠夺。
嘉靖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
除了明朝政府控制的官方对外的“朝贡”贸易之外，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这些商人不顾朝廷海禁的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私相贸易”，牟取暴利。他们有的人数众多，规模巨大，成群结伙，形成海上走私集团，来往于日本、南洋一带。
其中势力较大的海上走私集团，甚而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兼行劫掠”，如徽州人王直，就是当时著名的海盗商人头目。他以日本平户为据点，自称“五峰大舶主”，勾结倭寇，“组织舰队，诱导日本、中国西海之贼洗劫江浙沿海”。
当明朝厉行海禁时，沿海一些商人豪富，因商业利益受到打击，便和这些流窜海上的海盗商人以及倭寇相互交结联络，“倭人借华人为耳目，华人以倭奴为爪牙，彼此相附，出没海岛”，里应外合，进行掳掠抢劫，使得倭寇的祸患更为严重。
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遣使者宗设来宁波通贡，另一封建主细川氏也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前来。按宁波市舶司的规定，货物的验发以贡使所带的勘合号数为序，否则，就以船只入港的先后为准。
当时宗设持的是正德朝的勘合，瑞佐、宋素卿持的是弘治朝的勘合。勘合不同，本应以入港先后为准。宗设的船先到，但宋紊卿等贿赂市舶司太监，反得优先验发。后来在宾馆宴会时，瑞佐和宋素卿又位列上座，宗设居次。
宗设不甘心被歧视，十分恼火，就施展出海盗凶杀的惯技，当场与瑞佐格斗。瑞佐被杀，宋素卿逃走。宗设追至绍兴，再从绍兴折回宁波，夺船入海。沿途焚杀劫掠，明朝军官战死多人，浙中大震。这就是所谓的“争贡之役”。
争贡之役是因市舶太监受贿枉法而触发的，也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和军队的懦弱。事后，明政府看不到政治和军事的弊端，错误地以为“倭患起于市舶”，遂撤销市舶司，停止对日的贸易。
这种消极措施使正当的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受到阻碍，而走私活动却更加猖獗。沿海的倭乱也因为内外勾结而日益猖獗。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沿海军务，负责抗倭事务。朱纨上任后，攻下倭寇巢穴——双屿港，擒杀通倭的海盗商人头目李光头，并追倭入福建沿海，擒杀了另一名头目许栋，在沿海一带布下防线，颇有成效。同时，朱纨又搜捕处死一批通倭的商民，严申通倭禁令。
朱纨的这些措施引起在朝的闽浙官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和通倭的沿海势家豪族有联系，并通过势家的通倭而获利，因而，极力反对，诬陷朱纨捕杀通倭商民是“擅杀”良民，群起而攻之。
朱纨势孤力单，慨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最后，朱纨被罢官，并被逮捕办罪。他愤恨不过，服药自杀。
朱纨死后，浙闽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罢设。自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的祸害愈演愈烈。
02、戚继光平倭
嘉靖三十四年(1555)，明朝从山东调戚继光到浙江御倭前线。他在抗倭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抗倭英雄。
戚继光，字元敬，祖籍山东东牟县（今莱芜）。祖辈在明朝开国时建立军功，因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戚继光出身于将门家庭，其家又长期驻守在防倭的前线，这使得他了解倭寇焚掠人民的惨状，并熟悉倭寇骚扰活动的规律。他的父亲戚景通，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对戚继光从小就严格要求，认真教育。这一切，对戚继光日后成为一位抗倭名将，有着重大的影响。
十七岁那年，戚继光的父亲病亡，他便承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的职务。袭职后不久，被调到边塞戍守五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夏天，他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到山东专职御倭。
戚继光从小就看到倭寇对沿海人民的残酷蹂躏，他对倭寇的野蛮行径刻骨仇恨，对人民的遭遇莫大地同情。这位年轻的将官早就立下雄心壮志，要荡平倭寇，拯黎民于水火之中。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诗句：“封 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达了自己坦荡的胸怀和非凡的抱负。
嘉靖三十四年秋天，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书。第二年，由新任总督胡宗宪推荐，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这三府是倭寇经常出没、遭受倭害最严重的地区。戚继光镇守此地，他的责任也就比以前更加重大了。
在实际战斗中，戚继光发现明军的战斗力极差，当地卫所的军卒老弱居多，各地调来的客兵也缺乏训练，而且纪律败坏，自相斗杀，甚至杀良冒功，骚扰百姓。
依靠这样的军队怎能取得抗倭战争的胜利呢？于是，戚继光向上司提出招募新兵的建议。他认为“堂堂全浙，岂无材勇”！
在抗倭战争中，他深切地体会到，遭受倭祸最严重的是人民，最痛恨倭寇的也是人民，抗击倭寇最坚决、最英勇的同样是人民，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抗倭战争的胜利，他决心招募选练新兵。
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他第三次上书请求募兵，并具体提出到义乌县招募。他的建议得到其他官员的支持，总督胡宗宪同意他罢去所部旧兵，到义乌县重新招募。
戚继光为什么会提出到义乌县募兵呢？原来当时义乌县正进行着一场波及数百里的大规模民众械斗，他发现械斗中的义乌人勇锐而且具有血气。他想，如果把这些因为民事纠纷而兵戎相见的力量引导到抗倭战场上去，那将产生巨大的威力，又可避免内部的残杀，因而就提出招募义乌丁壮加以训练的建议。
戚继光到义乌后，对械斗的双方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共同御敌，不可自家阋墙。他的爱国热忱感动了械斗的双方，许多矿徒、农民踊跃应募。戚继光挑选了3000个“乡野老实之人”，建立起一支新军。
戚继光在对这支新军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时，除了严格的战术和号令训练外，又教以一种新阵法一一“鸳鸯阵”。这是戚继光根据江南一带多水泽、道路曲折、难于大阵作战的地理特点，又针对倭寇善设伏、会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作战惯技而创造的新阵法。
鸳鸯阵综合各种兵器于一个战斗小组中。它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一人是队长，次二人持牌（长、圆各一），次二人持狼筅，次四人持长枪，次二人持短兵器，最后一人是专事炊事的火军。
这种阵法以集体互助的战术为核心，各种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彼此相倚，打起仗来机动、灵活、严密，能够发挥战士近距离搏斗的勇敢精神。
鸳鸯阵是戚继光军事天才的展现。这支新军由于士兵素质好，组织严密，训练严格，因而，经过两三个月的训练后，便成为一支劲旅，投入战斗。
嘉靖四十年(1561) , 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带领着这支新训练的军队御敌。他以寡敌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消灭倭寇5000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救出被掳百姓6000多人。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被升为都指挥使。
第二年夏天，倭寇再次窜犯温州、台州。戚继光和其他御倭军队配合，全歼倭贼，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浙东人民为了感谢戚继光，建祠、赋诗、刻石来表彰他的平倭业绩。
台州告捷后，戚继光再次到义乌募兵3000。两年来，他带领这支军队驰骋在浙东御倭前线，百战百胜，人们称他的军队为“戚家军”。
戚家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威震四方，除了戚继光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外，还由于他重视严肃军纪，经常对战士进行军法教育。他经常向士兵提到岳家军。他说，岳家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并要求部下引以为榜样。
他教育士兵要体念百姓养兵的苦楚，不能再扰乱百姓，而要拼力杀贼，做保国安民的“赤子”。在他的教育下，戚家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百姓筝食壶浆，热烈欢迎。
戚继光还要求各级将官要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处处做士兵的表率。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每逢战阵，他总是不避矢石，亲临指挥，甚至带领士兵冲锋陷阵。
平时，他与士卒共苦乐。一次，行军到乐清，突然下起大雨，为不打扰百姓，军队直立雨中，不进民房。地方士绅请戚继光进屋暂避，他婉言谢绝说： “上千士兵都站在露天淋雨，我怎能独自进屋呢？”坚持和士兵站在一起让雨淋。
他爱护自己的士兵，经常向他们征询意见，主动地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士兵病了，他亲执汤药，问寒问暖，甚至拿出私人的积蓄来接济士兵的困难。对贪污克扣军饷的行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一经查出，坚决严惩不贷。由于戚继光比较好地处理了官兵关系，士卒自然乐于效命，作战勇敢。这也是他的军队能战胜敌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后，倭寇由于在浙江受到沉重打击，纷纷南下骚扰福建，北自福宁，南至漳、泉，沿海千里，几乎处处有倭，局势非常紧张。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戚继光被派往福建剿倭。
福建宁德县城东北海中有一小岛叫横屿，和大陆隔着十里浅滩，涨潮时，一片汪洋；落潮后，尽是泥淖。岛上盘踞着2000多名倭寇，筑有工事，和宁德、福清各地的倭贼互为声援，窜扰沿海州县。由于地势险要，陆军、水师进攻都有困难，因此倭寇据岛三年，明朝官兵莫可奈何。
这也是戚继光入闽碰到的第一个倭巢。他决心攻拔倭寇的这一据点。经过一番战前动员和部署之后，趁海潮退落之际，戚继光命士兵每人背一捆干草，把草铺在烂泥上，士兵摆成鸳鸯阵式，在战鼓声中踏草前进。
上岸后，勇士们如猛虎下 山，英勇扑向敌人，和倭寇展开一场激烈的肉搏战。硝烟和尘土弥漫了横屿上空，喊杀声和战鼓声盖过了大海的呼啸。经过三个时辰的激战，岛上倭贼全被消灭，救出了被掳男女800多人，打响了入 闽抗倭的第一炮。
攻取横屿之后，戚家军在宁德稍作休整，便向福清挺进，一举攻下福清境内的好几个倭窟，乘胜直捣倭寇在福建最大的巢穴——牛田。倭寇大败，大部被歼，余寇落荒逃遁。紧接着，戚继光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倭寇的另一大巢穴——林墩，消灭了兴化（今莆田）一带的倭贼。
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连战皆捷，攻克大小倭巢十数个，威名震动八闽，受到福建人民的热烈颂扬。在倭寇中，戚继光也得了“戚老虎”的称号，只要一听是戚家军，便丧魂落魄。
十月间，戚家军班师回浙江，从事休整和补充兵员。因援闽有功，戚继光被升任为分守台州、温州、福州、兴化和福宁中路等处副总兵官。
戚继光还浙后，倭寇高兴地说：“戚老虎走了，我们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又大批劫掠福建沿海，于嘉靖四十一年冬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后才弃城退出，攻陷平海卫（在莆田东九十里），以此为巢，四出骚扰。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奉命率领经过补充的戚家军万余人再度入闽剿倭。在平海卫战役中，戚家军担任正面进攻，另一位抗倭名将、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为两翼，配合出击。倭寇被歼2000多人，平海卫巢穴复亡，兴化城被明军收复，被掳百姓3000多人也得到解救。戚继光在这一战役中立了首功，晋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
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戚家军全歼福建境内的倭寇。
第二年，戚继光挥师南下广东，与俞大猷配合，肃清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猖獗二十年的沿海倭寇，经过沿海军民的浴血奋战，和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将领的共同努力，便基本上被平定了。
倭寇的侵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而且，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的一些官员也逐渐认识到海禁不得人心，效果适得其反，倭乱既没有禁绝，走私活动反而加剧；同时，驱使不少谋生无门的沿海居民走上“违法犯禁＂的道路，或则为海上走私集团所胁迫而参与倭寇的骚乱，导致内外勾结，倭乱大作，为害更大。
因此，在倭乱基本平息之后，嘉靖末年，他们纷纷向朝廷建议解除海禁的命令，以杜绝沿海商民因受海禁的限制而暗中继续通倭。所以，在隆庆初年，朝廷遂放宽禁令，准许对外通商，“贩东西诸番”。
放宽海禁，在客观上符合人民要求发展海上贸易的愿望，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中外贸易往来的发展，也有利于东南地区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海禁得以放宽，虽是当时经济发展的推动和沿海商民的强烈要求，但是，明朝政府政策的改变也是和戚继光等爱国将领为维护民族利益，肃清倭乱，保卫了海疆边防的安全有密切关系的。
因此，戚继光在平倭作战中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和赞颂，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明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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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戚继光抗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