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继承：曹操及其相关人物研究
“放”和“收”：与人才共济大事的绝世法宝
前言
关于“放”与“收”的涵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知道，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无论我们是使用某种办法，还是使用某个工具，都想尽力将其优点发挥到极致，对其缺点加以回避，前者我们可以称之“放”，后者可以称之为“收”。具体到自上而下的用人上，“放”是指凭借知人之明、容人之量、用人之术等基本素质，以功名利禄、个人魅力和私人情感等为基本手段，为人才创造条件、提供舞台，使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展其能以及各尽其才，为了用人者设定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的行为；“收”是指对于人才可能对组织的目标和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要加以预测、防范，对这样的人要加以制衡、废黜、软禁、囚禁，甚至消灭的行为。
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用人上，还体现在自下而上的关系上，具体而言，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方式也存在“放”和“收”两个方面，所谓“放”是指善于识别追随对象，对追随对象忠诚、尊敬、顺从，发挥自己的才能等资源创造价值，创造业绩，为实现被追随着设定目标而努力；所谓“收”是指下级应适当收敛，不能让上级感到威胁到其权力和利益，伤害其尊严和权威，不能刻意打破上级建立的平衡。
其实，在处理同级关系的时候，也存在“放”与“收”的问题，
这里，“放”是指信任、合作；“收”是指防范、竞争。
至于此类“放”和“收”的关系，笔者以为，根据客观情况不同，应当分类论述之。一般而言，在双方或多方竞争的情况下，应当“放”的多一些，让人才尽情发挥，尽可能的增强己方的力量；一旦战略目标实现，例如局势稳定或天下一统，应当“放”的少一些。根据不同的对象，应当对“放”和“收”的比例进行相应的调节，对于“忠义柔顺”少一些的人，要“收”的多一些，反之，“收”的多一些。
以上所讲都是“术”，也就是技巧、谋略，而“术”务必以“道”为宗旨，所谓“道”是指价值观。只有“道”是正义的时候，与之伴随的“术”才是值得称道的，才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否则不过是阴谋诡计、奇技淫巧而已。
本书素材的选取
本书为了全面论述二者的关系，为读者从商、理政等提供一些建议，特选择曹操和他的文臣武将为对象进行探讨。
选择三国人物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选择研究三国人物，是因为三国博弈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的潜能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发，有利于我们对激烈竞争下人物活动规律的把握。之所以选择研究曹操，是因为曹操确实开创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功勋，构建了一个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人才集团，尤其是曹操在识才上更具创造性、科学性，在用人上更加富有魄力。毛泽东 在这个方面很推崇曹操，他认为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
选择曹操及其相关人物的原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军阀割据，董卓、袁绍、袁术、曹操、刘表、刘备、孙坚等人，或欲称雄一方，或欲吞并天下，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而人才作为最宝贵的资源，自然成为各方重点争夺的对象。刘备有以刘关张和三顾而出的诸葛孔明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孙权设有招贤馆，麾下有周瑜、张昭、鲁肃、吕蒙、陆逊等文臣武将。而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曹操，更是聚集了大批的人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堪称当世之人杰，文有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刘晔、司马懿、陈群、满宠等人，武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张辽、张郃、许褚、徐晃、于禁、李典、乐进等。曹操不仅能够识别他们于众生之中，将其放置在各个位置之上，激发他们的潜能，还能合理地对他们加以配置，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发挥出团队的力量，足以说明曹操在识才、聚才、养才和用才等方面是极富艺术的，客观而言，也是最为高明、最为成功的。
这是曹操在“放”与“收”两个方面的成功产生的结果，但是，与“放”相比，其在“收”上的成绩相对较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曹操在用人上过于追求“放”，让人才尽情发挥，使得“收”和“放”失去了均衡。例如，一只风筝如果放的太高、太远，控制的绳子不够牢固，就很可能收不回来了，导致风筝虽然放起来了，但是却丢了，落个赔了风筝又费心。
同时，由于曹操集团“谋士似雨，猛将如林”，这些谋士和将领与曹操的关系以及谋士、将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便于研究自下而上和同级之间“放”和“收”的奥秘。
本书写作原则和特色
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以正史为依据，以经世致用为导向，不为传统思想所左右，不为流行观点所迷惑，以客观之态度，对各种观点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细，力求探求人物之原貌，力求弄清事件之真相，进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本书对历史人物的考察不是仅仅限于曹氏集团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将人物放在整个东汉末年之乱局中，放在多个集团相互搏杀之擂台上，放在各个集团内部人员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下。唯有如此，方能使理论研究的成果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曹操及其下属不仅处于曹氏集团内部，还处于三国博弈的大舞台上；唯有如此，才能使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实践，因为，当今社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它都是处于内外互动的开放体系之中。
考察曹操如何处理与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不同地位、不同个性、不同能力的上级、同级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考察曹操如何一方面高举“唯才是举”的人才大旗，另一方面又考虑道德、亲情在人才使用上的影响；考虑曹操如何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口号下巧妙地玩着“文武有别、亲疏相异”的勾当；考虑曹操在挥洒自如、指点江山之余，在对待某些具体人物时的无奈，以及明知危险而不得不用的忧虑……总之，笔者力求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对曹操以及相关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向读者展示一台真实的、富有艺术的用人大戏。
古为今用，始终是人们研究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笔者也是抱着这个目的对曹操的用人进行研究。在当今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在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个体想要成功都必须借助一个组织，依靠一个团队，争取成为一个领导者。而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就是识才、揽才、留才和用才。因此，学习如何识别人才、聚集人才、留住人才和使用人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必须具备的素质，否则将会影响工作。本书试图通过对曹操在识才、揽才、留才和用才等几个方面的考察，以期向读者展示曹操的用人艺术和领导才能，以期对读者的工作有所裨益。
本书共有十六章，其中，第一章对曹操的情况，以及人们对曹操的一些看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其中，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介绍曹操的人才标准、人才来源、收揽人才的方式、养才的方式和用人之术的概述；第七章专章介绍曹操集团内的首席文臣荀彧的个人情况和曹操对荀彧的使用；第八章主要介绍了曹操集团内的一些重要谋士，诸如，荀攸、郭嘉、贾诩、程昱、刘晔，以及曹操对他们的使用；第九章主要介绍曹操对崔琰和毛玠的使用；第十章主要介绍曹操对宿卫人员的选择和使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主要介绍曹操“文武有别、亲疏相异”的用人之法；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介绍曹操如何对待不是属下的刘备和关羽，以及试图将其收归麾下的努力；第十五章主要介绍既是曹魏重臣，又实际上颠覆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懿，探求曹魏被司马氏篡夺与曹操人才措施的关系，以期客观评价曹操人才措施的优劣短长。
本书以正史为基础和依据，使论据更加充分，说理更加透彻。笔者为求方便读者，在选择史料时，对于一些较为晦涩，较为重要之部分，均加以解释，以期传播知识，探讨规律之时，也能享受精彩的故事情节，达到既“得到结果”，也享受过程的双重效果。
本书区别于市场上充斥的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因为本书不接受“演义”等艺术作品加工过的资料和观点，也不采纳坊间流传的一些观点，而是基于史料，实事求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进行的理论探索。
本书的将以曹操为中心展开，以曹操的“放”和“收”为界限，将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然后在各个部分内穿插论述曹操对与其相关人物的“放”和“收”。
由于笔者水平十分有限，写作时间仓促，书中会存在一些纰漏，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给予指点，笔者一定虚心接受，并感激不尽。
第一部分 关于曹操这个人
要研究曹操以及和曹操有关的人和事，我们就不得不认识曹操这个人，探究他的出身、德才、婚姻和工作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深刻、客观的把握事实，以事实为依据，研究曹操的为政方略、军事谋略、用人之术、处世之道等方面。笔者根据正史记载，加以科学取舍，认真研究之后，对曹操有了一些认识，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章 曹操的出处
至于曹操的出身，基本上没有异议，他的祖父是东汉的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父亲是曹腾的养子曹嵩，也曾官居太尉。《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桓帝世，曹腾为中常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曹操的出身即明，而出处却难寻。原因在于，曹操的父亲曹嵩的出处不明，正如上文所载“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嵩的出处不明，也就导致曹操的出处不明。既然是“不明”，也就是说，还有不同的说法，存在争议。有的人说，曹嵩压根就是路边捡来的孩子，或者是来自不出名的家庭，曹腾为了避免他认主归宗，故意隐瞒了他的出处。而东吴的《曹瞒传》和《代语》认为曹嵩本姓夏侯，是夏侯惇的叔父，。如此说来，曹操和夏侯惇是亲叔伯关系，而和曹仁不仅无血缘关系，还仅仅存在着远于夏侯惇和曹操的那样的拟制血亲。
东吴的《曹瞒传》和《代语》并载：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
至于曹操是不是本姓夏侯，这个确实没有足够的依据。而《三国志》的写作风格似乎比《曹瞒传》和《代语》更为严谨，它只是说曹嵩的出处无法确定。
那么，曹操本人会如何认识自己的出身呢？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二，在漫天流言，一片嘲讽之中，曹操未免不会思考自己的出处问题，但是，又不能问其他，即使问家人，估计也是委婉的适当问问，也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因为曹嵩本人也许就不知道谁是亲生父母。不过，曹操在形式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曹家人，更加借重曹家的力量。
第二章曹操的“德”和“才”
从“德”和“才”的广义而言，对一个人评价不外乎“德”和“才”两大类。对一个的总和评价，有很多标准。例如，“智、信、仁、勇、严”、“忠、孝、节、义”，知识、理想、器局、见识、气量、胆气、知人善任以及智商、情商、胆商以及德商等。
本书为方便论述，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对曹操进行评价，其中，“德”包括：仁、义、礼、信，忠、孝、节、义等方面，即我们所说的“德商”，“才”包括：知识、才华、能力、器局、见识、度量、胆气、知人善任等方面，即我们通常说的“情商”、“智商”和“胆商”的总和。
“德”和“才”是紧密联系的，正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德”是根本，是目的，“才”是凭借，是手段；“德”是统率，是路线，“才”是支撑，是方法。
德才兼备的是圣人，诸如孔子、孟子、诸葛亮、范仲淹，德胜才是君子，诸如颜回、曾子，才胜德是小人，诸如李林甫、严嵩、和珅，德才俱无是愚人，诸如孔乙己一类。
圣人，人皆膜拜之；君子，人皆钦佩之；愚人，人皆怜惜之；小人，人皆讨厌之。至于这四类人的使用，有人说：“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小人，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尽然。此日常之理，人之常情。然，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尤其是面对复杂的政坛，凶险的商场，不可为日常之理所拘，不可为人之常情所囿，一切决策当以形势为依据，一切行为当为生存和发展而努力。
因为乱世和治世不同，取材之标准必然有异，资源丰富和稀缺之不同，取材之宽严必然有异，对手强大和弱小之不同，取材之真伪必然有异，形势松缓和紧急之不同，取材之急缓必然有异。与君子为伍，不舍忠义，自然不必权术为重，以礼待之，赏罚分明即可。至于小人，也不是不能使用，如果一味的不用，岂不是让其白白消耗他人之劳动成果，鼓励大家做小人了吗？何况，有时候，即使是小人，只有驭之有方，用之有道，也可以做善事。这要取决于什么情况使用之。例如宋朝奸相丁谓也能够通过斩杀囚犯抗击辽军。这要取决于什么人使用小人，有些人智慧高超，善于驾驭小人，例如，朱元璋对胡惟庸的驾驭和使用。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坚持“德为先，才次之”，坚持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原则。而小人有时候在具体事务上也是有用的，但是，我们应坚持“以慎用小人为变通，用小人要谨慎，用小人要“驾驭”第一、“使用”第二”的原则，既要想用、敢用、能用、善用、用好，也要能控制，用而不能制约才是恶之大也。那些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就是这样生成的，例如，汉朝使用王莽却不能制约，进而导致被其颠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的祸乱；而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使用则是使用小人的成功范例，一方面利用他的才解决国家的问题，一方面加以防范，一旦生变，立即诛杀。
上面是对“德”和“才”的一般性的论述，而曹操的“德才”如何呢？是否可用呢？
标签： 历史上用谋略取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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