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上）：朱元璋、朱棣—被毛主席夸做得好的皇帝

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明太宗（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代宗朱祁钰、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佑樘、明穆宗朱载坖、明光宗朱常洛、明思宗朱由检，都是明君，占10位，超过一半，虽然如此，千古一帝级别的皇帝仍只有朱元璋和朱棣二位，明朝明君普遍质量不是很高，一般只要行为正常的都有一些成就，都能够算作明君。明代皇帝只要能在任用宦官时，任用得当，一般不会称之为昏君。历史谣言说“明朝无明君”的说法纯粹是睁眼说瞎话。本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只列出前两位。

上篇关键词：洪武盛世、永乐盛世

明朝全图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帝）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或称洪武帝，明朝开国皇帝，原名朱重八，曾改名朱兴宗，投军被郭子兴取名元璋，字国瑞，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统称“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一年，因年号洪武也俗称洪武帝。太祖之后的明朝皇帝除明英宗（复辟），皆实行一世一元制。

朱元璋出身贫农家庭，出生地之争由来已久，有明光说（也就是盱眙说、嘉山说）、凤阳说（也就是钟离说）、句容说、五河说、沛县说、宿州说等。后四说基本上没有证据支持，经不住推敲，明显不能成立。争议主要出现在明光和凤阳之间（均位于今安徽省东部）。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后因灾变，曾一度剃发出家，四出流浪，化缘为生，25岁（1352年）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政权。先后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其他诸侯军阀，统一南方，后北伐灭元，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皇朝政权，国号“大明”。明太祖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兴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下令解放奴婢；减免赋税。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同时立《大明律》，用严刑峻法管理百姓与官僚，禁止百姓未经许可自由迁徙，严厉打击官吏的贪污腐败，设立锦衣卫等特务机构，整肃显贵的势力及他认为对他的朝廷有威胁的人、并废中书省，由皇帝直领各部，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驾崩后传位于嫡长孙朱允炆为明惠宗。明太祖的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在南京的皇宫内，没有设立“御花园”，只有“御菜园”，其中种满蔬菜，使得皇宫自给自足。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洪武元年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覆，转达上司，旌表门闾。又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贞节牌坊)，除免本家差役。”洪武二十六年令：“凡妇人因夫、子得封者，不许再嫁。如不遵守，将所授诰赦追夺，断罪离异。其有追夺为事官诰赦，具本奏缴内府，会同吏科给事中、中书舍人，于勘合低簿内，附写为事缘由，眼同烧毁。”明朝妇女守寡盛行。又创立明朝入宫妇女生殉制度。

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1328年10月29日）未时，朱元璋出生于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寺村），排行第三。朱元璋先世家沛（今江苏沛县），后徙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市）达百年之久。祖辈生活在古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父亲朱五四（后改为世珍），母亲陈氏为濠州钟离县（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坊间谣传朱元璋其实是回族人，据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但实际上此说只是谣言，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料证明朱元璋及其祖先与回族、伊斯兰教有关，反倒是有其祖上信奉道教和佛教的记录。朱元璋幼时甚贫困，并无法读书，曾为地主放牛。牧童伙伴多人都奉朱为领袖，且日后成朱起义将领多人，至正四年四月（1344年）淮北大旱，引发饥荒，朱元璋初六父崩，初九兄薨，廿二日母崩，与仲兄极力营葬后秋九月入皇觉寺当行童。入寺五十日，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云游淮西颍州。

元至正八年（1348年），朱元璋游历淮西、汝颍、泗等州完毕，返回皇觉寺并逐渐读书识字。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辛丑，身在皇觉寺多年的朱元璋受好友汤和来信劝说，到濠州投靠郭子兴，参加红巾军。由于指挥有方，不久便成为郭子兴身旁一名亲兵并赐名元璋字国瑞，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即后来的孝慈高皇后马氏）。

后来朱元璋见郭子兴与其他濠州红巾军领袖如孙德崖、赵均用不和，屡有冲突，朱元璋不愿涉及濠州内斗，故主动要求返家乡招募新兵，徐达、汤和等朱元璋儿时好友获准随行，不久朱元璋的部队已有结集了数千人。次年，朱元璋部队攻下滁州，成为他首个据点，同时也在攻占滁州期间，李善长加入朱元璋部队，成为他一个重要幕僚。此时，濠州的郭子兴被孙德崖及赵均用迫走，前来滁州投靠朱元璋，由于朱元璋名义上仍是郭子兴部下，朱元璋乃将滁州兵权交予郭子兴。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据高邮，自称为诚王，十五年，元朝丞相脱脱率军进攻高邮，分兵攻六合，六合乃滁州屏障，故朱元璋领兵援六合，幸好脱脱被诬陷而被迫交出兵权，元军不战自溃，滁州也转危为安。朱元璋见滁州地小，建议进攻长江北岸的和州。朱元璋攻下和州不久，郭子兴病故，郭子兴次子郭天叙被立为都元帅，朱元璋与郭子兴妻弟张天祐为副元帅，遥奉韩林儿的大宋龙凤政权。同年夏，常遇春、廖永安、俞通海归附朱元璋，使得其军著手渡江攻入采石、太平路，并计划攻取集庆路（今南京市）。

此时，元军降将陈野先愿协助红巾军攻集庆，郭天叙与张天祐感军功不及朱元璋，故决定在陈野先引领下，亲自领军攻打集庆。结果红巾军攻集庆时陈野先叛变，郭、张二人被杀，陈野先也死于乱军中。郭天叙与张天祐死后，朱元璋成为都元帅，尽领郭子兴旧部。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领军再攻集庆，一举攻陷，改名应天府，作为根据地。至此，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中心，与元朝军队、张士诚、徐寿辉等部形成犬牙交错之势。

朱元璋攻占应天后，开始攻占应天周边地区以巩固防务。至正十六年，遣徐达攻占镇江、邓愈克广德，次年，遣耿炳文克长兴，徐达克常州，而朱元璋亲自率众攻取宁国。随后赵继祖克江阴、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至正十八年，朱元璋亲取婺州。

明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朱元璋攻下浙东后，小明王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同时朱元璋也得浙东名士如朱升、刘基相助，朱元璋采取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采取稳健的进攻措施；并且遵照刘基“先汉后周”之策略，着手对江南各势力进行对抗。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陷太平路，随后弑主徐寿辉、称帝建国，国号汉，之后倾全军攻应天府。朱元璋与刘基设计，先命胡大海进攻信州，断陈友谅后援，再命部下康茂才诈降作陈友谅的内应，引汉军主力进入朱元璋在应天城外龙湾设下的埋伏中，结果汉军被朱元璋军队大败，随后朱元璋攻取太平、安庆、信州等地。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重新整理军制。北结察罕帖木儿、密通方国珍，而与正面的陈友谅部进行会战。同年攻克江州、南康、建昌、抚州等地。次年，占领龙兴，改洪都府（今江西南昌）。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派部将吕珍围攻退守安丰的小明王韩林儿及丞相刘福通，朱元璋不顾刘基反对，派军北上解安丰之围，结果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此后，韩林儿被朱元璋安置在滁州，仍然被奉为皇帝。陈友谅趁朱元璋主力军北上，率六十万水军进攻朱元璋根据地，首先围攻洪都，但朱元璋侄朱文正坚守洪都两个多月，待朱元璋亲率二十万部队驰援，陈友谅大军改往鄱阳湖与朱元璋大军交战，史称“鄱阳湖之战”。

陈友谅自恃巨舰出战，采用炮攻，朱元璋险些负伤被擒。随后，朱元璋利用东北风而改用火攻，致使陈友谅部大量受损。之后朱元璋利用鄱阳湖水位降低便于小舟活动，改为分兵水路围攻陈友谅。陈友谅中箭身亡，汉军溃败。随后朱元璋围攻武昌，并尽占湖北各地。次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子朱标为世子。次月再次亲征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举降。随后吴军相继攻克庐州、吉安、衡州。至正二十五年，吴军继续攻占宝庆、赣州、浦城、襄阳，同年冬，下令讨张士诚。次年，吴军再次攻破湖州、杭州。再一年，徐达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至此朱元璋一统江南。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至金陵应天府，途中在瓜步渡长江时，韩林儿所乘船只沉没，韩遇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命汤和为征南将军，讨伐割据浙东多年的方国珍。随后制定北伐战略：先攻取山东，其次进攻河南，再次攻占陕西潼关，最后再进军元大都。随后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五万，由淮河进入，北取中原。并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徐达攻破山东济南，胡廷瑞下邵武，汤和、廖永忠由海道攻克福建福州。北伐一直持续到洪武年间，徐达、常遇春随后攻占整个河南、山西，最终直取元大都（今北京）。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即位，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同年八月初二（9月14日），大将徐达攻克大都，元朝覆亡。由于幼年对于元末吏治痛苦记忆，即位后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糟糕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明太祖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太祖平定天下后，大封诸将为公侯，部份追封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后又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战死的丁德兴为济国公，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封郢国公。

次年，明太祖于鸡鸣山立功臣庙，六月初三日庙成，太祖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祯、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虚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丁德兴七人配享太庙。此位序屡经删汰，已非洪武二年所定名单位次。随后，太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洪武三年（1370年），杀中书左丞杨宪。洪武四年七月十一（1371年8月21日），傅友德攻克成都，明朝平定四川。洪武五年四月二十三日（1372年5月26日），廖永忠率明军平定广西，洪武五年六月初三（1372年7月3日），傅友德大败元军，明朝平定甘肃。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洪武八年（1375年），德庆侯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

洪武十二年（1379年），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旋赐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左丞相胡惟庸被诛，太祖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直接归皇帝掌管。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锦衣卫，加强明朝特务统治。1382年1月6日，明军在云南昆明附近大败元朝军队，元梁王自杀，1382年4月7日，蓝玉、沐英攻克大理，段氏投降，明朝平定云南。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发，由于涉案人员甚多，太祖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皆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馀人，连“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亦不能免，并颁布《昭示奸党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锦衣卫指挥蒋密告谋反，史称“蓝玉案”。此案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明朝建国功臣因此案几乎全亡。此时太祖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太祖杀江夏侯周德兴以及颖国公傅友德，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亦被赐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冯胜被杀。在处理内政同时，太祖亦多次筹划北伐蒙古以保障北方边塞的安宁，大胜。并曾成功在甘肃击败王保保（1372年）、在东北逼降纳哈出（1387年）、在蒙古高原几乎活捉元主脱古思帖木儿（1388年）。同时太祖进军辽东，使朝鲜王朝等归顺（1388年）。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崩于南京皇宫内，享寿七十岁，在位三十一年，与已故的元配妻子孝慈高皇后马氏一起长眠于南京紫金山明孝陵。《明朝小史·卷三》载，责殉诸妃，强迫伺寝宫人尽数殉葬。《彤史拾遗记》记载，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宫人十数人。

公布遗诏：

新任皇帝惠宗遵照遗命。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清康熙帝历次南巡必跪拜孝陵，曾立碑“治隆唐宋”赞誉其功。民国建立初，孙文至孝陵祭告朱元璋。新中国成立后，今南京市、滁州市、武汉市皆存洪武路作为纪念。

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以猛治国，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恢复经济著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数极力勤政的皇帝。亦显现在清洗权贵势力、以特务锦衣卫控制政治、又用文字狱及廷杖大臣，以立帝王权威。

明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国，其中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左、右丞相。由中书省统六部，但不设置中书令。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太祖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原中书省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至此，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馀年的宰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此外他仍沿用元朝制度，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并设立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此外建立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五寺制度。此外他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不久改为都察院，下设若干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各级官吏。除此他还颁布《大明律》等，对官吏管理进行规制。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和监视，太祖设置了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主要是负责全国各地的关津要冲的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伪奸；锦衣卫则负责秘密侦察大小官吏活动，随时向皇帝报告不公不法之徒。同时太祖还授予锦衣卫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一切大权，锦衣卫正式成为直属皇帝的情报机构。

太祖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严厉的处罚。太祖在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由于太祖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然而，随着大明江山逐步稳定，再加上军事和皇室贵族战功大，享有很高的社会特权，不少人迅速腐化变质。。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为几千年历史所罕见。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力度猛、出奇招，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还是未能达到彻底清除人类贪欲权位腐败的本性。

廖永忠和朱亮祖先后死于非命。随后太祖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之后李善长亦被牵连，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派吏部审讯。三日后，朱元璋下令将蓝玉磔于市，灭族。蓝玉下狱后，口供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均遭诛连。《逆臣录》记载受此案株连被杀的高官有两万五千人。但纪非录所记载太祖的儿子诸藩王犯有很多暴行，太祖则只是轻微劝戒了事。太祖还通过设立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废除）、诏狱、廷杖等机构或制度，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控制。

太祖遵古制，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归兵。国有三军，所以诫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太祖令诸藩镇守天下，又各领兵权，这固然是亲亲之情，信任无以复加，却也未必就没有帝王心术。强藩林立，能做皇帝的却始终只有一个，诸藩势力犬牙交错，必然相互牵制，相互监视，除非朝廷中枢衰弱之极。当中枢真的衰弱至极时，就算没有藩王，也会被权臣取而代之。自三皇五帝，以一介布衣而成天子者，唯汉高祖与太祖，其他帝王，大都是前朝重臣或一方豪强而黄袍加身。所以由自己子孙取代无能之君，也胜过将江山付与外人之手，如此可保朱家数百年江山。建国伊始，明太祖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础上制订颁行《大明律》，紧接着又亲自编定《明大诰》。1397年，太祖下诏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一共四百六十卷，分吏、户、礼、刑、兵、工六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凌迟，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的人，只要是年满十六岁的都要处决。太祖立法一为治民，二为治吏，尤其是《明大诰》对贪官污吏的处决也十分严厉，可以视为反贪刑事特别法。只要是犯有贪污的官吏，一经查实，一律发配北方荒漠中充军，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明太祖十分重视法律宣传，写了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让臣民熟悉法律，不去犯禁。

早在朱元璋起兵时，他就多次强调军纪。他认为“攻克城池用武力，平定混乱用仁政”，杀人并非“勇猛”。要求部队不许滥杀无辜，还给予俘虏优待；同时还要求部队爱护百姓，不得随意焚烧抢掠乱杀百姓，他严令：“掠夺老百姓财物者处死，拆毁老百姓住房的处死。”由于朱元璋部队的军纪严明，朱元璋赢得了部属的尊重，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废除大都督府，并改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等五军都督府。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由都督府管理。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但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两者互相制衡，互不统辖，各自与兵部直接联系，最后奏请皇帝裁定，以避免权力过大。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都是军人,朝廷有事要为朝廷作战。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补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

元朝初期，元世祖曾经远征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明朝开国以后，太祖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在的称霸中国是大明，应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太祖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令太祖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太祖消灭的张士诚、方国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结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后来太祖喝令“日本国王”处理倭寇，结果使者被日本人杀害。消息传回中国后，太祖大为怒火，批日本是“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面对日本，太祖忍下了恶气，从此以后对日本使者一概驱逐处理，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与日本不相往来。同时，太祖把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皇明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就不许征伐。

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太祖派遣莱州知府赵秩远赴日本。怀良亲王经过赵秩的阐释明处外交政策打消了顾虑。不久怀良派遣僧人祖来跟随赵秩回明朝向进表笺。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太祖派遣僧人祖阐、克勒等八人送日使归国，从此明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七月，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掌控高丽局势以后遣知密直司事赵胖至明朝礼部上表：“定昌府院君瑶权署国事，及今四年。瑶又昏迷不法，疏斥忠正，昵比谗邪，变乱是非，谋陷勋旧，谄惑佛神，妄兴土木，靡费无度，民不堪苦；子奭痴佁无知，纵于酒色，聚会群小，谋害忠直。又其臣郑梦周等潜成奸计，欲生乱阶，乃将勋臣李成桂、赵浚、郑道传、南訚等谮于权署国事，令有司论劾以致谋害，国人愤怨，共诛梦周。权署国事尚不悛改，又谋杀戮。举国臣民实虑社稷生灵俱被其害，惶惧失措，无可奈何，咸以为若所为难以主斯民奉社稷。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居私第。窃念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择于宗亲，无有可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臣等咸愿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朝廷奏达，伏启照验，烦为闻奏，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太祖通过礼部传达圣旨：“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虽然，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生谲诈，福愈增焉。尔礼部以示朕意。”李成桂遣门下侍郎赞成事郑道传赴京谢恩，并献马六十匹。当年八月，李成桂又遣前密直使赵琳赴京进表：“权知高丽国事臣李成桂言：伏惟小邦自恭愍王无嗣薨逝之后，辛旽子禑冒姓窃位者十有五年矣。迄至戊辰春，妄兴师旅，将犯辽东，以臣为都统使，率兵至鸭绿江。臣窃自念小邦不可以犯上国之境，谕诸将以大义，即与还师，禑乃自知其罪，逊位子昌。昌亦暗弱，难以莅位，国人启奉恭愍王妃安氏之命，以定昌府院君王瑶权署国事。瑶乃昏迷不法，紊乱刑政，狎昵谗佞，贬斥忠良，臣民愤怨，无所控告。恭愍王妃安氏深虑其然，命归私邸。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以为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推戴臣权知军国事。臣素无才德，辞至再三，而迫于众情，未获逃避，惊惶战栗，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察众志之不可违、微臣之不获已，裁自圣心，以定民志。”

朱元璋再通过礼部复旨：“高丽限山隔海，天造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尔礼部回文书，声教自由，果能顺天意合人心，以妥东夷之民，不生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文书到日，国更何号，星驰来报。”当年十一月，李成桂再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至明朝上表：“窃念小邦王氏之裔瑶，昏迷不道，自底于亡，一国臣民推戴臣权监国事。惊惶战栗，措躬无地间，钦蒙圣慈许臣权知国事，仍问国号，臣与国人感喜尤切。臣窃思惟，有国立号诚非小臣所敢擅便。谨将“朝鲜”（箕子所建古国名）、“和宁”（李成桂诞生之地）等号闻达天聪，伏望取自圣裁。”太祖再通过礼部复旨：“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李成桂遣门下侍郎赞成事崔永沚谢恩，又遣政堂文学李恬送明朝颁赐的给前朝的高丽国王之印，并请更己名为“李旦”。

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帝国向明朝贡马，而且致国书。第二年，明朝派遣兵科给事中傅安率领使团往报。但当傅安等抵达帖木儿帝国国都撒马尔罕时，帖木儿打算要向东兴兵，攻打明朝了，于是扣押了傅安等人，而且百般的诱惑傅安等人归顺帖木儿，傅安被扣押十三年，坚贞不屈，维护明朝的尊严。一直到了帖木儿死了以后，他的孙子哈里嗣位，想和明朝和好，于是才放傅安等人回国。傅安回国以后又出使了中亚诸国。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李成桂遣艺文春秋馆太学士郑总赴京请诰命印章：“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差知密直司事赵胖奏达天庭，继差门下评理赵琳奉表陈奏，钦奉圣旨，许允权知国事。准奉礼部来咨内云：‘国更何号，星驰来报。准此。’即差知密直司事韩尚质赍擎奏本赴京，钦奉圣旨节该：‘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钦此。’除钦遵外，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差门下评理李恬送纳前朝高丽国王金印，又于当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奉左军都督督府咨，钦奉圣旨内一款节该：‘即合正名。今既改号朝鲜，表文仍称权知国事，未审何谋？钦此。’一国臣民战栗惶惧，咸请国王钦遵施行。见今虽称国王名号，窃缘未蒙颁降诰命及朝鲜国印信，一国臣民日夜颙望，仰天吁呼。伏请照验，烦为闻奏，乞赐颁降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施行。”

朱元璋通过礼部下旨拒绝：“今朝鲜在当王之国，性相好而来王，顽嚣狡诈，听其自然，其来文关请印信诰命，未可轻与。朝鲜限山隔海，天造地设，东夷之邦也，风殊俗异。朕若赐与印信诰命，令彼臣妾，鬼神监见，无乃贪之甚欤？较之上古圣人，约束一节决不可为。朕数年前曾敕彼仪从本俗，法守旧章，令听其自为声教。喜则来王，怒则绝行，亦听其自然。尔礼部移文李成桂，使知朕意。”

明朝立国后日本因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后出现的、大量外出掠夺的武士阶层为主的倭寇骚扰入侵的恐惧，明政府立国后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海患的闭关锁国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以来即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此后每隔一两年即将该海禁政策再次昭示天下。整个海禁政策从太祖开始，到了明穆宗在位期间被以“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为由实行开关（隆庆开关）；至清初又开始一连串的闭关，清高宗时更推行“一口通商”政策、直至鸦片战争后，通行整个明清二代的海禁政策才被彻底打破。

元末（1341年－1370年），中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及连年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少，经济崩溃。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太祖实行黄老治术休养生息政策，同时主张藏富于民。

发展农业：太祖通令全国，地主不得蓄养奴婢，所养的奴婢一律释放为良民。凡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由朝廷代为赎身；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州府县只能有一个大寺院，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严禁寺院收养童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如果要是出家，必须得到父母和官方同意，出家后三年内还要赴京考试，不合格者潜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增加了一只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太祖在位期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此外他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赈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人口：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占6175万人，军户占325万人。政府实行户口普查，田产普查，编制各种册籍，施行保甲法与关律法，从法律上禁止人民自由行动，强制把人民分为军户（弓兵、校尉、力士）、匠户、民户（马户、陵户、茶户、柴户、阴阳户、医户）、灶户，不允许随便转换工作，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须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各种活动也要引凭才合法。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乡村之人，至老不识城市。”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命令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中民贵君轻的内容，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遭刑部尚书钱唐冒死反对。洪武年间，太祖共主持举办六次科考，七次发榜，共取一甲21名、二甲223名、三甲686名，合930名，平均每科取士155人，为明朝选拔输送了大量有学识的官员，包括练子宁、黄子澄、解缙等一代名相。洪武三十年科举时，因中进士者均为南方籍。太祖将试官二十余人指为胡党蓝党凌迟杀害，并自阅试卷，取中六十一人，皆为北方人，并于六月廷试。

此外，他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并设立国子监等重要教育机构。由于太祖在位期间实行高压的吏治政策，明初诗文三大家不得善终，以至于“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后世不乏有学者主张太祖曾实行过一些文字狱。也有学者指出关于朱元璋嗜杀之事例，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

太祖崇尚简朴，也希望老百姓也勤俭节约。他规定靴子上不能有任何装饰。同时对于全国人民怎么穿衣；每个阶层佩戴什么样的首饰；盖什么样的房子；出行坐什么样的车子以及人们的行动举止也是朱元璋关注的焦点，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细致入微，可谓空前绝后。“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剃一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客座赘语》卷十）太祖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存恤高年诏》。洪武二十年，太祖怕有关部门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各地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对于社会的救济朱元璋也十分重视，洪武时期，荒政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朝廷除了拨付救灾济贫款项，还侧重加强民众抗灾自救能力。面对天灾侵袭，朱元璋积极作为，既树立了朝廷的负责任形象，又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赢得了民心。救灾济贫实为获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为了贬抑商人，太祖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太祖建立明朝前后，十分重视宗教问题，通过协调儒释道三者的关系，既稳定了局面，又争取了人心，为巩固明朝政权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通过有效的宗教管理措施，把宗教的发展始终控制在适合自己的政治需要范围内，并利用宗教教化番荑，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明政权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登基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在严厉禁止、镇压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同时，即大力提倡尊朱崇儒，确立儒家思想、并大搞神道设教，扶植佛教和道教。洪武年间，朱元璋不仅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修缮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鸡鸣寺、栖霞寺等许多佛教寺院，还修复、重建朝天宫等一批道教宫观，“凡道家所号天帝之宫，靡不崇饰”。（注：《金陵玄观志》卷1，商辂：《奉敕重建朝天宫》。） 他还拨给寺观、宫观大量田土、芦荡，免除其税粮和差役，并多次召集名僧举办法会，自己亲戴皮弁，腰插玉圭，率领群臣顶礼膜拜，或征召道士，举办斋醮祈雨，自己“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中，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注：《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午。）可谓虔诚至极。

他还多次召见名僧、道士，赐坐讲论，有些应对称旨的僧人甚至擢为大官，充当心腹耳目。朱元璋还应僧、道之请，设立善世院、玄教院，后改为僧录司、道录司，以名僧、道徒总领全国的佛教、道教事务。为了扩大佛、道的影响，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点校《大藏经》（即《洪武南藏》），令宗泐、如玘等僧人重新笺释《般若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亲自为《心经》作序；并仿效唐宋君主，亲为《道德经》作注，撰成《御注道德经》二卷，还撰写了《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 明朝官方还多次组织刊刻卷帙浩大的佛藏和道藏。佛藏除《洪武南藏》外，还有《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万历续北藏》以及藏文的《大藏经》，道藏则有《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在政治上，太祖推重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他说：“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他极为重视佛教的辅政作用，将佛教事务视为朝中大事，对佛教制度、僧寺清规多方整饬，期望以此整顿僧团，去淤除垢，“振扬佛法以善世”。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下诏对出家的僧尼免费发放度牒，才使得唐朝年间流传下来使的“度牒银”制度全部废除。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太祖亲自制定的“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

殉葬制度，在西汉初以后，逐渐在中原政权消失。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因暴行（见《御制纪非录》）被宫人杀死，王妃王氏殉葬。明朝时期明孝陵以四十六妃陪葬，其中有太祖死时杀死殉葬十几名侍寝宫人，这一制度沿袭至成祖、仁宗、宣宗、代宗。直至近百年之后其五世孙英宗死前指出殉葬非古礼，仁者所不忍，才禁殉葬于遗诏，永著为典。按朱元璋创立的制度，嫔妃殉葬由皇帝亲临作别。正统初，明英宗目睹皇父嫔妃殉葬，受很大刺激。天顺年间下诏废止。杀死从殉妇女的方法为将她们缢死，或勒死，或灌以水银毒死。这些生殉的女子被称为“朝天女”，她们的家属称为“朝天女户”，并给予一定待遇。关于朝天女记载主要依赖朝鲜的第一手资料《李朝实录金黑口述》。

《明清史事沉思录》中记载，“传谓男子宫刑，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今得之，乃是于牝（阴户）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火消减。国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对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术，这本书的作者王春瑜评论道：“将人等同畜生处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明孝陵康熙题碑：“治隆唐宋”。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张廷玉等对明太祖朱元璋最终能够成就帝业的评价是：“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语云‘天道后起者胜’，岂偶然哉。”清朝官修正史《明史》张廷玉等对明太祖朱元璋一生事业的评价是：“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在一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中对明太祖朱元璋、汉高祖刘邦、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治国能力评价如下：“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毛泽东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军事才能评价如下：“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赵翼曾说：“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盖明祖之性，实帝王，豪杰，盗贼兼而且也。”商传评价朱元璋：“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四处讨饭的小和尚，全靠自己的奋斗成了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另外，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也没有停止步伐，他在位三十多年，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明帝国”。廖燕：“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黄仁宇：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鲁迅《二心集》：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钱穆：明太祖革命，驱除胡元，复兴汉、唐规模，成为当时政治上共同的理想。但明太祖终是一粗人，历史文化修养不深，他首先反对尊孟子为圣人。他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顾祖禹：“太祖起自东南，奄有西北，为古今异数。尝考其用兵之法，实一出于孙吴，攻瑕捣虚，是以所向无敌。夫有取天下之志，而无取天下之略，自开辟以来，未见有成功者也。太祖明于先后缓急之宜，分合向背之理，始则决机于两陈，继直制胜于庙廊，大略同于汉高，精密媲于光武。”赵翼：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14世纪40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跃而在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明成祖朱棣（永乐帝）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最初庙号为明太宗，嘉靖年间改称成祖，世称“太宗文皇帝”，或称永乐帝，明朝第三位皇帝，公元1402年至1424年在位，在位二十二年，年号永乐。这段时间称为永乐盛世。

明太祖朱元璋皇四子，安徽凤阳人，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洪武三十二年或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削藩，燕王遂发动靖难之役，起兵夺位，经过三年的战争，最终胜利，驱逐其侄建文帝夺权篡位称帝。明成祖在位期间，改善明朝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使北京自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至今。此外他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南平安南。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另外，他加强太祖以来的专制统治，强化锦衣卫并成立东厂，残酷镇压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此外，他在位期间不顾祖制重用宦官，也促成明朝中叶后宦官专政的祸根。明成祖于1424年病重驾崩在榆木川，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始庙号为“太宗”，葬于天寿山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帝发动“大礼议事件”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岁，受封燕王。曾居中都（今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府，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㭎皆于早朱元璋去世，而后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驾崩后，四子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为了提防燕王谋反，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装病，使建文帝把作为人质的朱棣三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回燕藩；之后由于属下被朝廷处死，遂装疯。由于王府长史葛诚告知朝廷，装疯被发觉。时燕王遣使入金陵奏事，使者被齐泰等审讯，被迫供出燕王的异状，于是朝廷下密旨，令张昺、谢贵逮捕燕王府的官属，张信逮捕燕王本人。但张信经过考虑，将此事告知朱棣。于是朱棣和僧人姚道衍等进行举兵的谋划，令张玉、朱能将八百勇士带入府中潜伏，以待变故。

张昺、谢贵得到皇帝密诏后，七月初四带兵包围了燕王府。朱棣假意将官属全部捆缚，请二人进王府查验。二人进府后，朱棣派出府内的死士将其擒获，并连同府内叛变的葛诚、卢振一同斩杀。当日夜里，朱棣攻下北平九门，遂控制北平城。燕王朱棣起兵，援引《皇明祖训》，号称清君侧，指建文帝身边的齐泰和黄子澄为奸臣（谋害皇室亲族），需要铲除，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意为“平定灾难”），并上书建文帝。燕军控制北平后，七月初六，通州主动归附；七月初八，攻破蓟州，遵化、密云归附；七月十一，攻破居庸关；七月十六，攻破怀来，擒杀宋忠等；七月十八，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属秦皇岛市）归附。七月二十七，为防止大宁军队从松亭关偷袭北平，用反间计使松亭关内讧，守将卜万下狱。至此，北平周围全部扫清。燕军兵力增至数万[8]。燕军攻破怀来后，由于领地相距太近，七月二十四日，谷王朱橞逃离封地宣府（今属张家口，距北京约150公里，距怀来约60公里），奔京师。八月，齐泰等顾虑辽王、宁王帮助燕王，建议召还京师；辽王从海路返京，而宁王不从，遂削宁王护卫。宋忠失败后，部将陈质退守大同。代王本欲起兵呼应朱棣，被陈质所控制，未果。七月，朱棣反书到京，朱允炆削朱棣宗室属籍，废为庶人。决定起兵讨燕。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置平燕布政使司。

耿炳文率军在八月十三日到达真定，并分兵于河间、鄚州（河北任丘北约30里）、雄县，为犄角之势。在经过观察后，八月十五日，燕军趁中秋夜敌军不备，偷袭雄县；成功后又利用伏击击败了鄚州的援兵，遂攻克鄚州，收编剩余的部队。八月二十四日，燕军到达无极县。从樵夫和中央军被俘士兵处得知敌情，于是燕军发动决战。二十五日，燕军趁耿炳文送使臣出城时偷袭中央军，炳文逃回城中后，怒而迎战。在燕军主力与耿炳文军相持时，朱棣亲自率军袭击其侧翼，耿炳文大败溃逃，中央军投降三千多人。中央军狼狈逃回城中，城池差点失守。部将李坚、甯忠、顾成等被俘；士兵被杀、被俘数万人（后放还）。耿炳文率残部不到十万人在真定坚守不出，燕军攻城三天不克。八月二十九日，燕军返回北平。顾成降燕之后，留在北平协助燕世子朱高炽守城。

耿炳文战败，朱允炆开始担忧战事，考虑换将。黄子澄说曹国公李景隆是名将李文忠之子，建议他接任；齐泰反对，但建文不听。八月三十日，拜李景隆为大将军，誓师出征，并召回耿炳文。李景隆以德州为大本营，调集各路兵马包括耿炳文败兵，增兵至五十万人，九月十一日进至河间。朱棣听说朝廷以五十万倾国之兵交付李景隆，大喜过望，说：“李景隆不会用兵，给他五十万大军，根本是自取灭亡。赵括之失必然重演，我军必胜。”

九月初一江阴侯吴高率辽东兵攻打永平郡，九月廿五，攻陷永平郡，决定趁势偷袭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以获得其精锐部队；另一方面利而诱之，将中央军引至“空城”北平下。九月廿八，出师。十月初六，燕军经小路到达大宁城下。朱棣单骑入城），见宁王朱权，向朱权求救。在居大宁期间，朱棣令手下吏士入城结交并贿赂大宁的军官等。十月十三，朱棣提出告辞，朱权在郊外送行，伏兵尽起，大宁军纷纷叛变，归附朱棣。于是朱权与王妃、世子等一同随朱棣前往北平，而大宁的全部军队（包括其骑兵精锐朵颜三卫）都被朱棣收编。大宁成为空城。朱棣实力大增。十月十九，燕军在会州整编，分立五军（中前左右后）。十月廿一，入松亭关。十一月初五，渡白河（时已结冰，渡河处在今北京顺义区东），打败李景隆的哨探陈晖部队万馀人。李景隆大败。李景隆令郑村坝所有军队轻装撤退。燕军轻易击溃城下的敌军，获得大量物资。此战中央军丧师十余万。十一月初九，朱棣回到北平城，再次上书，惠帝不应。十二月十九日，朱棣出师攻打大同。十二月廿四，抵达广昌，守将杨宗投降。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初一，燕军抵达蔚州，守将王忠、李远投降。二月初二，燕军攻大同。李景隆前来救援。李景隆走出紫荆关后，燕军从居庸关返回北平。中央军兵力、装备大量损失，士气受到重创。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从德州，郭英、吴杰等从真定誓师北伐兵力增至六十万。燕军亦出。四月二十日，燕军渡过玉马河。四月廿四，燕军战斗失利。次日（四月廿五），再次交战。四月廿七，燕军进攻德州。初九，燕军进入德州。五月十五，燕军攻济南，李景隆逃走。燕军遂围济南。十月，朝廷召李景隆回南京。黄子澄、练子宁、叶希贤等上书，请求立斩李景隆。朱允炆不听。郑村坝之战和白沟河之战，使得两军攻守形势逆转。燕军围济南。右参政铁铉、盛庸坚守。朱棣射信入城招降，未果。五月十七，燕军掘开河堤，放水灌城。铁铉决定派千人诈降，诱朱棣进城。朱棣围城攻打三个月。六月，惠帝遣使求和，朱棣不听。七月，平安进军河间，扰乱燕军粮道。八月十六，朱棣撤兵回北平。盛庸、铁铉追击，大败燕军，收复德州。建文二年十月，朱棣决定再度南下，十月廿七到达沧州。燕军仅用两天就攻下沧州，徐凯等投降。燕军自长芦渡河，十一月初四到达德州。朱棣招降盛庸未果，遂南下。十一月，燕军到达临清，焚其粮船。燕军从馆陶渡河，先后到达东阿、东平，威胁南方，迫使盛庸南下。盛庸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决战。十二月廿五，燕军至东昌。朱棣仍然亲自率军冲锋，盛庸开阵将朱棣诱入，然后合围，张玉被中央军包围战死。次日，燕军再次战败，遂北还。在击退中央军的阻截后，建文三年正月十六，燕军返回北平。朱棣与姚广孝商议，姚广孝强烈支持再次出兵。二月十六，朱棣再次出师。三月二十日，燕军探知盛庸在夹河（今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附近，漳河支流）驻扎，于是驻扎在距对方四十里的地方。三月廿二，燕军进兵夹河。朱棣率领一万骑兵和五千步兵攻击盛庸军左翼，不能入。此时燕将谭渊望见已经开战，于是主动出兵攻打。朱棣、朱能等则趁中央军调动产生的混乱，趁暮色向中央军后方猛攻，斩杀庄得。此战杀伤相当，但燕军损失了大将谭渊。当夜，朱棣率领十馀人在盛庸营地附近露宿；次日（三月廿三）清晨，发现被中央军包围。朱棣再次利用禁杀之旨，引马鸣角，穿过敌军，扬长而去。中央军愕然，不敢射箭。

朱棣回到营中，鼓励众将“两军相当，将勇者胜”，于是再次会战，双方互有胜负。战斗打了七八个小时后，盛庸大败，损失了数万人，退回德州。吴杰、平安引兵准备会合盛庸，闻庸已败，退回真定。夹河之战结束。夹河之战重新确立了燕军的优势。闰三月初四，朱允炆因夹河之败，再次罢免齐泰、黄子澄，谪出京城，暗中令其募兵。击败盛庸后，朱棣进军真定。闰三月初九，两军会于藳城交战。次日，复战，南军不能支，大败而去。。朱棣将射成刺猬的军旗送回北平，令世子朱高炽妥善保存，以警示后人。从白沟河、夹河到藳城，燕军三次得大风相助而胜，朱棣认为这是天命所在，非人力所能为。夹藳之战再次使南军损失惨重，正面战场战事稍缓和。南军改为通过谈判、反间、袭击后方等方式间接作战。击败平安后，燕军南下，先后经过顺德、广平、大名，并驻扎于大名。诸郡县望风而降。朱棣听说齐黄被贬，上书和谈，表示“奸臣窜逐而其计实行，不敢撤兵”。朱允炆得书，与方孝孺讨论，方孝孺表示可以借此机会遣使回报，拖延时间，并懈怠其军心；同时令辽东等军队攻其后方，以备夹攻。于是（四月）惠帝令大理寺少卿薛嵓去见朱棣，传诏并秘密在军中散布相关消息。薛嵓见朱棣，说“朝廷言殿下旦释甲，暮即旋师。”朱棣表示这连三尺小儿也骗不过。薛嵓无言以对。五月初一，盛庸、吴杰、平安等分兵骚扰燕军饷道。朱棣遣使者进京表示盛庸等不肯罢兵，必有主使。惠帝听从方孝孺的意见，将使者武胜下狱（一说诛杀），和谈破裂。

朱棣见和谈破裂，从济宁南下，成功焚烧大量中央军粮船，京师大震，德州陷入窘境[96]。七月，燕军进攻彰德，林县投降。七月初十，平安自真定趁虚攻北平，扰其耕牧。朱高炽固守。朱棣分兵回援；（九月十八）平安与战不利，退回真定。由于河北战事不利，方孝孺想出了反间计，利用朱高炽（长子）和朱高煦（次子）的矛盾，先写一封信给守北平的高炽，令其归顺朝廷，许以燕王之位；然后派人告诉朱棣和高煦（随军）世子密通朝廷，以使燕军北还。但朱高炽得到信后，根本没有拆开，将朝廷使者连人带信一起送往朱棣处。反间计失败。七月十五，盛庸令大同守将房昭入紫荆关威胁保定，据易州西水寨以窥北平。朱棣回兵救援。朱棣分兵守保定，并包围房昭的山寨。十月初二，燕军与真定援兵和房昭军决战，房昭退回大同。十月廿四，燕军回到北平。之后又击败了袭永平的辽东敌军。建文三年冬，南京有宦官因犯错被处罚，逃到朱棣处，告知南京守备空虚。朱棣遂决定直接率兵南下，临江一决。道衍亦支持不再与盛庸、平安等纠缠，直趋京师。

1401年（建文三年十二月初二），燕师复出。十二月十二，到达蠡县（约在保定以南50公里）。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南下至馆陶渡河，长驱直入。正月十四，陷东阿；正月十五，陷东平；正月十七，陷汶上；正月廿七，陷沛县（进江苏）；正月三十，到达徐州。惠帝见燕军再次出动，三年十二月令驸马都尉梅殷（惠帝的姑父，顾命大臣）任总兵官，镇淮安。建文四年正月初一，将迁往蒙化的朱橚（废周王）召回南京。命魏国公徐辉祖率兵援山东。二月初一，何福、平安、陈晖进兵济宁，盛庸进兵淮上。二月廿一，朱棣击败徐州的出战军队，徐州自此闭城死守。朱棣继续南下。三月初一，燕军进逼安徽宿州。三月初九，抵达涡河（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以北）。平安带兵来追；但三月十四日在淝河中了朱棣所设的伏兵，只得退回宿州。三月廿三，朱棣遣将断徐州饷道，铁铉等率兵围攻，互有胜负。四月十四，燕军进达睢水之小河，搭浮桥。次日，平安、何福领军夺桥，双方隔河僵持。数日后，中央军粮尽，朱棣决定偷袭。半夜，渡河绕至敌后；四月廿二，双方战于齐眉山（灵壁县西南三十里），中央军大胜，斩燕将李斌。燕军陷入窘境。四月廿三，燕军众将要求北返，朱棣不同意，说“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大部份人站于左侧，朱棣怒。朱能这时强力支持朱棣，表示“汉高祖十战九不胜，卒有天下”，坚定了燕军坚持的决心。这时，朝廷讹传燕军已兵败，京师不可无良将，遂召回徐辉祖。四月廿五，考虑到在河边不易防守，何福移营，与平安在灵壁（一作灵璧）深沟高垒作长远之计。由于粮道被燕军阻碍，平安亲自率兵六万护卫粮草。四月廿七，朱棣率精锐袭击平安，将其一分为二；何福全军出动救援，朱高煦也率伏兵出现，何福败走。中央军缺粮，何福与平安决定次日（廿九）突围而出，在淮河取得给养，号令为三声炮响；次日，燕军攻打灵壁墙垒，进攻信号正巧也是三声炮响。于是中央军以为是己方号炮，纷纷夺路而逃；燕军趁势进攻，中央军全军覆没。灵壁之战就此意外结束。此战燕军生擒了陈晖、平安、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员敌将，四名内官（宦官），一百五十员朝廷大臣，获马二万余匹，降者不计其数。只有何福单骑逃走。

灵璧之战后，燕军向东南方向直线前进。五月初七下泗州，朱棣谒祖陵。盛庸在淮河设下防线阻碍燕军渡河，朱棣在尝试取道淮安、凤阳受阻后，遣朱能、丘福率士兵数百人绕道上游乘渔船渡河，五月初九从后方突袭盛庸，盛庸败走。燕军遂克盱眙。五月十一，燕军向扬州方向前进，五月十七到达天长（扬州西北50公里）。守扬州的监察御史王彬本想抵抗，但属下反叛，趁其沐浴时绑缚之。五月十八，扬州不战而降。随后高邮归降。扬州失陷，金陵震动。朱允炆惊慌不已，与方孝孺商议后，先后定下如下几个救急方法：下罪己诏；号召天下勤王；派练子宁、黄观、王叔英等外出募兵；召回被贬黜的齐泰、黄子澄；遣人许以割地求和，拖延时间。五月廿二，朱允炆遣庆成郡主（朱元璋的侄女、朱棣的堂姐）与朱棣谈判，表示愿意割地。朱棣说“此奸臣欲姑缓我，以俟远方之兵耳。”郡主无言以对，遂返。

六月初一，燕军准备从浦子口渡江，但遇到了盛庸最后的抵抗。燕军战不利，此时朱高煦引兵来援，殊死力战，击败盛庸。随后南军的一支水军部队降燕，燕军遂于六月初三自瓜洲渡江，并再次击败退守此地的盛庸。六月初六，燕军至镇江，守将率城投降。六月初八，燕军驻扎于龙潭（距京师金陵东约30公里），朝廷大震。朱允炆徘徊殿间，召方孝孺问计。方孝孺表示城中尚有二十万兵，应坚守待援；即使真战败，国君为社稷而死，是理所应当的。可以再派大臣、在京诸王前往谈判以拖延时间。于是六月初九，派李景隆、茹瑺等见朱棣，再次谈判；朱棣表示割地无名，只要奸臣。六月初十，遣谷王朱橞（建文元年逃回京城）、安王朱楹等第三次前往谈判，无果。六月十二，外出募兵的大臣们仍未返回，朱允炆只得派在京诸王和武臣们守卫各门。时左都督徐增寿（徐达子，辉祖弟）谋内应，被一群文官围殴。

次日（1402年7月13日），燕军抵金陵。徐增寿作内应，事败，被朱允炆亲自诛杀于左顺门。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橞和李景隆望见朱棣麾盖，开门迎降。燕军进南京，朱允炆见事不可为，遂在皇宫放火。马皇后死于大火，朱允炆本人不知所终；此后其下落成为千古谜团。朱棣入城。

朱棣进入南京，出榜安民，成为了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进城之时，翰林院编修杨荣迎于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语点醒朱棣。次日（建文四年六月十四日）起，诸王及文武群臣多次上表劝进，朱棣不允。数日后（七月十七日），朱棣谒明孝陵，并于当日登基即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重建奉天殿（旧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封王妃徐氏为皇后。朱棣登基称帝后，对靖难功臣进行了封赏。封王两人，为：朱能（东平武烈王）；张玉（河间忠武王）。封公二十二人，为：丘福（淇国公）；徐增寿（定国公）；陈亨（泾国公）；郭亮（兴国公）；李彬（茂国公）；李远（莒国公）；柳升（融国公）；徐忠（蔡国公）；袁容（沂国公）；郑亨（漳国公）；姚广孝（荣国公）；张信（郧国公）；王聪（漳国公）；顾成（夏国公）；张武（潞国公）；陈珪（靖国公）；薛禄（鄞国公）；王真（宁国公）；吴允诚（凉国公）；李让（景国公）；孟善（滕国公）；张辅（英国公）。封侯十五人，为：陈瑄（平江侯）；何福（宁远侯）李濬（襄城侯）；孙岩（应成侯）；房宽（思恩侯）；王友（清远侯）；王忠（靖安侯）；刘荣（广宁侯）；火真（同安侯）；王宁（永春侯）；宋晟（西宁侯）；郭义（安阳侯）；谭渊（崇安侯）；柳升（安远侯）；薛绶。封伯十八人，为：陈贤（荣昌伯）；陈旭（云阳伯）；刘才（广恩伯）；张兴（安乡伯）；房胜（富昌伯）；徐理（武康伯）；徐祥（兴安伯）；金玉（会安伯）；高士文（建平伯）；陈志（遂安伯）；唐云（新昌伯）；茹瑺（忠诚伯）；王佐（顺昌伯）；许诚（永新伯）；薛斌（永顺伯）；薛贵（安顺伯）；赵彝（忻城伯）；朱荣（武进伯）。

明成祖登基后不承认建文年号，七月初一（一说六月十八日），将建文元、二、三、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元年。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如靖难初期因离间被贬的江阴侯吴高被再次起用，守大同）；建文年间的各项改革一律取消；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为了佐证他“清君侧”的起兵宣言，向金陵军民发布公告：“谕知在京师的军民人等，我先前一向守望我藩的封地，却因奸臣弄权作威作福，导致我家骨肉被其残害，所以不得不起兵诛杀他们，乃是要扶持社稷和保安宗亲、藩王。今次研拟安定京城，有罪的奸臣我不敢赦免，无罪者我也不敢滥杀，如有小人借机报复，擅作绑缚、放纵、掠夺等事情因而祸及无辜，并非我的本意。”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明成祖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建文帝大臣（几乎都是文官），灭其族，史称壬午殉难。其中据清修《明史》、明遗民谈迁所著《国榷》、明朝官方史书《明实录熹宗实录》记载，方孝孺被诛十族（九族加朋友门生），受牵连而死者共873人，充军等罪者千余人，当中被救的幸存者有假借余姓逃过一劫的方孝孺的幼子方德宗。而因黄子澄受牵连的有345人。景清降后密谋行刺，事败，八月十二被杀，灭九族；后屠其家乡，谓“瓜蔓抄”。

此外，众多建文旧臣如卓敬、暴昭、练子宁、毛泰、郭任、卢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刘端、黄观、侯泰、茅大芳、陈迪、铁铉等等也都被酷刑处死或自尽，史称：“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他们的家属和亲人也被牵连，死者甚众。被流放、逼作妓女及被其它方式惩罚的人也不少。明仁宗即位后，大部份人始获赦免，而馀下的人的后代却迟至明神宗时始获赦免。建文帝被朱棣篡位后，朝野为之尽忠死节者甚众，不及备载。

在大肆诛杀之外，当月，明成祖将忠于建文帝的魏国公徐辉祖下狱，但顾及其父是中山王徐达，其姊即成祖仁孝文皇后，还是释放了他，仅削其爵位。辉祖死后，其子嗣魏国公爵。黄观被明成祖所嫉恨，其状元的身份被革去，故明代保持三元及第记录的只有商辂一人。耿炳文、盛庸、平安（灵壁之战降）、何福、梅殷等将领投降后都受到迫害自杀身亡。

永乐初，明成祖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仅留朱允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当其皇位较巩固时，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在政治上，明成祖继续实行太祖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讦告。他善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明成祖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同时，明成祖又设置镇守内臣的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强化专制统治。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觉得锦衣卫不足以达成目的，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衙门，地点位于燕京（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今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据说系原东厂所在地。）东厂的行政长官为钦差掌印太监，全称职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尊称为“厂公”或“督主”。初设时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后因事务繁杂，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隶役（称掌班、领班、司房，共四十余人）、缉事（称役长和番役）等军官由锦衣卫拨给。明初《大明律》明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尔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以压迫杂剧创作，明成祖即变本加厉，以极刑来禁止此类杂剧的印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该律所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明成祖十分重视经营北方，加之自己兴起于北平（今北京），因此明成祖在南京即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行在，设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永乐五年（1407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也就是紫禁城（但后来部分宫殿被李自成放火烧毁，清初又重新修复），直至永乐十八年(1420)始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定鼎北京。明成祖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史称永乐盛世。

西南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思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不过，史学界对明朝是否实际统治了西藏存在较大的争议。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如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后封其为“大宝法王”。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

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但明朝并未在乌思藏等地区驻军。亦有学者通过对比元朝对于西藏的实际管辖，认为明朝上面这些对藏人名义上的封授并不能被认为拥有在西藏的实际政治权力。《剑桥中国明代史》亦指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西藏人都未觉得他们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们无须中国（明朝）居中调解而维持著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东北边疆，永乐七年（1409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干，正式招抚诸部，扩大明朝东疆。永乐二年（1404年），置奴儿干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馀。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干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

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驻数年而轮调的流官，后为当地部落领袖所世袭。明成祖为了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海西女真（位于松花江上游）与建州女真（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之间）设置卫所，并派宦官亦失哈安抚位于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了库页岛，宣示了明朝对此地的主权。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永宁寺碑，清代曹廷杰于1885年曾拓回碑文。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吉里迷（尼夫赫人）、苦夷（阿伊努人）、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据《明史》记载，奴儿干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都司治所奴儿干城（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明宣宗即位后，奴儿干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共持续25年。西北边疆，永乐四年（1406年）设立哈密卫。此前，察合台的后裔肃王兀纳失里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向明朝纳贡，被明太祖封为哈密国王。其子脱脱向明成祖朝贡，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宣布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导。之后，哈密国成为设有明朝羁縻卫所的王国，忠顺王是哈密国王，哈密卫指挥使掌握哈密兵权，另有汉人长史。同时，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随后西域的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全国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明成祖很重视河工，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于疏浚会通河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朱棣命开漕运。漕运在元朝至元年间即有，然而却因会通河一段水浅而无法大量载运物资，于是元朝均以海运为主。明朝初期，传饷辽东、北平的途径也均以海运为主。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绝口，会通河于是被淤。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采用河路、海路并运。当时海运危险且多有损失；而河运却经过淮河转沙河，然后经过黄河进入卫河，于此转入北京，陆运须经过八个卫所，劳民伤财。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建议浚通会通河，使得元朝运河恢复。于是，朱棣命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前往治理。会通河首要问题为水源不足，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修筑埋城与戴村坝，横截汶水向南，经河面最高端南旺分水，流入运河，且使黄河不会影响漕运。同年八月还京，论首功，受上赏。次年，因御史许堪进言卫河水患，朱棣再命宋礼前往治理。宋礼在魏家湾分支黄河，泄水入土河，于是从德州西北开一支支流，到海丰、大沽流入大海。此时，宋礼以海运损失巨大、劳民伤财，上言请求停止海运，而恰逢平江伯陈瑄治理长江、淮河等告竣。于是河运从此昌盛，可运大型物资。永乐十三年，朱棣遂终止海运。永乐十三年（1415年）凿清江浦，使大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永乐年间，明成祖还派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边疆稳定的局面下，为整理知识，明成祖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召集一百四十七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这次动用编写人员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启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永乐大典》由解缙、太子少傅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监修，组织上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监修：解缙、姚广孝、郑赐；总裁：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都总裁：陈济。《永乐大典》修书过程对所收录的书籍没有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的方式，保持了书籍原始的内容。明成祖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这是清朝《四库全书》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而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并于1409年完成。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间的抄本。

明成祖时期，为了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同时确立自己即位的正统性，从永乐三年起，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初名马三宝）率领船队六次出使西洋（第七次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永乐时派使臣来朝者亦达三十余国。浡泥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浡泥国王墓）和德州（苏禄国王墓）。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广18丈大船62艘，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杨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惧，献黄金6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郑和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锦布三匹。永乐六年正月，明成祖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六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王贵通等出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赐其国王锦绮纱罗，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浏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不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

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郑和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

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永乐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417年6月）总兵太监郑和受明成祖命，在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之侄蒲日和，也与太监郑和，奉敕往西洋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郑和奉明成祖命出发，往榜葛剌（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1424年8月12日），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1425年5月29日）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郑和奉明宣宗命率领二万七千余官兵，驾驶宝船61艘，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进行了第七次下西洋。开始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遗体埋葬于古里，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明太祖朱元璋为与邻近国家保持长久的和睦关系，便在其所主编的《皇明祖训》中开列十五个“不征诸夷国名”，以警戒后世子孙切勿“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越南（安南国）便是其中之一。1400年，安南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后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胡）即皇帝位。由于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著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西历4月21日）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206]，欲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后，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权理国事”，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西历9月10日），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 八月丁酉日（西历10月2日），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从老挝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其后，明成祖当著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 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府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取得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后南征的准备。[215] 另外，胡朝的南邻占城，曾于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 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至于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于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于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

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王孙陈天平（陈添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即西历4月4日；《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即西历4月26日）。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后，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后大怒，便“决意兴师”。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加封“征夷大将军”，配印信。后来在行军时病卒，由副将张辅代替）、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犛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等二十款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以使民心动摇。

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西历1407年1月19日），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于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于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后，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

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昇龙后，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犛、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内市，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于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西历6月16日）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占领。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此一统计数字，按《明实录》记载的1408年农历六月的计算，则是“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西历7月5日）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著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于是在越南设置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及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安南内属后，安南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明军多次进行镇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明仁宗即位，次年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宣宗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便允许撤兵。黎利得胜后，就发布阮廌所起草的《平吴大诰》，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越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后黎朝。其后，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西历2月12日），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

为了稳定北方边境，对付蒙古势力。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由于轻敌，孤军深入，中埋伏，全军覆没。为消除边患，明成祖决心亲征。明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明成祖调集50万大军。五月八日，明军行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朱棣将之更名为“饮马河”）流域，询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率军向西逃往瓦剌部，丞相阿鲁台则向东逃。朱棣亲率将士向西追击本雅失里，五月十三日，明军在斡难河（位于今蒙俄边境）大败本雅失里。[231]朱棣打败本雅失里后，挥师向东攻击阿鲁台，双方在今蒙俄边境之斡难河东北方向交战，明军杀敌无数，阿鲁台坠马逃遁。此时天气炎热，缺水，且粮草不济，朱棣下令班师。鞑靼部经过明军的这次打击，臣服了明朝，当年向明成祖进贡马匹。成祖亦给予优厚的赏赐，其部臣阿鲁台接受了成祖给他“和宁王”的封号。明军在永乐八年（1410年）第一次出征鞑靼后，瓦剌部趁机迅速发展壮大，1413年，瓦剌军进驻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窥视中原。明成祖决心再次亲征，调集兵力，筹集粮饷。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明军从北京出发，六月初三，明军在三峡口（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击败了瓦剌部的一股游兵，杀敌数十骑；初七日，明军行至勿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瓦剌军3万之众，依托山势，分三路阻抗，朱棣派骑兵冲击，引诱敌兵离开山势，遂命柳升发炮轰击，自己亦亲率铁骑杀入敌阵，瓦剌军败退，朱棣乘势追击，兵分几路夹击瓦剌军的所扑，杀敌数千，瓦剌军纷纷败逃。此役，瓦剌受到了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同时，明军也伤亡惨重。瓦剌被明成祖打败，鞑靼趁此机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势力日益强盛起来，从而改变对明朝的依附政策，并侮辱或拘留没明朝派去的使节，还时常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的劫掠。永乐十九年（1421年）冬初，鞑靼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杀死了明军指挥官王祥，对此，朱棣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明成祖率军从北京出发，出击鞑靼。其主力部队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区）东南的鸡鸣山时，鞑靼首领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乘夜逃离兴和，避而不战。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俘获鞑靼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逃走，朱棣下令停止追击。明军在回师途中，击败兀良哈部，九月，回师北京。明成祖第三次出击漠北，虽对鞑靼部有一定的打击，但成效不大，并没彻底解决盘据漠北的蒙古三个部落对明朝边境的滋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再次率部滋扰明朝边境，明成祖闻悉后决定再次亲征。明军八月初出征，九月上旬，明军到达沙城（今河北张北以北）时，阿鲁台的部下阿失贴木儿率部投降明军，并得知阿鲁台被瓦剌打败，其部已溃散，明军暂时驻扎不前；十月，明军继续北上，在黄河以北击败鞑靼西部的军队，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明，明成祖朱棣随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十一月，明军班师回京。永乐时全国形势相对缓和，但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使有些地区发生了农民流亡与起义，十八年山东发生的唐赛儿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至七月，明军对蒙古鞑靼部的作战。是年正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等地。明成祖朱棣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5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

四月三日，以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为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盂瑛为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为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为右掖；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为前锋，出兵北征。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国库虚耗，曾劝他勿起战事，但他不听，反系之大狱。二十五日，进至隰宁（今河北沽源南），获悉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遂下令班师。

明成祖为填补太祖废除丞相后导致六部之首的空缺，但又希望强化皇权，他设立内阁，内阁大学士计有解缙、黄淮、胡广、杨荣、金幼孜、杨士奇、胡俨。明成祖时期涌现许多著名大臣，包括蹇义、郁新、刘观、郑赐、宋礼、金纯、夏原吉、吕震、金忠、沐春、沐晟、沐昂、张辅。明成祖任用酷吏强化自己的统治，著名的包括陈瑛和纪纲。明成祖时期的著名太监包括：郑和：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王景弘：郑和的副手；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亦失哈：巩固北方边防，晚年研究改造武器，如改造步枪（装枪头-为安装刺刀的先驱）；王彦：原名王狗儿，尚宝监太监；昌盛：神宫监太监，贵州人。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率领北征大军班师返京。七月十五日，明成祖病重。十六日，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昏迷不醒。十八日，明成祖朱棣崩逝于榆木川（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享寿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二年。遗诏传位皇太子。大学士杨荣、太监马去等秘不发丧，暗中派御马监少监海寿秘密回京，“奉遗命，驰讣皇太子”。太子朱高炽立即派皇太孙前往虎帐。八月十一日，皇太孙到达军营后，始发布帝崩消息。太子朱高炽即位，宣布次年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明成祖驾崩后，殉葬的有30余位宫女，其中包括成祖的16位嫔妃。明成祖驾崩后，谥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十二月十九日，明成祖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合葬于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世宗朱厚熜改谥明成祖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蔡石山在其著作《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的开篇评价明成祖“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1424年8月12日，自从1402年7月17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在书末，他再次评价明成祖“毋庸置疑，永乐有过多的自我，而且拥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够甄别和牢记有很强能力之人的贡献，而且保护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过，他也有黑暗面，特征就是不必要又未经思考的侵犯性，而这类侵犯性经常产生了暴虐和消耗”。《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中评价明成祖“使臣言：‘前后选献韩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先是，贾人子吕氏入皇帝宫中，与本国吕氏以同姓，欲结好，吕氏不从，贾吕蓄憾。 及权妃卒，诬告吕氏点毒药于茶进之，帝怒，诛吕氏及宫人宦官数百馀人。后贾吕与宫人鱼氏私宦者，帝颇觉，然宠二人不发，二人自惧缢死。帝怒，事起贾吕，鞫贾吕侍婢，皆诬服云；‘欲行弑逆。’凡连坐者二千八百人，皆亲临剐之，或有面诟帝曰：“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后帝命画工图，贾吕与小宦相抱之状，欲令后世见之，然思鱼氏不置，令藏于寿陵之侧。及仁宗即位，掘弃之。乱之初起，本国任氏、郑氏自经而死，黄氏、李氏被鞫处斩。黄氏援引他人甚多，李氏曰：‘等死耳，何引他人为？？我当独死。’终不诬一人而死。于是，本国诸女皆被诛，独崔氏曾在南京，帝召宫女之在南京者，崔氏以病未至，及乱作，杀宫人殆尽，以后至获免。韩氏当乱，幽闭空室，不给飮食者累日，守门宦者哀之，或时置食于门内，故得不死。然其从婢皆逮死，乳媪金黑亦系狱，事定乃特赦之。初，黄氏之未赴京也，兄夫金德章坐于所在房窗外，黄俨见之大怒，责之，及其入朝，在道得腹痛之疾，医用诸药，皆无效，思食汁菹。俨问元闵生曰：‘此何物耶?’闵生备言沈造之方，俨变色曰：‘欲食人肉，吾可割股而进，如此草地，何得此物？’黄氏腹痛不已，每夜使从婢以手磨动其腹，到一夜小便时，阴出一物，大如茄子许，皮裹肉块也。婢弃诸厕中，一行众婢，皆知而喧说。又黄氏婢潜说：‘初出行也，德章赠一木梳。’钦差皆不知之。 帝以黄氏非处女诘之，乃云：‘曾与姊夫金德章、邻人皂隶通焉。’帝怒，将责本国，敕已成，有宫人杨氏者方宠，知之，语韩氏其故，韩氏泣乞哀于帝曰：‘黄氏在家私人，岂我王之所知也？’帝感悟，遂命韩氏罚之，韩氏乃批黄氏之颊。 明年戊戌，钦差善才谓我太宗曰：‘黄氏性险无温色，正类负债之女。’岁癸卯，钦差海寿谓上曰：‘黄氏行路之时，腹痛至甚，吾等见则以鄕言言腹痛，必惭而入内。’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馀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 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 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韩氏泣谓仁宗曰：‘吾母年老，愿归本国。’仁宗许之丁宁，及韩氏既死，仁宗欲送还金黑，宫中诸女秀才曰：‘近日鱼、吕之乱，旷古所无。 朝鲜国大君贤，中国亚匹也。且古书有之，初佛之排布诸国也，朝鲜几为中华，以一小故，不得为中华。又辽东以东，前世属朝鲜，今若得之，中国不得抗衡必矣。 如此之乱，不可使知之。’仁宗召尹凤问曰：‘欲还金黑，恐泄近日事也，如何?’凤曰：‘人各有心，奴何敢知之？’遂不送金黑，特封为恭人。初，帝宠王氏，欲立以为后，及王氏薨，帝甚痛悼，遂病风丧心，自后处事错谬，用刑惨酷。鱼、吕之乱方殷，雷震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俱烬。 宫中皆喜以为：‘帝必惧天变，止诛戮。’帝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后尹凤奉使而来，粗传梗槪，金黑之还，乃得其详。”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特别声明：图片来自网络，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本文系辵矱山人（又号东南野老、南石山人）原创，任意转载都会收到作者的侵权打击。作者致力于破除历史谣言、历史谎言的事业，集中力量打击各大营销号，极尽可能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公正、不带任何情感的历史，本着反对宏大叙事、追求还原历史上人民所受到的痛苦的正确史观，反对任何不以当时人民幸福为追求的不正史观。另外，本作者致力于研究宋元时期的历史，对两宋和元朝历史感兴趣的同学、朋友都可以一键三连、关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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