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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文学的历程与大陆新武侠的复兴(上)
------------兼论《今古传奇·武侠版》
1 《今古传奇·武侠版》的兴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梁羽生，金庸在香港封笔，古龙与司马翎于台湾先后去世，温瑞安等人的超新派武侠创作跌入低谷，除黄易有跃现势头，将科幻与玄幻的元素引入武侠而踏上新路外，由港台新起的新武侠小说创作已步入低谷。八十年代，在港台的华文文化的飞地，即在大大小小的如真善美，皇冠，春秋出版社旗下，聚有二三百名武侠小说作者。在整个出版市场上，除了金庸作品集因得到主流媒体不停推介得以畅销外，古龙、温瑞安、黄易等的正版全集，已可在市场上买到低至三折的处理价。互联网上武侠园地兴起，然而由于网络阅读和传播的物理限制，其影响始终有限。而从近年武侠影视的风靡、武侠游戏的红火、经典武侠作品在租书店等地的传播来看，一个不小的武侠市场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受到年轻读者、特别是高初中生读者的欢迎。那么，在武侠小说旧作名家与新人原创之间，如何作出一种既具市场经济特征又符合先进文化要求的主动策略调整，并以此开发出新的文化资源，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
《今古传奇·武侠版》的创办及“大陆新武侠”理念的提出，改变了21世纪中文武侠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是21世纪初武侠小说发展的重要文学事件。
《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于2001年9月。目前已出版52期，发表1000余万字的原创武侠作品。刊物2002年11月以前为月刊，11月后改为半月刊，2003年11月又扩版成功，出版人已有改周刊的计划。该刊目前期发行二十余万份。在国内兴起的十余种武侠小说杂志中首屈一指，在国内文学杂志中，发行量已位于前列。
《今古传奇·武侠版》目前推出的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椴《乱世英雄传》，展飞《剑啸西风》，时未寒《碎空刀》、《偷天弓》、《换日箭》，凤歌《铁血天骄》，中篇：沧月《夜船吹笛雨潇潇》、《剑歌》、《碧城》、《马后桃花马前雪》《东风破》，小椴《长安古意》系列，步非烟《武林客栈》系列，沈璎璎《揽月妖姬》、《金缕曲》、《琉璃变》、《屏上暗红蕉》等，燕垒生《破浪》、《碧血黄沙》、《明月照山河》等，江南《春风柳上原》、《佛心红颜》等，杨叛《梅影埋香》、《侠女灵襄》、《天岚石语》等，天平《双飞燕》、《落鸿火》等。小椴、时未寒、沧月、沈璎璎、天平、燕垒生、杨叛、江南、步非烟等年轻作家，经常在刊物上露面，并得到刊物的推介，成为刊物团结并培养出的核心作家。《今古传奇·武侠版》在拟改周刊的报告中指出：“《今古传奇·武侠版》在成功创刊三周年之际，提出了“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刊物将以缔造21世纪大陆新武侠为宗旨，以今古传奇体为指针，以侠情义为主旨，是中国21世纪武侠文学的核心与基地。我们将在刊物中引进多种元素，在继承的基础上也要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然后我们将结合网络，漫画，影视、游戏等多种平台，它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侠文化的阵地。”
本文在首先论述武侠文学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类型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有着深厚传统,在这么深厚的传统上诞生的“大陆新武侠”,在阐述其文体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今古传奇·武侠版》带来的21世纪初中国武侠小说格局的新变化。来分析《今古传奇·武侠版》引领的创新，在继承武侠传统的基础上，汇合新的语境中的网络、动漫、游戏等新的元素后的的创新，尤其是在“女子武侠”的创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在论述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对不同类型的武侠小说创作状况及相关现象进行描述，并对重点作家作品予以评论。最后，提出对《今古传奇、武侠版》及21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思考和建议。
2 武侠小说的传统：侠、侠客、剑、江湖、侠义小说、金庸与古龙。
《今古传奇·武侠版》的创办，走出了一条与以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为代表的民国旧武侠和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都不相同的、具有超越和发展性质的、“后金庸古龙时代”大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道路。
武侠小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港台最后以金庸古龙等人的创作定型形成的一种类型小说。武侠小说在华文的语境里，有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与悠长的文本发展的历程。
2-1，侠与侠客。
在汉语中，侠字由“夹”字而生，“夹”为会意字，是人在胁下带着剑器。由此引申的“铗”指剑，“侠”，即是指带剑的人。春秋战国，中国社会由原始的形态向以使用铁器的自耕农为主体的郡县社会跃进，出现了重大的震荡与整合。处在贵族阶层中较底层的一些人，接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拥有一定的田宅，有青铜与铁混锻的武器——剑，他们在担任着卿相大夫家的家臣、门客，在战时充任中下级的军官，在各诸侯国中奔走，被新兴的权力者收养，成为一个全新的“士”的阶层。这一群拥有技艺与自由之身份的“士”，在春秋战国的历史整合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其中的一部分偏重于技击与武力的人，被称之为“游侠”，“游”是指其生存的状态，可自由地在不同的诸候不同的士大夫间奔走，“侠”是指他们拥有的技艺——其核心部分，是骑射剑术。
春秋战国到西汉，五百年间，“游侠”作为社会阶层、文化现象、生活方式出现之后，即得到了当时学者的关注。
韩非子在《五蠹》中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意识到，“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侠客，以自己的自由意志立身处世行事，是与他以法治世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荀悦在《汉纪》中指责游侠“……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聘，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他认为游侠是道纪崩坏的末世的祸根之一。
司马迁为游侠作传。他对游侠持大致肯定的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向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又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这两种对“侠”与“游侠”看起来对立的观感，基本上是后世主流的意识形态对此的基本看法，识者所处的时世不一，环境不一，可能为正方，也可能为反方，大的乱世则重侠，治世则骂侠。
春秋战国之后，儒法的观念重新整合社会，游侠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进入社会的机会不多，但历代“布衣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之侠行义举多有。由春秋战国时期，游侠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以至整个农耕社会零零星星的游侠的活动，游侠们在处理与庙堂、亲友、朋友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中，在他们的江湖游历中，慢慢形成了他们的人生观念、生活方式，并由儒、道、法、墨、禅宗、楚骚等文化积淀中进行挑选取舍，分离并形成了“侠”的观念。
陈平原指出：“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比如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烈、侠行等等。只有到那时候，才能说侠与人的社会或家庭背景无关，不属于任何特殊阶层，而只是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
“侠”的精神风度与行为方式，大抵是：与权威的力量保持相对独立的自由之态度。注意身体技能的训练以保证有高乎常人的技击能力。注意意志的修炼坚定刚强以求有超乎常人的意志的力量。对朋友亲人忠义果敢，重气轻死，一诺千金。讲求心灵的自由任侠。不畏权势与豪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处事豪侠、义烈、不拘小节。嫉恶如仇，快意恩仇。有“侠”气的人，如果顺应主流的话语，融入主社会主流，则成为勇士、英雄，建功立业，反对主流的话语，处在山林闾巷，则成为盗匪、流氓，打家劫舍。反过来，也有人认为，勇士、英雄、盗匪、流氓中皆有侠义辈在，也是这个道理。
侠的观念随着时代的风气与语境，有发展、扬弃、整合与演进。清末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民族主义的兴起，又有爱国、打抱不平、崇尚自由等新的观念融入。
2-2，剑与江湖的文学。
曾在历史中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的社会阶层——游侠，经过史书、诗歌、散文、小说的记载与虚构，进入了文化的系统，形成了独特的“侠客”的形象，与日本社会中的武士、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有近似之处。作为一个存在过的社会阶层，游侠、骑士、武士，或者已经消失，但是它们所代表的的一种精神、气质、观念，却进入了文化之系统，被进一步符号化，不断地被民间文学与庙堂文学阐述、虚构，成为各自文化系统中，积淀了民族心理与审美取向的核心的意象与符号，并且不断地同当代的语境积极契合，获得当代性，成为文学作品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的母题。
由不同时代的文人咏诵的游侠诗，《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以及散见各种野史与笔记中的侠客行传，由唐传奇开始的侠义小说，将侠客、剑、江湖作为描写的核心的意象，经过一千多年的积淀、演进，慢慢形成了一个有内在规定性的特殊的文学系统——武侠文学。发展至今，武侠文学通过影视、漫画、游戏、小说等，在大众文化中所取得的分额，仍然令人震撼，它基本上是大众文学的核心部分，也是鲜活的最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草根性的一部分。
武侠文学得到文人与一般的市民阶层的喜爱，并成为重要的类型文学的一种，我觉得有以下四个基本的原因。
一是武侠文学的主旨在颂扬侠客仗剑江湖的快意恩仇的生活。侠客最核心的精神元素是：对自由的追求。以修炼身体得到体能的自由，以修炼意志得到精神世界的自由，强调自我的生命意志，与世界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而在西汉以后，以儒法思想为内核的宗法社会，中国人以仁孝为本，以国家家族的利益与意志至上，克己复礼，内圣外王，发展成一种内敛型的精神系统，个体的意志与自由，成为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侠客固然可以成为急公好义、包打不平的救世主，在乱世中来主持公道与正义，“与现政府常常立于反对者的地位”。但是侠的观念中，最可贵的，还是对自由人格与意志的颂扬与追求。陈平原指出：“游侠之所以令千古文人心驰神往，就在于其不但拯救他人，也拯救自我。”“是一种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从这个层面上理解作为精神风度与存在方式的侠，它正好是宗法制度下农耕社会，稀缺的精神的资源，它可能对文人与一般百姓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隐秘的补偿。
二是武侠文学所特有的强烈的传奇性。出现在武侠文学中的冲突，是江湖与庙堂、权势与游侠、结构与个体、善与恶、正与邪的强烈的冲突，而侠客们出面，来解决这些冲突，又是以剑——血腥的、生死相连的激烈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武侠文学天生即具体强烈的传奇性。好的武侠作品，叙事曲折，情节紧张，人物个性鲜明，令人目不暇接，能达到一般读者“好看”的要求，有极强的娱乐性。
三是武侠文学经过发展，具备有类型小说的一般特征。类型小说的一般特征，在于出现程式化的手法，规范化的语言，一些核心的读者心领神会的意象，为读者提供熟悉的“密码”。武侠小说发展至今，已拥有“剑”，“江湖”，“侠客”，“门派”等核心的意象，有“报仇”、“学艺”、“会盟”、“疗伤”、“夺宝”、“艳遇”等核心场面。一般读者，可心领神会，在此领域中，得到阅读的满足，建立一个相对自足的精神世界。
四是武侠文学具有的悲壮、雄浑苍凉的审美风格。侠客在神秘的江湖上的漫游，常常面临的生死的抉择，武侠文学显得尤为苍凉壮阔，血气方刚，这在以中和之美为主旨的中国文学中，是罕见的。
在武侠文学中，最核心的两个意象，一是剑，一是江湖。
剑是最古老的兵器，曾是令游侠与一般的百姓区分开来的一个基本的标识。侠客与一般的百姓不同的地方，就是“带长铗之陆离”。侠客们练剑来提高技艺，用剑来解决争端，夺走别人的生命，又在别人的剑下失去生命。剑是一种意志，精神，侠气聚集之象征。剑是侠客对自我存在的基本的认同，是自由意志的符号。
江湖是侠客面对的一切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江湖”由一个地理的名词，引申拓展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江湖与庙堂与家乡对应，处在庙堂与家乡之间，是侠客存在与活动的场所。它由悬崖山洞，大漠荒野，寺院道观等为背景，容纳三教九流，不同的门派，里面布满了相互关联的各种结构与网络，有自己的传承与历史，在某一段时间里，有中心的事件。江湖有写实的一面，随着武侠文学的发展，剑仙等幻想的元素进入，令江湖生发出虚拟的一面，渐渐形成不同的层面，江湖也越来越有象征的意味。
侠客，剑，江湖，三者构成了武侠文学作为类型文学最核心的三要素。
2-3，民国以前的侠义诗歌、散文与小说。
武侠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与历程。最早的武侠文学出现在《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史传中，司马迁等人将早期游侠的言行记载下来，塑造出一大批早期侠客的形象，荆轲、要离、朱家、郭解、剧孟、原陟这些人，他们快意恩仇、豪迈勇武，按照自己之意志，或刺杀霸主，或击杀豪强，已具备侠客的本色。恩义、血勇、信诺，这一批游侠身上，有非常质朴的侠的观念。此时剑术也在萌芽阶段，“惜哉剑术疏”，恐怕不只荆轲，许多游侠都未有过这一关。游侠们的思想，由儒家的忠孝节义与墨家的励行苦节中来。江湖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但是与庙堂对应的“闾巷”、“布衣”等萌芽状态已经出现。西汉以前五百年，游侠是一个活跃的社会阶层，所以史家所记，多是朴素的写实。
这些朴素的游侠的故事，成为魏晋以至唐宋以降诗人歌咏的一个主题，发展出诗歌里面特有的一个门类：“游侠诗”。曹植、陶渊明、李白等一批诗人，都写过精彩的游侠诗。汉乐府里面，也专门有“结客少年场行”、“少年行”这样的诗题。至唐朝李白，将游侠诗发展至高峰。我认为游侠诗也是后世以武侠小说为主要形式的武侠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源泉。中国文学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诗，游侠成为诗歌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得到修养最好创造力最好的文人的参与与认同，这为唐传奇中武侠小说的出现、后世文人写作武侠作品，作好了准备。游侠诗进一步强化了游侠精神中自由不羁、青春侠气、豪迈超拔的气质，将游侠将一味的快意恩仇中拔高，将他们的行为赋予强烈的诗意，这种浓烈的诗意，是武侠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所以游侠诗虽然未由形式上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带来影响，但是它进一步提升了武侠文学的主题，为唐传奇中武侠小说的出现，作好的准备。直至梁羽生、金庸、温瑞安等人的创作，游侠诗不仅由形式，到气质，都对他们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宋传奇中武侠小说的出现，是武侠文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女》等作品的出现，是武侠小说的第一批异常珍贵的收获。虬髯客、红线女、古押衙等第一批由虚构产生的人物，他们神秘清高，矫矫不群，异于常人，已经掌握了高超的武术，包括后来武侠小说中侠客必得学会的“剑术”、“轻功”、“吐纳之术”，因为接受了道教与禅宗的影响，他们脱离了早期游侠结党成风的状况，而是过着一种近似于隐居的半神半人式的生活，他们可以是侠客，可以是剑侠，也可能是剑仙，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的自由自在，不受世俗之牵累，高来高去，独来独往，行动如风，为人世排解恩仇，又不为恩仇牵系。唐传奇中，已出现了江湖的说法，侠客已经是在江湖之间行动，《虬髯客传》里面，风尘三侠“红拂夜奔”、“太原观棋”、“旅店遇侠”，已经是的的道道的发生在江湖上的故事，江湖不再是浅陋的闾巷，而是这些异人们生存的神秘的所在。所以唐传奇里面，已具备了“侠客”，“剑”，“江湖”这一些要素，后来武侠小说以此为基础，更深更广地发展起来，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后世之武侠小说中几乎全部的元素，都可在唐传奇中找到渊薮。
明清之后，传奇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出现，中国式的小说出现了复杂的结构与圆熟的技巧，在人物的刻写、场景的铺排、主题的提炼等技术层面，得到了全面的跃升。小说的发展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分支文体的完善提供了技术。侠义小说作为传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门类发展起来，武侠作为一种元素，也进入了《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中。明清侠义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水浒传》、《三侠五义》与《儿女英雄传》。
明清侠义小说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小说技巧上的成熟。《水浒传》作为长篇英雄传奇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共同的鼻祖，成就尤其引人注目。它用一百余万言，地道的白话口语，将一二百位人物的故事，组织在一起，叙事时间也就是在短短的几年间，它围绕几场核心的冲突，以线条式的结果，时间疏密有度，讲述了一群侠客行侠仗义的故事，最后以梁山聚义有力地收尾。《水浒传》的叙事技巧，几乎影响了后来所以的侠义小说，金庸《书剑恩仇录》等创作，即直接源于此书。《三侠五义》又与公案小说等结合，将推理等因素引入了武侠小说中，《儿女英雄传》将侠客们的爱情也纳入到武侠小说中来。以上作品，皆以民间艺人的说唱底本，由文人加工而来。
同时，武侠小说中的打斗变成更加细致精彩，“剑”的因素，已经为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标志性的特征，《水浒传》中的打斗场面，如武松打虎，打蒋门神，燕青比武擂等，都详备精彩，扣人心弦。江湖也更加丰富多彩，有了武当，少林等门派，有了和尚道士，三教九流的人物，侠客们行走江湖，首先要有一身过硬的本领，有传承师父，有绰号与名声，有了一些诸如打家动舍、保镖等正式非正式的职业。这些侠客不再如唐传奇中的侠客那么神秘，而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江湖中人，具有草根性。当然，侠客回到凡世，也令侠客失去了唐传奇中自由放诞的名士气派，而变得实际。《水浒传》中的侠客后来归顺了朝廷，《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北侠最后皆成为清官的灵猫，成为义士，官府的帮手，《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无非是成了官宦人家的两头妻。
侠客们回到民间，切实而与主流的话语合拍，与清代文网的紧密有关，也与侠义小说自身的发展，对唐传奇以下侠客趋向鬼神缥缈无迹归于平淡的反动有关。从这方面讲，我觉得是符合武侠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明清的侠义小说，为20世纪武侠小说的全面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4，民国侠义小说。
1923年，平江不肖生推出了《江湖奇侠传》一书，引发了武侠小说创作的热潮。此后二十余年间，顾明道（《荒江女侠》）、宫白羽（《十二金钱镖》）、王度庐（《藏龙卧虎》）、朱贞木（《七杀碑》）、郑证因（《鹰爪王》）、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等专门的武侠作家先后涌现，推出大量商业气息浓郁的武侠小说，在一般市民阶层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平江不肖生精通武术，相信“武术救国”，他将民族主义的情结引入了武侠作品，破除了清末侠义小说清官加侠士的模式。
顾明道更多地将新文艺的笔法引入武侠小说，儿女情爱与江湖历险相结合。
宫白羽首张武林之目，创“超技击派”，武功描写有声有色，开“武打综合艺术”之新风。
王度庐以鸳鸯蝴蝶派起家，创“哀情武侠”，写剑胆琴心，侠骨柔情，王度庐深得西方新文艺之影响，将人性复杂的冲突引入到江湖之中，来写江湖儿女内心的挣扎，将新的爱情的观念引入了武侠小说。
朱贞木综合当时的武侠小说创作，作品被称为“奇情推理派”，他的小说里，有一个男侠引来无数女侠的模式，有标新立异的武功描写，有奇思妙想的暗器神兵，附会史事，写边疆风情。
郑证因通晓江湖门道，帮会的组织戒律，又通晓武术。作品极具江湖风味，被称为“帮会技击派”。
还珠楼主是“奇幻仙侠派”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将神话、志怪、剑仙、武侠等元素糅为一体，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出奇幻绝伦的剑仙世界。其作品包罗万象，几乎是后来武侠小说作者的武库。
民国侠义小说，也被称之为旧派武侠小说。这一批小说在内容上，多写报恩复仇、除暴安良、剿匪平盗、民族斗争，写平民与豪强，侠客与恶霸，清官与贪官之间的斗争，以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云云，小说用章回体，武功平实，重于技击。虽有还珠楼主造出的奇幻之七宝楼台，但楼台之中，所售皆是旧物，少有更新的观念。江湖过于写实，几乎已等同于民间，剑术等，也拘泥于实际，近乎于体育运动。
但是民国的侠义小说，出自专门的小说家之手，有对唐传奇小说的回归，题材进一步扩大，专门专业，又开始向西方新文艺学习新的技巧，将新的观念勉力引入到武侠小说中来。比如爱国的思想、男女爱情平等的观念，对侠客的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侠客们终于由清末小说中的官场的附庸，重新回到了生气勃勃的江湖上，成为初具现代观念的自由的人。
民国侠义小说已积累了大量的创作与经验，为武侠小说的现代化作了充分的准备。
2-5，金庸与古龙的武侠小说。
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武侠传统断裂。在社会主义的文学观念里面，可以有英雄的传奇，不能有侠客仗剑行侠打抱不平的“封建观念”，所以由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初，近四十年大陆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但是大陆一些英雄传奇小说，如《林海雪原》、《红日》等的创作，也是吸收有武侠小说的元素在其中的。民国侠义小说的传统，移至台湾，台湾出现了所谓新派武侠九大家，以古龙与司马翎为代表，又移到香港，出现了梁羽生，金庸等作家。金庸的出现，令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达到了顶峰。
1954年，梁羽生受“吴陈比武”一事的启发，在《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一稿。至1983年近三十年时间，梁陆续发表了《萍踪侠影》、《云海玉弓缘》、《七剑下天山》等作品。梁羽生借鉴新文艺，向西方文艺，特别是古典浪漫主义学习，创作了一大批史诗性的武侠作品，他的作品塑造了一大批江湖上男女侠士，文字俊美而有韵味，讲究武打招式，倡导爱国主义。
梁羽生是港台新武侠的缔造者。他将新的人生观、新的文艺观引入了武侠小说，一洗民国侠义小说陈腐落后之感，令武侠小说在以新白话小说核心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语境中，被赋予了现代性。他塑造的男女侠客，一洗从前绿林好汉豪雄粗放的形象，一变而成深具文化修养的名士与美女，成为有现代观念的能被新的都市读者接受的侠士形象，有强烈的事业心与正义感，有爱国的热忱与献身的勇气，与黑暗的朝廷对抗到底。梁羽生明显受到了“五四”传统的影响。虽然他的宏大的江湖叙事也因此显得呆板滞闷，但是，武侠小说在他的努力下，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能够进入主流文化的特质，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内蕴。
几乎是与梁羽生同时，金庸开始在《明报》连载他的武侠小说。他先后创作有《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等十五部作品。金庸集民国侠义小说之长，并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技巧，以其惊人的想像力、深厚的文化修养、持之以恒的毅力、充沛的感情，创造了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的金之江湖。金庸是新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也是武侠小说作为一门最重要的类型小说的完成者。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主要贡献，我认为有：富有表现力的新白话叙事话语。丰富多彩，门派齐全，极具象征性的江湖。此江湖正邪对立，又亦正亦邪，正邪在转化与交换之中。将内功的概念发扬光大，与武术、轻功、暗器、毒药等结合，创造了一套丰富而有表现力，极具象征性的武功系统。此套系统以“独孤九剑”与“九阳神功”为代表，通过人的不断的努力与修炼，即可达到。注意到人性之复杂性，按照新的人的观念，来塑造了一批具备了典型性格的侠客。这些侠客一方面“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挣扎，在血仇国恨中战斗，他们通过奇遇与努力，改变自已的命运，但是命运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似乎决定着他们的前程。侠客们大多以归隐来结束江湖的生涯。在叙事手法上，充分借鉴西方十九世纪小说与戏剧中的冲突理论，将戏剧冲突完美地引入武侠小说，令武侠小说的故事性与传奇性得以加强。借鉴西方小说中成长小说与流浪汉小说的传统。近乎完美地将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元素，引入到武侠小说中，提升了武侠小说的艺术品位，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性。
金庸通过以上努力，创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具有典型性的江湖，这一江湖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象征。创造了一大批生气勃勃的侠客，这些侠客也成为不同的现实社会中人物的象征。金庸在他的江湖与侠客身上，寄予了他对人生、宇宙与中国文化的思考，也令他的小说超过一般意义的类型小说，而进入五四以来新小说的传统之中，具备了批判性与建设性。金庸的武侠小说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无限丰富的，以“剑”、“江湖”、“侠客”为核心的象征小说。
金庸武侠小说还坚定地回应了“五四”以来“救亡”与“启蒙”的传统，他笔下的侠客，一方面，通过拜师、习武、奇遇、血仇、寻亲、会盟、恋爱、归隐，来行走江湖，得到人的无限的成长，来弄清楚“我是谁”，完成人性的自觉与苏醒。另一方面，又除恶、锄奸，抗敌，来承担大的使命。“我是谁”与“为国为民”相呼应，典型如射雕中的郭靖，《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我认为，这是金庸令他的武侠小说获得当代性的一个标志。
七十年代在台湾声名鹊起的古龙，被认为是武侠小说的求新求变的天才作家。他创作有《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传奇》、《三少爷的剑》、《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欢乐英雄》等作品。
古龙是将西方三四十年代的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思潮引入了武侠小说，并受到日本剑侠小说、日本新感觉派文艺的影响，在台湾七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背景下写作，将侦探推理、心理分析等元素与武侠小说结合，由武侠小说的传统出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武侠小说。
古龙的“剑”、“江湖”、“剑客”更加抽象而具有象征意义。
在古龙之前，武侠小说作家写到“剑”时，认为武术与内功，都是侠客仗剑江湖，行侠仗义的工具。金庸认为不同的武功，会影响到侠客本人的性情与性格。但是在古龙看来，“剑”可以成为一种剑道，成为侠客本人的一种生存的状态，剑道就是人道，代表着侠客本人对自身与世道的领悟以及存在的本源。剑客可以通过不断的苦练修行，得到一种顿悟，从此悟得剑道，达到高手的行列。剑道的得到，实则是侠客身体与精神得到无上的自由的一个象征，最好的侠客，如楚留香，小李飞刀，之所以成为一代名侠，就是通过修炼，在精神与身体上得到自由的人。“武功”在古龙这里，不再成为一种工具，而成为本体。古龙作品《三少爷的剑》中，即通过十三剑、十四剑、十五剑，讨论了剑道本身的本体性。
古龙的笔下的侠客，是通过精神与肉体的修炼后，通过自身的教育后，经过顿悟，自由而充满了生气的人。这些人通过恋爱、破案、报仇来验证自己的自由的处境，通过选择与反抗，来确认自己的“侠”的存在。我认为古龙的侠客大的皆是存在主义者。在古龙看来，侠客们验证自己存在的最好的方式，一是流血，一是饮酒。举两个例子。楚留香的故事中，楚留香作为一个理想的侠客，在不断地同一批存在精神障碍的侠客作斗争，在帮助他们通过弗洛伊德式的治疗以后完成江湖使命，楚留香然后回到他的花船上，感受到他作为一位名侠存在的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是傅红雪。他通过不停的挥刀，领悟了无上的刀法，然后去完成母亲的意志，来确立自己侠的意义。他的羊角风、招牌式的呕吐，正是对江湖的荒诞感、生存的恐惧的反应。
古龙的江湖，也失去了金庸江湖近乎完美的整体感，成为一种不对称的近乎于盲目的江湖。这个江湖是神秘的不可知的，不是由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少林武当掌握的一个不断调整中的稳定的名山大江的江湖。古龙的江湖上，处处是不可知的高手、武功。古龙的江湖的外景大的是酒铺与街道，他的江湖实则更深地置根于侠客的不可预知的内心之中。
古龙的小说，向西方的现代主义话语靠拢，求新求变，在武侠小说最核心的意象中，都加入了新的元素。但是，武侠小说毕竟深深地植根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侠客的自由意志、剑术的奇变、江湖的神奇，皆是武侠小说的题中之义。所以古龙小说中的侠客，作派也许极为现代，但是他依然是穿着传统的长袍。古龙的伟大之处，就是创造出了这一批穿着长袍的存在主义的大侠，并为他们的选择与反抗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更具象征意味的江湖。
港台其他取得成就的武侠作家，还有司马翎、黄易与温瑞安。
司马翎有《剑海鹰扬》等作品，他强调侠客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追求武侠作品的智性。作品元气十足，在塑造人物，驱动情节方面有缺陷，作品冗长而繁复。
黄易将奇幻、科幻等元素引入武侠小说，他的武侠小说几乎是侠客悟道成长的精神史诗，黄易将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与侠客的终极性的精神追求糅合在一起，展现了他对武侠小说文本的无限性的追求。
温瑞安的小说更加注意血腥的暴力中的诗意。他对作品中的打斗，血腥而暴力，又有不可思议的美感。温瑞安通过兄弟情义、江湖密谋、正邪之争，将这些打斗联系起来，将武侠小说阳刚血腥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城市的充满了暴力的江湖，随时暴起、在不停息地打斗中的侠客，正好满足八十年代经济腾飞中的港台都市读者的精神需求，缓解发泄积郁在他们心头的紧张与焦虑。
2-6，小结。
武侠小说有着二千余年的漫长的传统。它由春秋战国至西汉二千余年的游侠生活实录的基础上，发展出游侠诗、游侠散文等，至唐宋，出现了虚构性的传奇小说。到明清，文人根据民间流传的唱词、评书脚本，创作出了第一批长篇白话侠义小说。民国年间，真正意义上的侠义小说开始涌现，并经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了精心的改造，完成了武侠小说现代化的任务，最后形成了作为大众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小说门类——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它由一种朴素的以叙述理想的游侠生活的诗文发展成为浩瀚的长篇巨制，叙事的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同时，侠的观念，侠客的形象，剑之系统的丰富，都因为无数作家的努力，而日渐丰富，具备了类型小说形成最重要的依据——类型性。侠，江湖，剑，也愈来愈抽象而具备了隐喻与象征的能力，更富于表现力与思想性。
武侠小说的发展，是对当代性的热烈的回应。由明清的侠义小说到民国侠义小说到港台新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一直在自觉地接受当代思想的影响，并作出回应，世道黑暗则呼唤清官，国家危亡则倡导爱国，救亡与启蒙实则也是金庸小说的母题。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当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到主流文化的时候，也对武侠小说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古龙、黄易、温瑞安的写作，一方面受到商业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在对新的当代性在作出回应。
当代武侠小说在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系统中发展。中国现代化与都市化的进程，武侠小说自身的的传统，武侠文化传播的现状，主流文化对武侠作为一种亚文化带来的影响，新的武侠作家的生存状况，盗版等对武侠出版市场的影响，武侠刊物的发展等等，这一些因素，都在影响着当代武侠小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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