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法显、玄奘“西天取经”的去时路线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致沿着丝绸之路，越过印度河进入中印度地区。而返回的路线截然相反，法显是在印度东海岸走海陆回国，至山东登陆返回祖国；玄奘则因当年答应了高昌国王，取经后返回高昌国宣讲佛法，所以几乎是沿原路返回，只不高昌当时已被唐朝征服，玄奘也就未做停留，直接返回了大唐。所以法显是西行陆路取经，东行海路归国；玄奘是来去一条路走两遍。那么按照今天的地理知识，法显东归之路明显距离更近，为何不能来去都走海陆？又或是通过中南半岛前往印度呢？
西天取经的路线选择唐朝长安前往印度的路线应有四条，第一条路线就是法显、玄奘选择的西行路线。此路线从长安出发，向西经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翻越葱领，穿越帕米尔高原，沿印度河南下，渡河后向东进入中印度（天竺）。
第二条路线就是法显东归的海上路线，其东归是从恒河入海口的位置登船，穿越孟加拉湾抵达狮国（今斯里兰卡），二度登船后进入印度洋向东航行，沿苏门答腊岛东北海岸线进入我国南海，再往北航行至我国。如果把这条路线反过来，完全可以当做前往印度的路线，法显搭乘的是商船，说明东晋时期这条海上贸易线已经成熟。
第三条路线是从长安南下四川，经过当时的南诏，由布拉马普特河（雅鲁藏布江）流域进入印度。有人说这条路线上的南诏与唐朝关系不好，此路行不通，这个说法其实不对。南诏与唐朝对立是中晚唐时期的事儿，由于唐朝国力衰退，南诏国开始扰乱西南，威逼四川，唐僖宗因此悬赏镇压，这也是后来播州杨氏崛起的原因。
而在唐初，南诏还只是西南诸邦中的势力之一，只因唐朝廷需要扶持西南政权牵制吐蕃，所以朝廷选择了最南端的“蒙舍诏”，扶持其征服了洱海地区的五个大型部落，从而统一洱海。贞元十年（794年），唐德宗封其首领异牟寻为南诏王，这才有了南诏国。所以玄奘西行的贞观三年（629年），走南诏路线是有可行性的。
第四条路线则是从长安出发，至青海，穿越吐蕃（西藏）到亚东，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这条路线看着比较虎人，还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其实唐朝有人走过这条路线，即“一人灭一国”的王玄策。但当时的吐蕃给予了极大帮助，玄奘自行时，这条路线只有理论上的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要看玄奘西行路线选择上的几大主导因素了：
玄奘西行的目的小说《西游记》将玄奘西行称“西天取经”，这个说法也很恰当，因为玄奘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探究佛教各派学说之分歧。换言之，如果说法显是为了探索佛教完整的戒律清规，那么玄奘就是为了探索南北佛宗的统一概论。法显作为前辈，带到中国的是佛教“世界观”，玄奘则是去寻找“方法论”。玄奘时期我国佛教流行摄论宗和地论宗，此两家有关法相多有乖违，玄奘渴望得到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融汇贯通一切，于是决心前往印度求法。所以这一路走去，不管大乘、小乘，能够听闻学习便是目的，那么路线选择就尽可能路过崇尚佛教的国家，而且越多越好。
（法显）
基于这种目的，前人法显的《佛国记》就是很好的路线指南。比如法显记载的茑夷国（今新疆焉耆）之旅，由于茑夷国信奉小乘佛教，对中原大乘佛教徒没有好感，所以连寺庙都不让投宿，法显团队中的智严、慧简、慧嵬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才化解了教派之争带来的麻烦。这就为玄奘提供了指南，200多年后，玄奘偷渡出关，得到的最大资助便是高昌国。
（鞠文泰与玄奘剧照）
此时高昌国王鞠文泰信奉佛法，在玄奘离开高昌前，玄奘应鞠文泰要求，剃度了4个高昌国徒弟随行，答应归来时在高昌传法三年。麴文泰则为其准备了30匹马、30套衣服、100两黄金、3万银钱、500匹绫绢，并令25名随从，1名掌握多种语言的官员陪同西行。除此之外还亲手给沿途25个绿洲小国的君主备下请求通行的书信，并给每位君主备上厚礼。小说《西游记》里的徒弟四人、通关文牒或许就是以此为原型。
再比如法显记载到于阗国遇上了当地的大型佛教活动——“佛诞节”，规模之宏大从未见过。玄奘当然不会错过这等佛教圣地，200多年后玄奘也经过此地，并写入《大唐西域记》。所以说他的路线选择绝对会参考《佛国记》中记载的佛教中心分布区。甚至再往前看，三国时期的僧侣朱士行，西行探索时，也在于阗国收获了小乘佛教经典《放光般若经》梵本，这些都是玄奘值得参考的路线选择。上面四条路线能够最广泛接触佛教盛行区域的便是第一条，所以西行之目的，乃是路线选择的首要因素。这里也能排除第二条海上路线，这条路线需要在海上漂泊，根本无法接触到佛教文化，对玄奘来说毫无意义。
西行路线上的阻碍排除名著《西游记》里常说“此去十万八千里”，这正体现了玄奘西行的路途遥远，然而我们上边罗列了四条路线，其中第三条是最近的，即从四川、云南，进入中南半岛，由中南半岛进入印度。我们之前也说过，南诏本身并非这条路线上的阻碍，因为当时唐与南诏是合作扶持关系。而可能造成的阻碍在于唐政府，要知道玄奘是请求西行被驳回的，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唐朝初建，百废待兴之际，统治者并不支持佛教的发扬。因为自古以来，宗教的发扬与推广都会吸引大批劳动人口转为僧侣，这即让劳动力大量流失，又使财政税收减少，对于战乱后的社会经济的恢复极为不利，历史上三大灭佛事件皆有这个因素。
其二：唐初与突厥关系紧张，随时都有战争爆发的可能，边境严禁人口出关，一方面是担心关内人口流失，另一方面也是防止间谍活动。
贞观三年（629），关中大旱，唐朝廷这才准许关中百姓出关逃荒，玄奘就是混在逃荒的队伍里向西而去的。到达重镇凉州后，由于唐朝与突厥的战争一蹴而发，故而又被拦在关内，无法继续西行。玄奘在凉州寺庙坐堂传法时又被凉州官军遣返，因为他没有政府签发的“通行证”和“暂住证”（唐朝僧人游历传法需要到尚书省授权的州府开具证明），他的度碟（僧侣身份证）只能证明他是长安的僧人。
此后玄奘昼伏夜行抵达瓜州，此处守关将领叫李昌，他已经收到了凉州发来的通缉令，也就是说玄奘可能已经被当间谍通缉捉拿了。好在李昌是信佛之人，在抓获玄奘后又亲自为其放行，此后又经过五座烽火台，玄奘又很走运的遇到了信佛的将领王祥，在王祥的帮助下，玄奘总算是走出唐朝国界，偷渡出关了！
如果换成是第三条路线，玄奘需要通过狭窄的古栈道抵达汉中，再由汉中巴蜀之间的山谷进入巴蜀，经巴蜀入南诏。此处的关卡与西北截然不同，不在茫茫戈壁之上，而是处在“一线天”式的峡谷之上，偷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恐怕到不了南诏就被遣返或者捉拿，这就是玄奘走不了中南半岛的原因。
再说第四条路线，吐蕃这条线的宗教信仰并不符合玄奘的“胃口”。至今藏传佛教仍然独立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的体系之外，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尤其是在玄奘时期，受到印度教的影响较大，教义、理论都与玄奘所学大相径庭，而这条路线上几乎都信仰藏传佛教（当时还处于本波教阶段），所以探索的意义没有西线强。
至于说高原反应什么的，我觉得倒不是主要问题，地理原因被很多人拿出来说事儿，要知道玄奘走西线也是要翻山越岭的。翻越葱岭时，玄奘的队伍有一半随从、两名高昌徒弟都死在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这不也是地里上的阻碍吗？玄奘在穿越红沙漠时差点渴死，这不也是地里上的阻碍吗？而且法显在《佛国记》中早就记载了“大雪山”和“沙河”的艰险。所以地理因素并不一定是玄奘选择路线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玄奘的路线选择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前行者法显，自己以虔诚为态度，以历学为目的，以顺利偷渡为基础。因而选择了偷渡可能性大，沿途佛学中心较多的路线。回归时若非与高昌国王有约在先，他很可能会效仿法显，从海陆归国，可惜的是，他抵达高昌时，唐朝军队已经驻守在了此地，鞠文泰也已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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