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埋葬文明
[杜培华现任北京电视台纪录片导演。8年来，她的名字常和楼兰连在一起，而楼兰是一个1500年前突然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古老王国，100年前，西方探险家发现了它的许多遗迹。杜培华带领摄制组走遍楼兰古地，然后制作了一部长纪录片《寻找楼兰王国》，今年又出版了专著《去楼兰》，许多媒体都曾向她询问她的书和电视片背后的动机，最近她集中回答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问：众所周知，你们进入楼兰是偶然的。但你们却把这个偶然事件沿续了许多年。你认为你们这么做在当代生活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杜：一个被真历史击出响动的角色。
问：你的“真历史”要表示什么意思？
杜：即历史，而非历史知识。当然历史知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一直是被动的。就是说，楼兰令我惊讶，但把这种惊讶仅仅当作个人激情就太幼稚了，那是历史记忆本身参与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处在历史之中，每个人都可能碰上别人经历过的事，只是年代相距太远的人们之间的陌生，更容易被转化为知识。但反过来说，历史储存在我们中间的记忆总是被知识唤醒的。确实我们在楼兰的经历很典型。一方面，它那种与世隔绝的洪荒状态使那种陌生感来得太强烈；另一方面，关于它的知识非常鲜活，就是说，它们不是课本里的那种知识，而是学者们在此时此刻发展着的知识。也因此它是敞开的，把我们也卷在里面。
问：但你书名的副题“悖论、相对主义，开启沙漠中的秘密”，却像是要盖棺定论似的。
杜：是，这是我精神上的悖论。我一方面抵制别人给与我的知识暴力，又一方面正把这种暴力转给另一些人，即我的读者。我在书里所以不住地提醒读者注意，表明的就是这种悖论。当然，我希望人们不只了解我给与的知识的相对性，还要了解所有知识的相对性。这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就像看东西，人的眼珠和眼光是两回事。人们虽然注重获得知识，却还没有受到知识论的训练。当代生活令这一点很突出。不知是否我们中国人更特别地承受着其中的冲突，总之，形成我们个体质量的那些因素在知识系统的未来图景面前受到的打击，似乎太过于猛烈了，人们还没有获得好的精神技巧来处理这个时代发生的巨大的理性问题，精神的苍白混乱和智力的脆弱，都跟这个有关。我想把我对楼兰的研究当做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例子，一方面呈现我的研究的局限，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表明那些研究无效。
问：你认为在这种相对性中，人们究竟会获得什么样的知识呢？
杜：一种与自身有关的、因而是生动的知识。一个人处在这种相对性中，就要经验知识的参与者和观照者的双重身份。在未来充满美丽和诱惑的图景面前，这是十分积极的姿态。
问：这当中有没有怀疑论的陷井和混乱？
杜：我们应当努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需要知识理论的建构——知识分子更多地担负着这类责任；需要知识的生产行为——专业学者是最具有这种行为能力的人；还需要对这种行为的即时解说——这方面我们有以往时代没法比的传媒工具。跟古代不同，我们面对的历史知识是由学科构成的，专业科学家通过这些学科的内部系统，给人类创造着唤醒历史记忆的各种手段，那是我们接近历史的必经之路，因此我们首先要倾听专业科学家们对历史的解释甚至他们的学术，而不是怀疑那些学术。但从认识论角度说，我们接近历史的目的对于我们的路径，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我研究楼兰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专门的楼兰或历史学者，而是要接近那段历史本身。具体地说，我的研究仅仅局限在寻找一种阅读有关历史文献的方法上。历史在我面前更是古老精神延续变异的过程，其中的精彩瞬间由于学术的分科不能被充分描述，我得自已去寻找我太需要知道的历史细节。但我对有关文献的阅读刚一开始，就被淹没在阅读与误读的悖论之中了。我们面对着历史语言、金石语言和神话语言所描述的不同的历史，我们并不能直接阅读金石语言和神话语言描述的历史。
问：你找到一种可以“直接阅读”的方法了么？
杜：没有。但我越来越强烈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楼兰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都处在语言的神秘变迁的交汇处。我研究楼兰是从班超这个人开始的，他是史书记载最多的楼兰汉使。但当代对他的公开学术分析几乎是零。这是有原因的。关于楼兰的学术，是从西方探险家发现楼兰遗址以后开始的，从人种学角度或从文明史角度的研究，与西方探险家的思路有很重要的关系，王国维、黄文弼这些更依据汉语典籍的学者的研究，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比如，王国维考证一件罗布泊汉简上写的是《史记.滑稽列传》中的句子，并有几个字不一样，这个考证很难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人种学的学术系统，它引人考虑的首先是楼兰文书同《史记》有什么关系。但在当时，这算是什么学术呢？已有系统中的东西还顾不过来呢，这个只好沉没。黄文弼是受西式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他在罗布泊发现了上万年前的石器遗迹，提出了有一条更早由东向西、从内蒙古草原通往罗布泊的道路的观念，这对当时已有的楼兰学术、特别是由西向东说，是重要的发展。但西方的早期情况已经得到了许多史学描述，所以由西向东说有学术系统的支持，而罗布泊地区的早期情况都记载在《山海经》那样的书里，被列入神话范畴，中国传统史学或由西方开始的人种学、考古学等系统，都对它们十分防范，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些本质的冲突。显然，要在黄文弼发现的那些石器和《山海经》之间做出解释，需要一个与之相关的学术系统，它至今还没有浮现出来。
问：存在着不同系统之间、系统与非系统之间的悖论。
杜：承担这种悖论是非常难受的。但汉语史籍记述了班超的情况，这使我觉得有必要先进入中国传统史学这个系统。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情感因素。问题是，与班超有关的最大的史学问题就是当时的经学论战，那是一场关于怎样阅读上古典籍才不是误读的大讨论。就是说，我因楼兰而遇到的问题正是楼兰时期特别激烈的问题，并且楼兰也参与其中。那些上古典籍是指孔子以前的经典，比较了解古代史的人都知道那场论战。当时，派遣班超到楼兰的河西大将军窦固，与班超的哥哥班固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们在西域做的事总是跟那场论战有关，而班固受皇家指派为那场论战集著，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我沿着班氏家族的线索去找历史记载和当代学者们的其它相关研究，越是与我的线索有关的，我当然越是敏感和关注，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个系统。比如何振明先生关于甲骨文时代的6种语言的研究。就我个人理解，他做着一件很重要的事。但他的研究并不是从某个当代学科出发的，也没有相应的学术系统描述它。他遇到了同王国维、黄文弼一样的问题。据我观察，这是中国史学传统在当代遇到的困难。
问：楼兰的秘密是什么？
杜：是其文明的巨大背景。比如，史书还记载过一个有名的楼兰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傅介子的汉使被派往楼兰杀了楼兰王的过程。这件事的直接背景是傅介子的祖上傅说。但傅说是谁？他距今至少3100年了，那时，殷王武丁欲求圣人，但见群臣百吏没一个是他想要的，就让许多人在旷野筑营，于是得到了。他得到的这个人就是傅说。直到庄子时代，人们还记得傅说对武丁时代的重要。唐代章怀太子为《后汉书》撰写注文的时候则明白表示，傅介子是傅说的后裔，西汉在楼兰用傅介子同殷王武丁用傅说是一样的，并且不久又有一个叫傅毅的人也是傅说后裔，他对派班超到楼兰起了决定作用。就是说，史书上有具体记载的两个楼兰汉使都建树了与武丁时代相同的业绩，“事如武丁用傅说”。而武丁时代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甲骨文书的大批涌现。河南安阳的十数万件刻文甲骨和殷墟妇好墓，都是对那个时代的杰出的考古学见证，涉及古文字学、古代天文学、上古思想史、人种学等许多学科。傅说、傅介子、傅毅的血脉世系在楼兰和殷王室之间、在楼兰文书同殷王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书之间，呈现着无可替代、清晰可辨的连接线。可惜这条线上有些东西当代学科还不能容纳，比如楼兰文书上的文字同甲骨文文书上的文字的关系，在东、西方文字各成一统的古文字学中，是无法被描述的。
问：你想为此建立一种描述方法么？
杜：不。
问：为什么？
杜：不为什么。我在楼兰的工作做完了。但如果有条件再作什么，我希望在古典文献和当代学术之间选择一种将两者截然分开的方式，先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训练。因为我觉得，当代学术在运用古典文献方面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困难。
问：楼兰还影响你么？
杜：是。终身的。楼兰给了我一种非常珍贵的眼光，它使我重新理喻一些我十分敬爱的伟大人物所达到的很高的境界，比如孔子、尼采、普希金。
问：怎么讲？
杜：很难讲。这么说吧。写作《去楼兰》之初，我曾听说了一则西域故事与《红楼梦》写作有关的传闻，由此便非常敏感清代皇室从康熙就开始的对西域古文字的关注。从资料上看，那时发生的一些事，确实让我心里隐隐的惊动。我一直盼望着写完《去楼兰》把《红楼梦》再读一遍。那不是为了窥视那则传闻的真假，是因为后来再想起那件事的时候，我偶然感悟到，《红楼梦》中有种很高的境界同《诗经》、《尚书》描述过的境界是相通的，就好像写作它们的是同一类人。以前我两次读《红楼梦》都不满20岁，几乎当色情小说读的，我知道我读得不充分，但越想再读就越感到准备不充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由于楼兰的事涉及了《诗经》、《尚书》的描述，所以我曾一个字一个字地啄磨那些描述，那时候那种境界呈现了出来。我能理解它，可以说它更高于宗教情感。那是非常幸福的阅读经历，那种感动穿透了我整个生命。后来，《去楼兰》的书稿一寄走，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之间选了两个最好的，开始阅读。我知道我获得了一种眼光，已经为这次阅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读了正好一个月。我读懂了这部伟大著作。
问：你能描述使你读懂《红楼梦》的那种眼光么？
杜：是，它很珍贵。我将在以后的写作和拍摄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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