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曾出现对钓鱼岛描述
中国古代关于钓鱼岛最早的记录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山海经》。根据现存下来的《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列姑射，在海河洲中”。近现代学者比对分析，书中记载的所谓“列姑射”，其实就是现在的钓鱼岛。
《山海经·海内北经》对钓鱼岛进行了详尽描述：“姑射国在海中，属燕，列姑射西南，山环之。”直至今日，我们对钓鱼岛进行全面考察时发现，此书中对钓鱼岛“列姑射西南，山环之”的描述，与现今并无偏差，钓鱼岛各岛在海面上的形状，确实以众山环抱之势存在。书中对钓鱼岛为什么离中土较远，又有环山怀抱也作出了解释，据推测该地为大禹当年与神仙“论道”之地，当时岛上可能有固定居民(寻仙者)生活。
如果说《山海经》中记载的所谓“谈仙论道”之说不可理解的话，那么距今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志》中，吴主孙权征服夷州之事确是正史。据该书的《吴书》记载，孙权为了探索《山海经》所记载的仙人出没之处，寻找当年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仙的踪迹，曾派出大将“带甲十万”向东航行。这次远征意义重大，一是首次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正式划归中国管辖，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大规模出海宣誓主权，从此以后，东海、南海诸岛尽为中国所有。但是，本次远征损失巨大，出征的十万人回国后仅存数千人，一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出海远征暂告一段落。
隋炀帝时正式得名“高华屿”
到了隋代，我国开始正式给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山海经》记载的各个岛屿正式更名或命名，当时，钓鱼岛得名为“高华屿”。大业年间，隋炀帝派使臣朱宽召琉球国归顺，琉球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还”。炀帝大怒，于次年派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等水兵万余人攻灭琉球，行军途中便记载下经过钓鱼岛等岛屿。两年之后，琉球战败，被俘有一万七千人，琉球从此以后开始臣服，直至甲午战争被日所灭。隋炀帝为纪念出征，将大军所路过的岛屿更名为“高华屿”。此时的这个“高华屿”不仅包括钓鱼岛，而且还包含大军途经路过的数个岛屿，可以说是“高华列岛”。
据后来南宋时代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一书记载，自唐代起，从泉州向东出海，“舟行三日”可到澎湖、台湾以及现今钓鱼岛所在岛屿位置。可见，我国在唐代以后就将《山海经》所记载的“列姑射”岛明文列入政府管辖之中。
戚继光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
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因为倭寇频繁袭扰我海防一事，明世宗命时任兵部尚书杨博，负责派遣使者移谕日本国王，命其管束倭人，释放掠虏的中国国民。杨博派出去的使者的名字叫郑舜功，这是我国首次向日本正式派遣的“问责使”。
郑舜功回国后把考察的日本国民风俗、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写成名为《日本一鉴》(1555年)的书籍，共计九卷，包括“万里长歌”、“沧海津镜”和“天使纪程”三部分，其中关于台湾、琉球及钓鱼列岛的重要记载，成为后世研究明朝嘉靖年间中、日、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书中“万里长歌”中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中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百六十里。”其中所谓“小东”指的是当时对台湾岛的称谓，明确了台湾、澎湖以及钓鱼岛为中国所有。
书中还尤其强调了钓鱼岛所属台湾岛：“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即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之所以在这里重点强调了钓鱼岛的所属与位置，是与当时抗倭背景分不开的。那时，戚继光抗倭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遏制倭寇入侵。自此以后，钓鱼岛成为中国大陆抵抗倭寇入侵和海盗骚扰的重要前沿阵地。不论是明代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疆图”，以及他与浙江提督胡宗宪共同编纂的《筹海图编》，还是后来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和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等，都标明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为中国领土，并加以重点防御。
清慈禧太后派人到钓鱼岛采药
清代以后，钓鱼岛已成为著名的海航地标，成为众所周知的中国领土，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的赤尾屿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世界航海领域的常识。康熙二十二年，册封史汪楫赴琉球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冲绳海槽就是“中外之界也”。
到了1893年的时候，钓鱼岛被慈禧太后再次提起，以太后诏书的形式，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采药用地。该岛盛产诸如“海芙蓉”类的珍贵药材，这些药是治疗高血压和风湿病的良药。诏书原文如下：“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据称，这份诏书原稿存于在美国的盛宣怀孙女手中。只可惜，盛宣怀采药还没有采多久，就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钓鱼岛开始被日本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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