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唐太宗治理天下，长孙皇后掌管内廷，那也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长孙皇后自始至终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唐太宗，是太宗的贤内助和方面军。在唐代的皇后中，长孙皇后绝不是最有权力的，但却是最受尊敬和爱戴的。后来的武则天，早期都笼罩在长孙皇后的光环下，一路跟着长孙皇后东施效颦。长孙皇后贤淑、优雅、智慧、大度，用现代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知性女人。
一、知性女人 皇后楷模
高高的宫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在深宫之内，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大部分人会把深宫看做是危险的场所，只有武则天这样的人才会把深宫看做是人生的转折点。其实，看上去风平浪静、不缺吃不少穿的后宫，从来都是阴晴不定，瞬息万变，波涛汹涌的战场。凡是资源集中的地方，永远是争斗激烈的场所，这是历史给出的铁律。
贞观时期，后宫在长孙皇后管理之下，一直是风平浪静。不是这里改变了性质，不是这里缺少了资源，只是因为长孙皇后掌控有力。那是一种柔性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这是长孙氏的力量，也是长孙氏的智慧。
长孙氏勤奋读书，一年四季保持不变。读书使她增强智慧，积累知识，增广见闻。她生活简朴，需求不多。无欲则刚，这是人所共知的。她树立了一个俭朴的榜样，在那个时代特别重要。不但自己俭朴，她要求太子也这样做。有一次太子的奶娘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度不够，皇后就不高兴，说，太子应该关心自己是不是德立名扬，哪有关心用度够不够这种事儿？她胸怀大度。我们都知道后宫关系复杂，但是她处理得很好，唐太宗跟别的宫女生了孩子，宫女因为难产而死，皇后就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像自己亲生的一样，没有半点嫉妒心，树立了当时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别的妃子生病了，她就会把自己的药品拿去给人家用。这些举止，史书称为“下怀其仁”,即下面的人都感怀她的仁德。这就如同将军仁爱，战士乐死一样。
这些，都显示出长孙氏的不同凡响，但是更卓越的是她的自我定位。
长孙皇后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呢？就是以唐太宗为准绳，以皇帝的大业为目标。她自己和自己管理的后宫，都是皇帝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长孙氏始终是唐太宗的一个方面军。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标准的母仪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皇后与其他大臣一样，也是李世民的部下。只要是部下，就有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稳定后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要对朝廷治理天下形成干扰。
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
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
在上级和下级之间，有几种相处的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让下级作出牺牲来满足上级的心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百姓最痛恨的。二是欺上瞒下。这一般是主意大的人才敢于采取的方案，通常也是坏人才会这样干。三是让上下级都不满意，这不可能是一种选项，但确有这样的结果。欺上瞒下者往往如此。四是让上下级都满意，这是最佳方案，但是难度最大。
我们看长孙皇后的这个记载，这不是一个个别事件，而是皇后处理同类事件的一贯做法。这是一个三方关系，后廷的人、皇后和皇帝。后廷中的人犯了大错，皇帝发怒的时候，皇后的方法是“助帝怒”，并请求亲自来处置，决不轻饶。她不是顶着皇帝的怒火，而是顺着皇帝的思路。等到皇帝过了愤怒期，她才开始慢慢调查处理，最后决不能让后廷的人受冤。长孙皇后的最后行为，大家容易理解，毕竟事实更重要，即使是小人物，也不该受冤枉。那么前一阶段的行为，助帝怒，这不是很有问题吗？通常我们对此认识模糊，以为事实最重要，只要有理，就什么都不怕。其实，凡事都要长远考虑，事情过后，领导者依然是领导者，而人人都是讲颜面的，也就是讲尊严。在下级面前，领导的尊严很重要。为了照顾领导的面子而牺牲别人、牺牲真理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影响事实处理的前提下，顾全领导人的面子是有必要的。这是配角必须考虑到的。
我们看长孙皇后，她不仅是皇后的楷模，也是所有干部的楷模。有原则，有方法，这样才能当好配角。会当配角，就是能够理解配角与主角关系的实质，所以也就能够当好主角。
看起来，这些都是小故事，都是配角的小故事。其实呢，都牵涉贞观之治的大问题。贞观之治是中国难得的理性行政时代。不仅皇帝理智大度，皇后也如此，大臣们也如此。大家围绕皇帝工作，千方百计不让皇帝犯错误，所以李世民成就了中国皇帝的最高业绩，所以贞观时代就拥有了理性行政的美名。
皇后病重期间，太子建议皇后赦免囚徒，度人入道。这是常见的争取人心和舆论的方法，也是佛教的功德表现，当时称作“修福”。皇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我向来不作恶，如果善行无效，那为什么还要求福呢？至于国家大赦，那是国家大事，怎可因我而乱天下法事呢？
这段言论，突显皇后的理性精神。对于生死，抱着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有意追求什么修福长寿。对于大赦呢？她坚决采取不干涉态度，因为那是国家大事，不能因我而乱法。
后宫问题众多，稳定是绝对的大局。古来乱局，因中央与地方关系搞不好而造成重大问题的有，但是涉及皇权稳定的问题，多来自内宫。皇帝妻妾众多，不仅争风吃醋，更有争夺继承权的问题。长孙皇后十分自信，从容不迫地管理后宫，为保证李世民全力以赴地治理天下，起到了十分显著的辅助作用。
纳谏的唐太宗和理性的皇后，真是一对难得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价值观如此接近，难怪会为后世称道。长孙作为皇后，她思考的问题仅限于后宫吗？不，在很多问题上，她都是唐太宗的高参。
二、政治顾问 皇帝高参
长孙皇后如果仅仅把自己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她的历史地位也是有限的，至少没有我们今天评价的那么高。不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唐太宗的认识中，长孙氏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实际上，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称：“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入宫“不复闻善言”。李世民承认皇后能够弥补自己的过失。这很重要。皇后的很多话，在李世民听来都是“善言”。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们从小同甘苦共患难，相互的信任历经考验，所以，李世民是很听从长孙皇后的劝告的。
李世民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听从皇后的话，历史记载有限。我们从皇后的角度看看，她是如何充当皇帝顾问的。
首先，顾问以不问为前提。长孙皇后这个皇帝的顾问，经常是皇帝问而不答，这给人以强烈印象。皇帝有所问，她就是不回答。皇帝一再问，她就说这是皇帝的事情，我可不能妇人干政。李世民然后就百般解释你没有干政嫌疑，皇后才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什么？皇后真的没有意见吗？是在扭捏作态吗？都不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是让李世民确认是否真的需要皇后的意见。这是一个意见再筛选的过程。皇后只回答李世民确实需要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皇后只回答重要的问题，只回答唐太宗确实拿不定主意的问题。什么小事都问你，你就是秘书，只有大事才问你，你才是顾问。
其次，长孙家的利益，皇后很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皇后一改以往的习惯，不是回避而是坚持。这当然是因为她是长孙家族的最有权势的人，她也自认为对长孙家族有一份责任。对此，两件事最突出。
皇后和长孙无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长孙安业，早年曾有虐待继母和弟弟妹妹的不良记录。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和习惯，后来有了势力的皇后和长孙无忌，一定会报复他们的哥哥的。贞观元年，长孙安业参与了李孝常等人的谋逆阴谋，要杀皇帝搞政变。这当然是重大的政治案件，按照律法，这属十恶不赦之条，一定要杀头。当时也是重要大臣的长孙无忌没有说什么话，可能他的愿望是希望他的这个同父哥哥依法处置。但是，皇后出面了。她对皇帝说：
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
皇后对着皇帝不禁哭泣起来：我们长孙家真是很不幸，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啊。陛下对安业多好啊，没有立什么功劳，却当上了监门将军。他不图报答，反而谋逆，真是死有余辜啊。
皇帝心头立刻乱了，你是什么意思啊？李世民问。
皇后说，我家哥哥干出了这样的勾当，死不足惜，可是天下人会怎么理解啊？人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兄妹迫害哥哥，因为哥哥当年对我们不好，这尽人皆知啊。如果这样，不是很拖累朝廷吗？
李世民说：我当然不会让他拖累朝廷，也不能让他拖累皇后。
最后，长孙安业没有被杀，长流岭南。
长孙皇后的这次努力，确实在保护安业的性命，虽然是从朝廷名声出发进行论证，毕竟是保全安业不死。皇后这样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因为她没有公报私仇，也没有继续发展家庭内部的斗争。这是让人同情的，也是让人赞许的。窝里斗，毕竟是一种丑恶的行径。同样的家庭关系，武则天是怎样处理的？她杀掉了她所有的哥哥，都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武则天成了皇后以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她的哥哥们再不能左右她了。但是，她就是咽不下那口气，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权力是那种东西，即使你远离它，也知道它的强力存在。如果你拥有它，你就会如毒品一样上瘾，而越是过度地运用它，它越会给你快感。长孙皇后拥有一种坚毅的理性，对权力也有这样的理性。在保护安业问题上如此，在阻拦长孙无忌掌权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在唐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在唐太宗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功劳很大。李世民当然最信任他。李世民掌权开始，长孙无忌就担任吏部尚书，后来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尚书仆射，就是贞观时期的宰相。但是，皇后就是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预防外戚干政。这一点，李世民很不理解。所以，还是让长孙无忌当了右仆射。之后，有一次，朝中议论，说长孙无忌有揽权的倾向，唐太宗当众说：我信任无忌，如同信任儿子。朝中的议论戛然而止。但是，皇后还是很坚持，她让无忌自觉退出。无忌当然想掌权，但是敌不过皇后的坚持，只好申请退出，皇上也就同意了。皇后听后很满意。对于外戚干政的防范，有这么必要吗？何况唐太宗是一个很强势的皇帝，怎么可能放任长孙无忌呢？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但是，她比任何人都了解长孙无忌，比任何人都了解李世民。
长孙皇后的远见卓识，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被证实。
长孙皇后对长孙无忌如此防范，而对于另外两个人却是认真推荐，那就是魏徵和房玄龄。李世民对魏徵的纳谏也不是历来心平气和的，有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一摆袖子走了。回到后宫，余怒未消。皇后就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说的还是魏徵。这时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就进到里间，改换了衣服，穿上了朝服，朝服就是正式见皇帝才穿的服装，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皇帝吓了一跳：这是为何啊？她说，我听说史书上说，主贤臣忠，只有君主贤能，臣下才能忠诚。魏徵敢于提出很多意见，那是因为他效忠您，他敢于这样，正好证明陛下是贤能的。现在我有一个贤能的夫君，我能不祝贺吗？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所以我要祝贺。
史书上没有记录李世民的反应，想来一定是喜上眉梢。注意皇后说服皇上的角度，她是从表扬皇上的立场来维护魏徵的直言。试想，她如果从批评皇上度量狭小入手，那么问题一定会更复杂，甚至完全弄糟。这种方式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认识的基础上的。让皇上接受意见，还不能让皇上威风扫地，否则就是南辕北辙了。
皇后不仅能提意见，而且善于提意见，这种方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后宫的事情，皇后也向来如此。长乐公主要出嫁了，因为是皇后亲生女儿出嫁，皇帝特别嘱咐要多准备嫁妆。结果朝廷准备的嫁妆十分丰盛，甚至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出来发言了，说这样于礼不合，于情未安。李世民把魏徵的意见转述给皇后，皇后深有感慨：魏徵真是难得，作为皇帝妻子的我尚且察言观色。过去只听说陛下重用魏徵，不知道理由，现在终于知道了，魏徵是能够“以义制主之情”的人。忠言逆耳利于行，魏徵真是社稷之臣啊。然后皇后命令赏赐魏徵。
我们看到，皇后不仅赞赏魏徵，更能对魏徵进行分析，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能“以义制主之情”，其实，唐太宗也说过魏徵类似的话：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
我相信，唐太宗对魏徵的信任重用，这其中有皇后的因素存在。此外，皇后处处维护皇帝形象，也如同魏徵等人一样。
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喜爱，总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病而暴亡。太宗对养马的宫人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想杀掉她。皇后谏道，过去齐景公以马降罪于人，晏子云：你养马而死，是罪责之一。如果你因马杀人，百姓知道，肯定抱怨你，这是罪责之二。诸侯国听了，必然轻视吾国，这是罪责之三。齐景公这才没有杀人。陛下读书熟知此事，怎么会忘记呢？太宗怒气才解。他还对房玄龄说，皇后拿平常事启发我，真使我受益匪浅。
爱护皇帝的形象，就是爱护国家的形象，是爱护国家的一种重要表现。但是，这个爱护不是护短，不是隐藏皇帝的错误，更不是为皇帝的过错辩护。真正爱护国家的荣誉，爱护皇帝的荣誉，就是减少皇帝的犯错。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这不仅需要皇帝处处从国家利益、民众福祉出发，也需要大臣们从多个方面共同督促皇帝。长孙皇后对于唐太宗而言，是特殊的臣下，她能发挥其他大臣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唐太宗和唐太宗的时代，正气占据上风，长孙皇后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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