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总将安史之乱设定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这或许是因为教科书鲜有提及年代更早的天宝战争。远在安禄山从范阳起兵之前，盛唐的气魄与自信，就已经在西南山麓间一去不返。
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学者已经将其一分为二。首先归结于唐朝边官的腐败，并为唐军之后的处境做好铺垫。然后又认为是南诏国的奴隶制需要贪婪的掳掠更多人口。但对于唐朝军队的屡屡战败，就很少有人注意到关键。在战争爆发的公元750年，恰好就是唐朝府兵制正式瓦解的第二年。也就是说，之前支撑不断远征各边远地区的体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尽管还有很多人顶着府兵头衔，却在技术与精神层面都差的很远。
开战前 小小的南诏并不被唐朝放在眼里
同时，受到传统的五段论影响，学界又往往将南诏界定为典型的奴隶制政权。但若真是如此，恐怕无法理解南诏的战斗意志与韧劲。相反，稍稍细看南诏的具体制度，就会发现其实质与早期唐朝类似。或者说是比唐玄宗时代的帝国，来的更为纯粹。
诸如《旧唐书》、《新唐书》和《蛮书》等史料都有记载，南诏施行授田制与乡兵制。仔细对比，不难发现这就是从北朝开始就流行起来的府兵制度。只有经过筛选的军事技能合格者，才可以分到朝廷给予的天地。这也让南诏能在自己的本土动员出大量兵力，并对远距离赶来的唐军造成巨大威胁。
南诏在兵制上比同期对手更接近初唐遗风
当然，南诏的授田制还是有其特色。任何受者只需要当动员自身力量，就可以免去大部分的税收和徭役。而且南诏是“计户授田”而非“计口均田”，即以家族而非个人为基本单位。这与南诏人社会结构有密切联系，也说明家族力量在本地生态中的重要地位。远道而来的唐军，则已经开始推广募兵制，并因为急于开战而将弱点彻底暴露。
至于南诏人的乡兵内部，也分为上-中-下-小这4个等级。士兵依照个人能力，又要按乡兵-罗苴子-负排的顺序选拔，和大唐折冲府分级等制有极大吻合。虽然唐朝人对此类规定不会陌生，却也是在架不住原府兵群体的集团衰微。
南诏的文官与武将形象
武器装备方面，南诏也有唐朝甚至中亚的影子。他们的盔甲虽多为本地特色的犀皮为主，但胸甲部分仍有唐朝样式的两当甲。在当时的《梵像卷》中出现过“南诏十三王”图像。一位国王干脆是全套唐甲出镜，同时装备矛与弓的模式。这种手法在唐军和中亚世界是普遍存在。此外，还有环首刀剑、中亚弓韬、胡风圆领袍乃至老虎皮之类的装备，在南诏各地大行其道。
最后，南诏还和唐朝一样，设置了地方节度制度。这也是因为境内复杂地形较多，容易造成山高皇帝远的混乱局面。任命忠于君主而有很大地方权力的节度使，就是整合此类不利局面的必然选择。唐朝在基层府兵制崩坏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节度使制度，并一直影响到五代和宋初。
《梵像卷》 南诏十三王
至于很多人会诟病的奴隶制人口拐卖，还是能在唐朝这边找到类似案例。例如在消灭高句丽王国后，唐朝曾直接从本地人中抽走迁30万，完全超过南诏的历代掳掠总和。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可左右战争形势的因素，就会制造更多历史问题。因此，唐军在西南地区的失利，更多反应着自身的战斗力退化。若非后来的安史之乱过于有名，天宝战争将会在历史上找回自己所应有的分水岭。
此外，南诏有类似初唐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有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同构有关。其内部的主要人口分为游牧成分居多的乌蛮与农耕成分居多的白蛮，恰好同大唐的北朝先祖类似，混合了更游牧鲜卑与更农耕的汉人。
南诏在不少方面还受到中亚地区影响
府兵制的源头，也是中亚地区流行的部落兵制。出自同一集团的游牧集团，也在历史上多次从藏彝走廊南下到滇中，带来了中亚地区的文明因子。以至于出现了史载昆明夷风俗与突厥相近的记载。虽然两者不太可能存在非常直接的联系，但无疑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南诏语中的老虎读作“波罗”，也被部分学者认为与土耳其语的老虎（Pars）有关。
最终，南诏的均田/授田政权，不可避免的扩张到别人的田界上。这也是南诏与唐朝必有一战的根本原因。恰逢彼时大唐边官张虔陀、鲜于仲通之流丢出一系列猪队友操作，让南诏得以获得巨大优势。
双方的大规模冲突 也一度将南诏逼向吐蕃阵营
只不过，交战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结果。依靠募兵的新鲜血液，唐朝一度扭转府兵制的衰落颓势，并成功将逼迫南诏彻底倒向更可怕的吐蕃阵营。之后，他们就必须迎接从范阳南下的边区叛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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