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烽烟中人类的丑恶展现无疑。然而即使是臭名昭著、人性荡失的希特勒纳粹德国，在发动海狮空战，对英国全方位轰炸时，仍不把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作为轰炸目标。作为默契和回报，英美联军的飞机不轰炸德国的哥廷根大学。
历数世界各民族，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日寇。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时，日军就轰炸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中外藏书多达四十六万余册，珍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这座汇集了中外文化精华的恢弘建筑却在日军侵略的战火中化为废墟。日本欲斩断中华文化根脉、毁灭中国复兴的希望的阴谋昭然天下。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据当时的统计，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抗战爆发仅一年内，沦陷区的高等学校遭到破坏者91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108所的85%,当全国的中等学校仅有57万1800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战时国各级学校与教育人员直接间接损失总额国币32亿74819000元,合美金九亿千六百零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元。
全面抗战以来，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设施破坏不遗余力。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其轰炸目标之一就是南开大学。日军进攻南京，从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连续遭日军三次袭击。8月3日至4月15日，日军轰炸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南医学院，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吴中商船学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循坏。
1937年11月5日，蔡元培，张伯苓，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一批大学校长和知名教授共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控诉和声讨日寇罪行：
“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构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小学则不可胜数。他们指出；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毁灭中华文明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中国民族危难之中，为保持薪火代代相续，文明劫难重生，京沪及沿海省区的大学，纷纷搬迁至西南四川和云南，或者迁至的西北西安和兰州。1937年8月至年底，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同济大学等相继开始搬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大后方教育，高校内迁达52所。
国难当头、地不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皆勇猛守土抗战；河南大学作为高等学府，始终留在抗战一线、与抗战军民并肩抗战！烽烟八年，学业未断，然而校园屡遭日军蹂躏，师生多人罹难；河南师生用生命和鲜血见证了中国近代的劫难，更用青春和奋进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不屈，更证明了中华民族必将强盛于世界之林！
谈到河南大学，不得不说说河南！
中国数千年的发展，一句话总结： 三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二千年看陕西和河南，三千年以前就只有看河南了。
人类早期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比如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化、尼罗河的古埃及文化。 三千年前的东亚，正是地球气候的温暖期，广袤的中原腹地，不仅降雨丰沛，有利于农作物培育和生长。即使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大象、犀牛等动物也游弋山林草莽之中，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动物蛋白的食物。黄河中下游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人提供了创造人类最初的农业文明的土壤，为中国先民提供了生活物资保障，养育了人类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华夏民族。
数千年来，河南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物质空间和保障，更为中华民族在文化和思想上做了定位：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
《战国策赵策二》公子成再拜曰:“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沧桑三千年， “中国”不仅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生存区域的位置认定，更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的精核、结构和范式。 虽然各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都以中国为正统的通称，成为一个华夏文化核心概念，浇塑了中国民族的性格和特质。
何为“中国”之性格底蕴？河大哲学主任嵇文甫：
“盖河南之传统精神，以”平正通达“为其特征也。夫”平正通达“则近乎”中“。唯其”中“也，故当其盛时，文而不弱，武而不暴，正体居位，执道枢、秉天钧，岿然为一世重；这岂不是中华民族性格之昭现！
然河南北拱神京、南通十省，西扼甘陕、东窥苏鲁，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既为问鼎之野，屡受四战之难。大河十年八泛滥、淮水自古多内涝。兵燹之祸、旱涝之劫，一部河南史，也是中华民族受难史！
历史上，河南天杰地灵、人文荟萃，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传播源头的书院，全国知名者四：“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
其中河南独占两所：应天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嵩阳书院位于河南郑州登封嵩山。天杰地灵之河南，无论何时均应对祖国之文化做出贡献！
一、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的前身
宋明以后，经济中心南移。江南经济的繁荣，必然伴随文化的发达。明代状元分布的前5个省全是南方，其中浙江20人、江西18人、江苏17人、福建10人；有清一朝114位状元，仅江苏、浙江两省，状元人数就占到了60以上。河南仅为1人。
辛亥革命后，河南各界奔走呼吁，以”百年之计端在树人”教育传统，“救国之道在广植人才，尤在多设大学”的情怀下，欲筹建一所省自立大学。
然而，当时河南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皆难以玉成。于是，在1912年，省议会通过决议，建一所以留学欧美预备班兼修普通科学的学校。校址选在清朝中国的四大贡院之一的河南贡院（位于开封）。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与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上海的南洋公学同列为当时仅有的三所向欧美派遣学生的学校之一。
办校的11年间，预校招收662名学生，送走5届286名毕业生。毕业后留学西方的91人，获得学士学位的16人，硕士学位的9人，博士学位的24人。另143名学生考入国内大学深造。中国文化不免桑梓情浓，这些学生籍的留学生，很多毕业后到河大和河南的其他高校任教，成为河南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故河大之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不可不单列为章，不得不详叙之。
二、河大成立及创纪录的校名更改经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河南留美学生教育委员会不断呼吁应成立综合大学，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应满足河南就有一所留美培训班。机缘巧合，适逢冯玉祥将军担任河南省督军，他鼎力支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晋升为大学，并将军阀赵倜的财产大部分资助创建大学所用。十年磨一剑，1923年3月3日，在首任校长张鸿烈的支持下，中州大学挂牌成立。中州大学设、文、理两科，到了1925年共有八个系、九个专业。
中州大学文科主任由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河南唐河人冯友兰担任、留美工程师曹理卿担任理科主任。大学的教师郭绍虞、董作宾、汪敬熙、冯景兰、王陵南、万康民、杨亮功、嵇文甫等都是当时国内专业的著名学者。
北伐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州大学改名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前身为孙中山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
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其前身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现在的武汉大学。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是于1927年，在“求是书院”校址上，合并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成立的浙江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前身为国立东南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
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成立不久，合并了河南政法专门学校和河南农业专门学校，改名为河南省国立中山大学。
河南省国立中山大学又设立医科，按照政府大学组织法要求，将科改为院，共有5院14个系。当时学校人才济济，教授55人。招生范围也由原来主要面向省内而调整为面向全国。到1930年，学生增加到900余人，校园面积1104亩，校园馆藏书45708册，教学仪器不断更新添置。成立不久的河南中州大学，名重一时，是面向华北和西北的著名学府，与当时的名校并驾齐驱。
1930年9月7日，河南中山大学更名为河南大学。
河南省议会通过决议，将全省的契税专款专用于河南大学的经费，不得挪用。同时，河大还可以向省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因此河南大学进入快速发展期。
1942年3月19日，国民政府通过行政令，河南大学更名为“国立河南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院系调整，河南大学农学院、医学院、行政学院分别独立设置为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行政学院。理学院调至新乡。财经系、水利系，畜牧系、植物保护系等院系也先后调入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校本部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仅保留中文、历史，外语、地理四个系。后又经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1984年2月11日，河南大学得以恢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了河南大学的校名。
如果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算起，河南大学经历八次更名。这在历史上的中国大学也是创记录了吧！
三、全面抗日期间，河南大学的八次搬迁
1937年12月，日寇铁蹄已经迫近黄河北岸，平汉铁路上的黄河大桥被迫彻底爆炸毁坏。1938年5月，日寇第十四师团在土肥原带领下由濮阳大举南下，渡过黄河，绕鲁西南转入河南大平原的门户兰考。河南省会开封危即！时河南省政府作出决定：凡是受袭击或易受袭击区域的学校一律向安全地带转移。河南省教育厅在未与河大商谈迁徙地址，只是转发了省政府的通知。因为当时河南大学是省立高校，教育部未曾置喙。命运关头，迁往何处只能由河南大学来确定了。
时任河大校长刘季洪洞察当时的形势，认为抗战绝非国民党某些高官所言的“速胜“，高瞻远瞩地提出仿效平津京沪等高校向四川迁移；在并派员到四川的万县考察的同时，将学校迁至鸡公山和镇平。重要学校仪器运至汉口，随时准备雇舟溯江而上。河南大学开始了八年颠沛流离的迁徙磨难！
1、暂居鸡公山
鸡公山雄踞豫鄂边界,北去信阳35公里,南距武汉174公里,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其主峰报晓峰海拔784米,在群山环绕中突拔起,头向西北,尾翘东南,状若雄鸡引颈高啼,故名鸡公山。
1903年，京汉铁路修到了鸡公山脚下，美国基督教耶稣会人士李立生发现鸡公山上气候凉爽,景色秀美,为一避暑胜地。美、英、法、德、挪威、瑞典等在武汉的外国人，不再舍近求远去江西庐山避暑，竞相在鸡公山购地建房,到抗战前夕,山上共建有别墅300余栋。
1938年2月，河大师生相续到鸡公山学校新址报道。虽然学系尚未健全，然而各位教授却依旧倾心教学。国文系教授涂文遂踏着积雪到了教室，只有三名学生。几十年后，当时就读的一位同学还深情的记得当年的情形：大家围坐一起，涂教授朗读唐代诗人杜牧的《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那抑扬顿挫、极具情感的语调，至今还在脑海回荡。
范文澜教授身穿蓝布大褂，脚穿便鞋，戴着高度近视镜，目光深邃而坚定，在讲授古代文化之时，将济世致用的进步思想在鸡公山上刻入学生的脑海。
冯玉祥将军与河大的缘分尚在持续中。河大迁至鸡公山后，冯玉祥将军到学校新住址视察并做了时事报告：
“丘八诗人冯玉祥来了”，冯玉祥的开场白引起哄堂大笑，也无形拉近当时的副委员长和流亡中学生的距离。冯玉祥朗诵了几首自己创作的“丘八诗”。其中一首是北伐期间驻扎徐州时写的：
老冯驻徐州
大叔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
我砍谁的头。
冯玉祥是近代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然而就单单植树这个爱好而言，不禁让人想起左宗棠平叛新疆叛乱之时，行军道旁遍植柳树的故事。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
1938年3月16日开始至4月15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击溃日本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中将的第10师团，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场大胜。
河大师生欢欣若狂，在鸡公山上举行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文艺演出。迁居此次的东北中学的师生的唱起《五月鲜花》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东北中学学生于绳武在后来的一首诗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和浓厚的情感：
“五月鲜花歌一曲，莘莘学子泪滂沱”。
鸡公山顶，河大师生遥望烽火狼烟的东北、东南江山，期盼抗日战场捷报频传，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早日重返开封家园。
抗日战场捷报未至，1938年6月，河大突然收到湖北省政府电：“封委座手令”，限河南大学“于本月底全部迁徙，不得延误”。其中缘由，当时不得而知，据后来国民党政府档案解密，方知是蒋介石要在鸡公山“驻节南岗，主持中原会议”。
河大本部及文、理、法学院匆忙之中迁至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
2、坚守热土，辗转镇平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之前，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在占领南京，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未果后，决定扩大战局，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 。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
国民政府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是立足外线，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必要时可以放弃武汉。
汉口也绝非河大的久居之地。河大人必须未雨绸缪。
河大刘季洪校长仍坚持河大入川，定万县为一固定住所，进行传薪授学。
河大的命运因初上任的程潜改变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于年初上任后即发布《治豫纲领》,提出治豫的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原则,倡导教育以启发民族意识、激起牺牲精神为原则，建议河南大学留在省内办学。
河南大学作为河南省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促进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唤起民众抗战中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中原热土饱受蹂躏、中原百姓备受摧残之时，虽然教育部愿意提供入川协助，提供入川的船只，然而河大毅然决然的决定留在河南。
1938年6月，蒋介石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正值雨季的黄河裹挟着泥沙，一泻千里，豫东南、安徽北部等地尽成泽国。已经占领开封的日军在中牟县被河水阻隔。大片黄泛区阻拦了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南下道路，日军被迫陆路进军徽南、苏北，水路沿长江而上进行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无力进行下一步大规模战略侵略，抗日战争进行相持阶段。位于豫西南的伏牛山暂时成了安全的一片国土。
镇平位于南阳地区，与淅川、内乡、邓县、西峡一带被称为宛西。要在这里即这里背倚伏牛山,南接武当山、大别山和桐柏山,西连秦岭余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武汉返回的刘季洪率校本部及文、理、法学院师生于9月来到镇平县。虽然说时局动荡屡屡搬迁,学校财政困难,工资折发且迟迟不能到手,但大多数教职员依然心系学校不愿离开。去四川考察的李燕亭谢绝了朋友的挽留，返回了镇平。
1938~1939年来到河南大学的还有:段青云、王鸣岐、杜新吾、朱芳圃、马辑五、李俊甫、傅桐生、赵新吾、张瑞、栗耀岐等教授,加之原本在校的哲学家嵇文甫,史学家张邃青,教育学家余家菊、刘海蓬等,这支师资队伍为当时国内大学所称羡。
经统计,来镇平报到的河南大学教员82人,其中教授47人、副教授5人、讲师20人、助教10人;职员58人;附属医院医生、护士15人。
从开封到鸡公山、镇平,文理法学院又从鸡公山到镇平,河大学校虽然经过两次搬迁,但都是时间很从容,图书仪器丝毫没有损失,所以实验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抗战初期平津京沪搬迁西北西南各大学所为羡慕的”。
1938年8月5日,河南省政府宛秘一字第七五O号训令决定:“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辞职照准,遗缺派王广庆暂行代理,以维现状。”王广庆遂于19日到校视事。
宛西多山、少地，物产仅能自足，大批人员进入，镇平物价的迅速提高,学生靠贷金仅能解决一日三餐,学生又得不到家庭接济,多数人着单衣进入冬季。虽然条件艰苦,但教学及学术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并未停止。教学则采取老师口述、板书,学生抄记的形式进行。
各院教授并不因战事无常而敷衍了事,均能依照课程要求按时认真讲授。随着局势的缓和,藏于赵湾和下集的图书仪器陆续运到镇平开箱以供借阅和使用。经济、教育、文史、生物、英文各系学生分别成立了研究会或学会,利用课余时间互相切磋研习学业,他们或请教授开设讲座,或动手做实验,于学术大有裨益。
一段时间里,镇平一带农民粮仓出现小黑甲虫,储粮损失严重,农民很是担忧。王鸣岐带领学生细心观察研究,发现小里之研究黑甲虫幼虫生卵于花上,再蔓延于子粒。找到原因后,他马上指导师生开展救治。王鸣岐被聘为防治,虫害尽除,农民拍植物病理教授手称快。
此后,王鸣岐、陈振铎等人发现农作物中急需防除的病害有小麦黄锈病、甘薯软腐病、芝麻枯萎病、白萝卜黑腐病等。为加强试验研究、开展防治及实习之用,他们与镇平建设协会协商,租到农作物试验田50亩,并接办镇平县立苗圃20亩,在杏花山禹廷公园周围山地造林200余亩。
医学院师资力量较强,院长阎仲彝为留德博士、骨科专家,内科朱德明博士、耳鼻喉科杨相初、皮肤科刘蔚同都是留德专家。李赋京博士担任前期部主任,教授生理学及寄生虫课程,鲁章甫博士教授病理学课程,宋玉五、单广德、张金波等教授则教授外科、小儿科、解剖学等课程。
阎仲彝还兼任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各科主任都由医学院教授担任,医学院部分毕业生参与医院日常工作医院病房经常住满,特设的10张妇产科义务病床，为当地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求治者众多，，极受居民欢迎更是一床难求。
1938~1939年,医学院在镇平共毕业两届18名学生,均赴抗日前线担任医务工作。
战火连绵，难容一方书桌。 1939年春,日寇调集10万兵力从湖北襄阳一带分路向北进犯，河南唐河、新野为主战场的随枣战役爆发,局势骤然紧张。镇平距离新野和唐河仅有一百多里,处在南荆公路之要冲,虽然此时镇平社会治安尚好,但日寇一旦西犯北进,镇平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为防战局突变,省政府未雨绸缪,命在豫西南各机关、学校另寻安全地点,以备随时转移。
校长王广庆熟悉伏牛山，知百里之远有潭头镇,该镇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日寇应该不会将此作为军事目标,是个较佳落脚之地。
5月10日,日寇占领新野，河南大学第三次搬迁由此开始。从南召、鲁山,再经方城、叶县、宝丰、临汝、伊阳、伊川,最后抵达嵩县,全程约300公里。
河大在迁徙流转中，途径的每一县均有河大同学。他们有的是教育局长,有的是政府科长,或者中学校长,一路上诸多照顾,比较方便,由此可以看到河大同学对母校的爱护了。
3、扎根河南，久住嵩县和潭头
嵩县位于河南西部，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便有族群居住,汉置陆浑县,金为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为县,始名嵩县。相传辅佐汤王奠定商朝霸业的伊尹诞生于此。程朱理学的创立者程颐、程颢曾在这里著书立说,传学布道。其境内有伏牛、外方、熊耳三大山脉,有伊河、汝河、白河三条大河。
潭头在嵩县城西百里,处于石伏牛万山深处,抗战时期属嵩县管辖。据说潭头的潭是出自郦道元《水经·伊水》》中所说的渊潭,“潭浑若沸,亦不测其深浅”。但如今渊潭早不觅踪影,只有滚滚的伊水历尽千转百回,从大清沟奔涌而出头这块隙地才得以舒展筋骨,继而向东呼啸而去,而在身后留下了由砂石冲积而成的小平原。 潭头附近村落环布,有石门、古城、党村、桥上、大王庙、汤等小村庄,居民总共300余户。
河大选址于此，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潭头四周环山，形成一个口袋，一旦日军来犯，河大进退无路，逃难无门！不料一语成谶，五年后劫难从头而降！
然而多方考察，未有更合适之地，只觉得潭头既不是交通要道，又不是战略要冲，日寇兵力不足，不会染指于此，况当时河南省政府在洛阳成立了党政军最高机关联合办事处，国军数十万驻扎河南豫西及周边，即使日军来犯，国军抵抗之时，当能从容撤退。于是河大校本部进驻潭头，医学院留在嵩县县城。
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河南大学多数教职工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己任,自觉担当起保存中原文化火种的历史使命而选择了留下,决心与学校同进退,与学生共命运。
据统计1939年随河大来到潭头的教授有44人、讲师10人、助教28人、助理5人、校本部职员56人。
1939年6月22日,河南大学发布《二十八年度河南大学招生简章》。河南大学经过一年多的搬迁流离,已渐次走上了正轨。当年招收新生的院系有:文学院的文史学系、教育学系、经济学系,理学院的数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学院的农学系、林学 系及不分系的医学院。
当诸多报考河南大学的学子们看到《河南民国时报》《河南报》《河洛日报》《行都日报》刊载的录取公告上有自己的名字后,他们不禁高兴地跳了起来,仿佛于黑暗之中见到了黎明一般。1939年
9月15日,从省内外汇集而来的216名新生奔波在前往嵩县和潭头镇的山路上,15名续读生、6名借读生和52名选修生也相继到校,他们为河大带来了勃勃生机。此时,河南大学共有584名学生。
此时大部分学生家乡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音讯难通,经济来源几乎断绝,尽管河大初到潭头时,各项生活费用不高,但多数学生仍然生活无着。莘莘学子仅靠菲薄的学生贷金维持生计无衣蔽体,缺食果腹,
在潭头时期,不但没有肉食，正值青春期的学生每人只有两个比拳头还小的馒头、就着一口就能吃完的青菜，喝着能照见人影，不见小米的小米粥时,。当教育部督导范绮巡查时心中颇为酸楚,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问道:你们“吃不饱咋办”?学生回答既是实情也很是幽默:“多喝水啊!”范不胜感慨:“恐抗日完毕,国家中坚分子亦陷于营养不良而成无用病夫矣!”
虽然潭头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但却有一个很适合读书学习的环境,正因为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多数同学都学习劲头十足。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河南大学一批可敬的教授以极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或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学术研究条件毅然回国效力,或从大城市回到地处穷乡僻壤的母校。正是有了他们,河南大学这面大旗才得以不倒,才能在中原这块抗战最前沿的土地上与日寇对峙了7年之久,除1938年外,年年招生,培养出了634名毕业学生,还让800余名学生在潭头度过了一、二、三年级美好且宝贵的学习时光、并且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实用人才。
到了1945年，日军已经日薄西山，但是仍做垂死挣扎，在胜利黎明的前夕，河大却遭受了八年来最大的损失：
面对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的局面，1944年1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一号作战纲要》,以求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3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拟定《一号作战计划》,其中“京汉抗战烽火作战”的方针为:“于四月下旬,以华北方面军由黄河沿岸京汉区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尤其是第一战区的部队。以豫西为主战场的河南战役拉开序幕。
国民党汤恩伯部队一触即溃，日军第37师团占领嵩县以后,在城内处处可见的遗迹里,知道了此地曾有中国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令他们惊讶的是,这样一所大学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坚持了5年之久。日军深知要征服一个国家首先要摧毁其文化,所以查明河南大学的去向并消灭之便成了他们一个新的作战任务。
日军大本营的《一号作战之河南会战·下》中记载:
今日清晨,先遣队在蛮峪街西南,击溃重庆军第117师、第29军的1个团、第19军辎重营的号作之残兵约500人,随后追击逃敌到南会达旧县。在大章路上曾经发现写有‘河南大学××先生宿舍’字样的门牌。以此为线索找到其疏散地点,结果在仓库内发现有德国斯公司制造的新显微镜52个,全部予以收缴。
日军第37师团主力进入嵩县集结,以该师团步兵第225联队(镇目部队)两个大队和配属的第110师团步兵第63联队第2大队(斋藤大队)奉命扫荡嵩县以西的大章地区。
1944年5月16日，日军进入潭头。张静吾教授和怀孕的妻子、侄儿张宏中、石如灿、刘书策,绘图员程步芳,还有校警队的吴锡芳、张书林、石香亭、杨福德、李庭、柳延祺、王伯龄、林二成等20多人负责看护转移学校图书仪器,向北山转移时,不料日军骑兵从东北面山上包抄过来而被俘。
日兵将两队被俘的师生排成一行,驾起机枪,准备扫射,千钧一发之际,突听有日本兵喊不要开枪,只见一日军军官匆匆赶来,叽里呱啦说着什么,又拿出地图指手画脚,张静吾会些日语,听出大意是说不要杀这些人,留着他们当挑夫。
张静吾曾留学日本，知道日本国内人尊重医生，就使用日语向一军官说,我是医生,我老婆已经不行了，让我们走吧。要不你就用枪把我们打死我们。
接下来悲惨的一幕发生了。日本军官不但不听,反令敌兵用刺刀将张静吾的妻子吴芝蕙用刺刀当场刺死。一处在前额,一处在咽喉,一处在心部。张宏中颈后四刀。
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先辛万龄,奋勇反抗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蹈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入深井中;
女学生李先识、李先觉姐妹二人和理学院刘祖望等，为免受辱，投井自尽；
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息慢,便遭毒打,王院长不堪忍受,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月余始达荆紫关;医学院学生祖希弼,被敌人追赶,跳崖髌骨骨折,死里逃生,来到荆紫关。
惨案中,师生遭日寇屠杀9人，失踪3人。黄以仁教授,年已古稀,一路饱受风寒，怀念师友与痛恨日寇交集，情绪难遣，竟一病不起,含恨而逝。
河大师生之壮烈，无愧于中华民族之英豪！只要华夏血脉一脉相传，终不会亡国亡种！
4、流落西安、重整宝鸡
1944年5月， 九死一生的河大从潭头逃难出走，先到豫陕交界的紫荆关集合，后辗转西安，最后落脚宝鸡。重新组校授课，直至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2月20日，河大在开封校园进行了开学典礼！
四、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1946年2月，复员后的河南大学设6个学院、15个学系,（医学院仍不分系），全校师生员工达3000人，其中大学部教师201人,本科学生1988人,占地2000多亩。河南大学成为华北地区院系最多,校园规模最大的高等院校。
1946年11月,为了铭记历史,激励后人,姚从吾校长请预校第一次英文科毕业生,在抗日流亡办学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教务长郝象吾撰写国立河南大学复校纪念碑文,并刻石立碑。节选碑文如下:
……自民初留学欧美学校树立善良学风于前,中州大学因之开拓规模,增高标准,继与法政、农业两专门学校合并,于是科目渐趋完备,设置渐趋充实,全校师生以及关心中原文化之社会人士,正在热烈期待本校之发展中,不幸天祸华夏,倭寇内扰,因而流离颠沛,历时逾八载。
其间迭为临时校址者,有鸡公山、镇平、嵩县之潭头镇、川之荆紫关及宝鸡之武城寺,而以在潭头历时五年为最久。值乾坤荡之际,避地于万山丛中,抱残守缺,勉尽讲习进修之职责,以保中州学术之一线命脉,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矣……
全面抗日的八年， 河南大学前七年始终坚守河南境内，默默承受了8年流亡的苦难，是因为河南大学有着对哺育过自己的河南这片热土深沉的爱；5000里路迁徙路途，就像流动的一把火炬，照亮了中国中部河南的大地;河南大学流亡办学的过程就像一条璀璨的银河,一颗颗明星划过历史的天空,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运行轨迹。
作为一个河南人，不能不知道河南大学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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