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创业风云人物列传(转载)

大学生创业成功案例之一--------创立企业帝国的野心

　　　　创业者档案：刘庆峰，1973年生于安徽省泾县。1995年7月获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1998年7月获中国科技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学位，1998年9月至今攻读中国科技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博士学位。

　　　　　　1999年6月出任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安徽硅谷天音公司)总经理，并任中国科技大学“讯飞智能多媒体实验室”副主任。先后被评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九届委员、安徽省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1999年被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授予“五四”优秀青年奖学金和“建昊杯”，同时被评为安徽省第五届优秀青年企业家。

　　　　　　2000年11月26日下午，我从南京坐长途汽车来到合肥，住在中国科技大学旁边的红绿蓝国际饭店，而在这一天，刘庆峰也刚好从北京参加完中央电视台二台的“对话”节目回到合肥。安顿下来后，我焦急地等着他给我打手机，这是我俩约好的，他说一回到合肥就跟我联系。三天前，我在武汉作采访，第一次跟他通上电话，本来打算马上到合肥的，但他说明天就去北京，我也只好先去南京采访了。由于我没有他的手机号码，而今天又是星期日，不能给他所在公司打电话，所以我只能干等着他给我打手机。

　　　　　　晚上九点多钟，我的手机响了，是刘庆峰打的，我顿时喜出望外，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真守信用！他说他到我所住的饭店来跟我见面，半个小时后，他来了。这段时间他极其的忙，除了公司的工作外，正在准备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的挂牌仪式，非常隆重。刘庆峰非常乐意谈论“学生创业”这个被媒体炒得火热的话题，他今年27岁，在校三年级博士生，无疑还有学生的身份。由于他刚参加完中央电视台二台关于“大学生创业”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俩就从这开始谈起。那一期的“对话”节目，主角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李玲玲，按刘庆峰的话说，李玲玲坐在台上是大家发话的“靶子”，当时刘庆峰坐在下面。我前几天在武汉刚刚采访过李玲玲，对李玲玲有感性的认识，所以刘庆峰从这里开始正式的访谈，我一下就找到了感觉。

　　　　　　刘庆峰对中央台的那次节目感受很深，在场的除了创业者外，还有几位来自企业界和大学的特邀嘉宾，要多的是热情高涨对创业颇感兴趣的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的话，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呢？究竟要做哪方面的产业？做产业的同时是否做好了面对成功与失败的思想准备？做好思想准备后又要怎么样组建团队？谁做CEO，谁做CTO……产品要怎么样去研发？研发后又要怎么去开拓市场？开拓市场的过程中间又要怎么样去周转资金？刘庆峰一开始就跟我说了很多企业运作的问题，我注意到他满脸是青春的光彩，这是一位很有朝气而又很有野心的“知本家”。

　　　　　　1999年11月11日，对刘庆峰来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他和另外5位中科大的学生因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获得总计668.85万元的技术股权，给被称作“大学生创业年”的1999年刷上了一个浓重的惊叹号！在校大学生因技术创新而获得数量如此巨大的股权资本，这在我国高校中还是第一次。在这6名学生当中，2人是博士生，1人是硕士生，3人是本科生，他们都参与了中文语音合成技术的研制开发工作，以骄人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在国际人机语音对话高技术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其中，刘庆峰因做出多项关键技术创新，为首次将中文语音合成技术推进到实用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获得个人最高股权奖励，并被聘任为新公司总经理。

　　　　　　研制能听会说电脑是智能计算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863”计划支持最早、持续最久的高科技项目。自1995年起，刘庆峰就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中国科技大学“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所承担的国家86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攻汉语语音合成技术，在获得股权奖励的另外5位学生中，尹波是让电脑“能听会说”软件的主要设计者，黄海兵完成了有声电子邮件的系统设计，胡郁在汉语语音库设计等方面成绩突出，其他2名学生也在不同的技术研究岗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6位成为中国首批拥有百万资本的在校学生，并且都纷纷表示要与公司的事业一起成长。

　　　　　　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来讲，会有很多很多非常艰难的事情去做，而不是说像我们在校大学生想得那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在这次中央台的“对话”节目中，《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社长就说，他采访过很多企业家，每一个企业家表面看起来都非常的光彩，很有成就，但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非常的艰辛，如果作为大学生的你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话，那你最好还是去念书。我也是持这种观点。

　　　　　　另外，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提出了这么的观点，把对大学生创业作为一个全新的模式来探索，所以他认为要打破常规，有别于传统企业的做法，需要学校和社会都来帮助他们，不要用对待社会传统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而是把他们扶上马再把他们送一程，以期做到一花引来万花开。但我是坚决不赞同的，我就出来反驳。原因是什么？因为一个企业对社会的作用比一个家庭对社会的作用还要重要。

　　　　　　企业的稳定与发展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企业，首先你要对股东负责，然后你要对你的员工负责，要对社会负责，对用户负责……如果你不具备对这几方面负责任的能力的话，根本就不应该来做企业。咱们国家有公司法、企业注册等等条例，就是因为要把办企业当作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如果要想做一个尝试性的事情，你是学生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一开始就创建公司，自己来担当自己担当不了的责任。做企业可不是你一个人来学习和磨练的过程，你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给社会等各方面带来很多的不良影响。

　　　　　　我比较赞同大学生创业，第一个前提是政策允许，但是呢？要适度地抑止。因为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做事情会有不同的重点。无论是学习，还是毕业以后工作，创业，自己当老板，整个都是你的事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一些就是作为你学业的阶段，是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的，是修炼内功的时候。如果你学业还没做好或者准备得不充分就去创业的话，实际上是浪费了你的时间。而且呢？我们有整个的人生资源的搭配，比如说从20岁到25岁是你人生读书最佳阶段，而你在23岁到25岁来创业，等到做不好你又想回来读书，这跟你现在一气呵成来读书体会到的东西可能不一样，还有你的学习能力等方面都会有所差距，所以，我认为在读书阶段还是要以学习为主。

　　　　　　从比尔-盖茨到杨致远，他们都是退学闯天下的，他们的创业史对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就像是一个神话。对于时下流行的学生创业，刘庆峰认为：只有当自身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火候，在某个领域内处于国内或国际的前沿地位，而且又有很多前瞻性的想法，并且具备比较好的整体把握能力时出来创业，应该是比较合适、比较从容的。相反，如果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匆忙上阵，反而错过了自身知识积累的黄金季节，那就得不偿失了。我说，不管做与不做，这种创业意识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说是应该要有的，至少得有这种意识，才能更好地把握机会。我提到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不同阶段的创业，念完本科是最基本的知识积累，按理说本科阶段最不适合创业，但本科生因为年龄小最容易冲动去创业。事实上，到研究生阶段创业会好一些，到博士阶段创业会更好一些。我认为大学生创业，如果仅仅靠那些小发明或者一个小的机会，而不足以形成将来很大的产业，或者形成所谓的喷泉效益这样的一个产业化方向的时候，你现在这样去做的话，就等于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影响了你长远的发展，那就没必要了。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自己对这个非常的痴迷，而且把握了它的真谛，比如你有一些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对产业的前景看得很明白，这个时候来做企业的话才有可能成功。还有一点，时机是不可等待的，如果可以等待，那我建议你再学一学，然后才来做。如果这个时机是稍纵即逝的情况，这个机会又特别大，那你当然要把它抓住了。

　　　　　　就说我本人做科大讯飞公司，我们是去年6月份创办这家公司的。在这之前，我在1992年就进了实验室，到现在有七八年了；从1995年开始就作为863项目组长，在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甚至有博士有副教授在我底下来做。我们在技术领域有很多创新点，这些创新点感觉在国内只做了一半，我们很明白下一步要怎么做。当时我们跟别人比是唯一一个达到实用阶段的，但大家进展都很快，那个时候假如我放弃了而去出国或干别的，那么很快半年一年以后国外的一些企业就会赶上来，所以这个机会非抓住不可，不然对科大对咱们国家这块领域都不是那么负责任的，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创业。

　　　　　　如果这个机会能再推迟两年，那我情愿先到国外读个博士，把科研能力再提高一下，更好地掌握这些国际资源，那我相信到时候再来创业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另外，对于大学生创业，不要看重那些小技术发明之类的东西，我们要做大，要做有层次的事情，这也是整个国家的民族希望所在，就是大家讲的科教兴国呀。如果你做的是社会上一个中专生甚至是一个普通毕业生也能做的事情，你在大学阶段是不断填充能量的时候就抢着跟他们去做，我认为是层次太低了点，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都没有好处。

　　　　　　如果大家都参与到低层次的创业中去，那我相信未来能参与国际竞争的这些更高新科技产业化方面是缺的，而且，这些大产业化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比如说，人最早的机器大生产，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然后到生物技术、IT行业的全面兴起……我们更需要一些人来做更高更新的技术产业。

　　　　刘庆峰停了下来，喝了喝水。我说，有一部分大学生往往不知道是继续把书读下去收获大，还是马上创业收获大。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搞创业大赛，不但学校在搞，地区也在搞，还有全国性的“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一届届地搞下去，一支支神采飞扬的大学生创业团队汇聚成了一股创业热潮，创业仿佛成了当代大学生探索自己人生之路的一面旗帜。

　　　　　　原则上讲，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你一直读下去对你各方面能力的提高肯定有好处，只要你在大学里不虚度光阴，而是真正去学东西，学专业知识。虽然到社会上也可以学习，就像毛 讲的那样，所谓的在打铁中学会打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但毕竟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所有的老师都会毫不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你，在社会上就比较难有这种机会。

　　　　　　如果你无法判断自己现在学习下去将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发展，还是做公司将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你要把握一点，这个公司如果仅仅是靠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或者仅仅是靠小想法来做，那我就觉得不值得。我相信你读了几年书后还是可以赚到这个钱，你所看到的机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应该说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我认为做企业要有办法做到对你从事的产业也好对你个人也好有一个积累的效应，而不是简单的一加一、一加二、一加三慢慢地累积，这不行！我的感觉就是刚才讲的喷泉效应。我所关心的是，你第一年所做的事情对第二年会有很大的影响，在第二年看来，你第一年所做的会变成5份；到第三年，第一年跟第二年加起来可能是50份；而第四年可能是500份……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喷泉一样。必须有这种积累的东西才值得去做，否则的话，我的感觉意义不大，就像一条平滑的线，你随便在哪一点作为起点的话都不算太迟，所以没必要非得在大学期间去创业。

　　　　　　我问刘庆峰从公司去年6月份成立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困难，他若有所思地说每一步都不容易，从现在回过头来看，讯飞还是做得很成功的。这时，刘庆峰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色，我从心底里也替他高兴。公司刚成立时注册资金是300万，做了4个月不到，进行了首轮增资扩股，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5000万，新的股东(指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美菱集团和合肥永信电脑有限公司)投入3060万资金进来。从今年7月份到年底，预计销售额会达到5000万，利润有1000万。最关键的是，目前我们的产品在语音跟语言应用的这个市场占着垄断的地位，而且预计到明年我们的销售额会达到1.7亿左右，到后年会达到10亿……语音是有很大潜在市场的一个产业。

　　　　　　我们讯飞最根本的产品就是提供一个语音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让普通老百姓使用电脑会更加方便，用语言来操作，跟电脑对话呀，既方便又有趣味性；另外一个是解决了信息时代的交流与沟通，比如说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听电子邮件，通过打电话就可以了解网上的各种内容。可以说，语音平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把这个平台提供出来以后呢，让各行各业的软件开发商、运营服务商或者设备制造商把它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去，每卖一个产品都要给我们付费，就象英特尔的CPU一样。

　　　　　　现在我们的平台已经有了五十多个开发商，包括中国最大的PC厂商联想，最大的呼叫中心厂商华为，还有大唐、中兴都是我们的客户。中国电信、全球最大的电话语音卡厂商……这些厂商基本上覆盖了在社会生活跟IT相关的各个领域。最近在今年的深圳高交会上，当时我们讯飞在那么多的公司中被选中唯一的一家国内公司参加有深圳常务副市长在场的签约，我们讯飞跟加拿大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签约，他们用我们的语音技术推广到北美地区3000多万的华人中去，这个影响也非常的大。

　　　　　　我们的目标在明年对语音市场在家用方面要占到40%以上的份额，在电话接入平台要占到60%，在电信要占到80%，基本上要处于垄断，这是从产业化方面来讲的。我们预计在未来5年内利润至少会在20个亿以上，而且每年是翻番的。

　　　　　　刘庆峰果然是个大忙人，即使是下班了也闲不得，访谈还进行不到二十分钟，他的手机频频响个不停。公司有急事，他必须马上回公司去。我只好送他坐电梯下楼，我俩约好明天再见面，我到公司去。我很想去参观他们的公司，亲眼看一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

　　　　　　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打车来到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大蜀山下的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讯飞公司就在开发区的留学人员创业园2号楼里，这幢漂亮的大楼有五层，讯飞公司占了两层，即第四层跟第五层，面积一共有一千多平米，而且装修得十分气派。这是我采访那么多公司见到过的最大最豪华的，干净又亮丽，我想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肯定很舒服。据刘庆峰的秘书介绍，公司刚从另一个地方搬过来，在这里高新区给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刘庆峰不在公司，我一直等他到下午四点多，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昨晚的访谈，我颇有感触地问：“公司发展这么快，你作为总经理要负责很多事情，可你又这么年轻，你觉得自己能吃得消吗？”刘庆峰不慌不忙地说：从我自己感觉能力来判断是能够胜任的，将来要做的呢？最主要的还是想办法去招人。公司的发展比人员的招聘要快，所以总是面临着缺人。目前一个非常强的管理团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现在非常磨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磨练我们的耐心，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其实有些人是讨人烦的，甚至是看不起他的，但还是耐心地跟他讲。有些人把你当成大学生的企业，以为你的企业刚刚起步什么都不懂，很多都是他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跟你合作的，绕很多弯子来讲话，讲得让我觉得非常累，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学会随便他什么年龄随便他什么职位，一旦我感觉他在浪费我的时间，就一针见血地跟他谈。但是，有些时候你还是要忍耐，如果说得太直接了，可能会得罪人家，因为有些客户可能带给你很多合作机会，也有可能会带给你很多危害——这些客户总不能得罪吧。

　　　　　　我现在感觉倒不是事情应付不了，关键是时间不够。由于时间不够，有时面对一些人很烦躁，所以你得有很好的耐性，我觉得这是应该培养的。而且，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要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你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这是肯定的，你只能挑重要的来做。还有些事情如果一时解决不了，你暂时只能放过，不要去想它。如果老想着，对你没有好处，对公司的发展也没有好处。哪怕是睡觉的时候你也要想着高兴的事情，不要去想烦恼的事情，不要去想解决不了的事情，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我问刘庆峰在公司的生活和日常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分别占多少，他说目前事业占了80%的时间，毕竟在创业阶段。我又问刘庆峰有没有感悟出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哪方面的能力或素质，刘庆峰加重语气说：

　　　　　　做IT的最根本的两个素质，就象《三国演义》里的那样，第一，你要有刘备的心胸，该三顾茅庐的时候你得三顾茅庐，该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第二，你要有曹操的能文能武。现在你想领导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来做事，如果你自己的能力不够，没有人会服你；如果你只有能力而没有心胸，也没有人会团结在你的周围。所以，要有刘备的心胸，要有曹操的能文能武，这样你才能做好事情。

　　　　　　讯飞公司目前有员工总数120人，平均年龄25岁，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职工总数95%，其中博士6人，硕士20人，本科80人。公司拥有一支12人的精干、高学历的中青年领导班子，其中博士、硕士学历占50%，领导班子奉行现代化管理理念，坚持“科技为本、人才为本”的管理宗旨，大胆创新，力行开拓，正在将公司建设成为高效规范、高度灵活和鲜明个性化的现代化高科技软件企业。公司具有严整的技术和软件研发队伍，直接从事基础技术和软件开发的人员58人，其中教授级高工4人，高级工程师16人，工程师38人。公司拥有中国科技大学讯飞智能多媒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声学所讯飞语音实验室等联合实验室强大的技术支持力量，联合实验室共有46人，其中包括教授(研究员)7人，副教授(副研究员)8人，博士6人，硕士12人。

　　　　　　中午我在公司长长的走廊走来走去时，发现宽大的多功能厅坐满了来参加应聘的大学毕业生。刘庆峰告诉我，公司今年准备招50人进来，我问刘庆峰从创立之初到现在这个团体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发展很快。公司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我作为总经理，既做市场，又做资本运作，又做技术。后来我们技术有了个总监，是科大赫赫有名的黑客，在技术方面完全能把握得住。当时CEO的工作要我来做，行政总监要我来做，市场总监也要我来做，财务这一块也要我做，所以说一个人要管四个人的事情。在增资扩股使注册资本达到6000万的时候，这个组合变得健全一点，我们有了负责技术的副总，有了负责市场的副总，也有了负责行政的总经理助理，在财务方面也有相应的负责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人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架构，但还不是最强的最好的团队，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充电或换血。整个在随着人才的发展在变化，但在分工上越来越规范化了，有些权力逐步放出去，只是放出去的速度没有公司的规模扩大那么快，因为公司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

　　　　　　我在《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报道中看到，一位商业风险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将中国企业家划分为三代：1985年至1991年为第一代，称之为体力型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少，学历低，一般在35岁以上，其结果是“万元户”；1992年至1998年为第二代，称之为知识型小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中等，有学历，一般在30岁以上，其结果“10万元户”；1998年至2004年为第三代，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大，和资本市场挂钩，高学历，一般在25岁以下，其结果是“100万元户”。

　　　　　　我说，现在一批有知识的年轻人靠创业来积累自己的资本，这是时代的发展产生的，这批人非常引入注目，你也是其中的一位了，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知本家，从知识这个无形资产转化为财富这个有形资产，结果从知识到资本都具备了，这当然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进步了。在早期的社会竞争不是很规范，市场也不规范，有很多的空缺，很多的漏洞，这时候那些一穷二白的最胆大什么都敢去做，结果成了暴发户，但这些暴发户从整个的知识层次和道德观念来看都不是很强，他们也是社会上所谓的一些腐败的主要群体源。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规范，不管是技术竞争，还是岗位竞争，越来越强调你的真才实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真正最后脱颖而出的用知识发家致富的一些人，都是经过多年积累的有文化层次的，这真的是社会的进步呀，说明这个社会越来越看重科技的含量。而且，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这些人能够发家致富逐步地显露出来，对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国家的对外形象对外的贸易呀是非常有帮助的。必须有这样的一批人出来，才能够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觉得这也是物质文明的建设朝着规范化来发展的一个现象。

　　　　　　访谈差不多只进行了十五分钟，刘庆峰又不得不要走了。他说晚上到我住的饭店去，安安稳稳地说上一个小时。他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不敢占用他太多的时间，但是为了有一个让双方感到满意的访谈，是不得不要占用他的时间的。既然这样，只好等到晚上再谈。

　　　　　　待到晚上九点多，他象昨晚一样来到我的客房，落座后，我俩便切入正题。我说，成功往往就在于关键的几步，你们的公司能做到今天的规模，你个人能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在创业的过程中，你是怎么抓住了那关键的几步的？

　　　　　　从我的性格上讲，我是属于比较喜欢挑战的那种人。举个例子，上高中或初中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学生当老师在他旁边的时候，他会受干扰，做题会变慢，比较紧张，但我是越有老师看着做得越好，就是思路更活跃。另外，那些数学竞赛，每一次看到很难的题目，一看上去就不知道怎么解的题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些题目使我跟对手拉开差距的地方。如果一份卷子从头到尾做下来都很轻松，那我会很失望，因为我感觉别人都会做，最后大家都得100分，多没意思！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现在我们做的语音，包括作为产业化的切入点的语音合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叉科学。很多科研院所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在1998年的时候，在我们提出的几个创新方法的基础上，科大讯飞的产品首先达到了可实用阶段。当时觉得这个课题很难，是个硬骨头，但我愿意去啃它。我不像别人那样翻一些参考呀翻一些国外的资料来做，我就是自己在摸索，提出创新的方案。能够接触到比较好的研究课题是幸运的一件事，但绝大多数的人绕了一圈根本就没有找到突破口就出去了。如果当时没有突破，那现在我就不敢做语音这个产业。

　　　　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是产业化。在1997年年底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导师(现任公司董事长)有过一次谈话。科大有很多学生毕业就出国了，我的本科成绩非常好，班上数一数二；保送上研究生以后，在研究生阶段，我发表的论文是我们班最多的，而且做了863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又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获得了“挑战杯”科技竞赛二等奖等一系列荣誉，当时我要出国的话比较简单。可我感觉到，出国太可惜了，我出去以后肯定要顺着国外的老板思路来做，我作为一个机器给他编程序；在国内，有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有副教授在我挑头的组里一起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还有，我已经看到了几个创新点，刚刚走了一半，再往下走一定是可以突破的。最终我留了下来，我跟我的导师讲，留在国内搞科研待遇比较差，说实在的现在年轻人谁都不甘心接受待遇那么差，我就象我的导师提出来两点：第一，如果我要留下来，研究照样做，但我要做产业化，你要大力支持；第二，做产业化所获得的利益，有我该得的一份。我的导师很开通，非常爽快地答应，并且帮我去谈这些事情。

　　　　　　最开始是福建一家集团公司跟我们合作做产业化，当时是福建那边买了科大的技术来做，我作为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一摊子的人。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科大的这摊子研究做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就够了。我们在跟外面合作的时候，管理、市场等等我们统统不管，我们只做技术，做好以后把提成拿过来就行。这样做了一年以后发现不行，对方虽然有很强的实力，但他们不懂这一行，产业化思路不太清晰，另外技术开发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以做得很累，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到1999年我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当时条件很不好，有一个月我是借钱给大家发工资的。和我一起干的人非常优秀，有少年班的第一名，有省高考状元，有黑客版的版主，科大BBS站的站长……我还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大家团结在一起来做。成立公司以后，技术还要从福建那边来买，虽然技术是我们做的。如果产业化做得不好，大家就要散伙。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跟公司签了三年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没有一个人提待遇，没有一个人提福利，只要我带头签，他们都签。在1999年6月成立安徽硅谷天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核心技术的使用权，核心技术是福建那家公司的。我们开发产品要买他们的技术，然后给它付费我们做应用。

　　　　　　做了4个月不到，我们就把产业化的方向确立得很明确，这时候有很多人要给我们公司投资，北京和上海也有几家，合肥市的市长知道这个消息了，市长就亲自带着美菱集团的董事长、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等一批人到公司来，科大的校长也在场，希望我们把公司留在合肥，他们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等等。

　　　　　　最后决定跟省信托、美菱集团、合肥永信三家合作，这时，硅谷天音公司由原来的300万注册资产升值为5000万，他们要投钱是基于你有技术，但前期的核心技术又不在我们手上，将使无形资产评估缺乏完整的内容。这样我们又从福建那边把核心技术买了回来。福建当时在科大投200万不到，我们以700多万的代价买回了所有的权益。

　　　　　　这样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断层，这边是看到了技术有资本评估才能把3000多万的钱给你，那边是必须把700多万给他们才能拿回技术，可我们原来的300万注册资金用了4个多月后只剩下几十万，不可能给福建那边700多万。当时经过一个非常艺术的操作，终于把这个事情做成了，等于用了投资方的钱给福建那边，打了个非常高明的时间差。资金到位后，1999年12月，公司正式改名为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硅谷天音”到“科大讯飞”，不能不说充满了戏剧色彩。

　　　　　　3000多万的资金到位使公司真正进入到产业化的快车道，资金一到我就马上做了一件事情。当时我意识到，做语音技术在国内基本上是各地为阵的局面，各有一些特长，但没有聚拢到一个整体的力量。我把跟我们科大最有互补性的几个科研院所团结起来，合并起来，由我们公司投钱建立联合实验室，而且把在那一块做得最好的专家当实验室主任，在讯飞公司拥有股份。本身我们技术就领先，而又有钱，又把国内这方面的资源整合在一起，马上就被公认我们公司在这方面是个龙头。

　　　　　　科技部批了我们公司为国家863计划产业化基地，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在语音方面的产业化基地，也是安徽省唯一一个863计划产业化基地，这样马上安徽省、合肥市等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讯飞。中国的语音技术接口标准由我们来制定，这等于我们把握了龙头的地位。现在很多需要用这个技术的公司或部门都知道讯飞做得最好，而且讯飞代表了民族产业。我一有钱第一件事做的是把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资源聚拢在一起，等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不到两个月，又有很多外国的公司来挖他们。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我这样做是对中国的民族语音产业最大的贡献。

　　　　　　前期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想做的，只要用心去做没有做不成。我经常跟我的师兄开玩笑说，如果我在农村没有念书，我现在肯定是个非常棒的养鸭专业户，我就觉得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俩同时都笑了。刘庆峰认为自己在研究方面做得好，跟他原来极好的数学基础很有关系，他对数学和物理非常的有兴趣。当年进科大入学摸底考试时，他的数学以94分得了第一名，当时全班及格只有5人。在大学阶段，当班长为刘庆峰锻炼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能力。现在刘庆峰非常满意和自豪的是，讯飞公司有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大学里精英中的精英，每一个都是宝。我问刘庆峰，他们愿意加盟刚创建不久的讯飞公司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第一，在讯飞里面有一群在他们看来很有感召力的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科大搞软件搞硬件赫赫有名的都在这；第二，我们都是年轻人，相互之间沟通比较容易；第三，在这个公司能够让他们真正看到做事的空间，你要是去华为去联想，可能要从底下往上爬有得走，但到我们讯飞来，只要你能干马上就是项目组长，你不能做的人起薪是两千，能做的人起薪就是四千五千，那他有成就感；第四，他想追求年薪8万10万，那他去外企，但如果他想将来在三年之内有一天能挣到500万，讯飞可以给他这样的机会，象讯飞这么蓬勃发展的公司极有可能很快在国内或海外上市，你拥有了股权才有可能拿到这么多。我们一直有一个口号，既要振兴民族的经济，也要振兴自己的经济。

　　　　　　从“科大讯飞”的词眼里我立马想到“清华同方”、“清华紫光”、“北大方正”“东大阿尔派”等著名企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科大讯飞”会很快上市的，而那时候，讯飞将真正诞生一批“年轻的百万富翁”，甚至是“千万富翁”。科大讯飞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最大最好的中文语音和语言技术提供商，对于这个目标，刘庆峰充满信心地说肯定能实现。目前公司已经推出语音应用服务平台、电话应用平台、老师家长一线通Ver1.0、畅言2000、听网、开口上网、eVoice有声电子邮件、证书防伪查询系统和KD2000语音合成技术等产品。刘庆峰说不但要做中文的，将来还要做英文等其它语种。听他详细的介绍，让我强烈地感觉到“讯飞人”要掀起一场信息服务的革命。创业是艰辛的，更何况是如此大规模的创业，刘庆峰谈起了往日的艰辛：

　　　　　　在去年年终的公司总结大会上，我讲了很有意思的关于公司发展的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走着弯曲的直线，另一句话是我们用爬的姿势实现了飞的速度。回过头看来，每一步都是曲折的，但结果发现走得很快。

　　　　　　1998年5月，跟福建那边合作的时候，我们在合肥的西苑新村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作为基地，然后买了几台电脑，拉了几个同学来干活。我弟也来帮我，他在科大上研究生。大家白天上课，晚上干活，经常干到凌晨三四点钟，累了就吃黄瓜，而且黄瓜特别好吃。夜宵都是我弟烧给我们吃，他也一样跟我们感受创业的滋味，他现在还在读书，我不希望他加盟讯飞。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做出了一个产品叫天音话王，这个产品在1998年8月的国家火炬计划十年展中被选在特展位上，当时在特展位上只有三件产品。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我们就想：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能做出这么好的产品？！特别高兴。

　　　　　　我们的员工增加到10个人，我们在三室一厅的工作台一圈摆了满满的六台电脑接着在干，也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在上面摇。我们当时在讲，这是全合肥市温度最高用电最密集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星星工作室”，因为都是晚上干活，朝窗外的天空望去可以看到星星。

　　　　　　接着，我们在科大的电子工程系六楼里面借了两间实验室的房子，我们就搬到这边来，等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但就借了几个月。

　　　　　　我们是做语音研究的，所以当时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请了一个播音员小女孩来。我们有了12个人，平时一起吃饭，由于没钱，我们在附近农村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家庭给我们做饭，然后到点时把菜饭送到楼里面来，我们都自己端着盆到楼下蹲着吃。吃了两天以后，我们的播音员小女孩跟我讲：“我怎么感觉是跟一群民工在一起呀？”

　　　　　　刘庆峰说到这里又笑了，我也一样在笑。我看到过民工们蹲在地上吃饭的情景，正是有了民工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才有今天一幢幢高楼大厦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矗立起来。“民工”成了干苦力、低收入、最底层的代名词。在印制精美的讯飞公司介绍本上，每一页的页底都印着一行醒目的红字：民族信息产业是中国经济长城的基石。既然是做“基石”的，我们就应该能看到“讯飞人”身上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工精神”。

　　　　　　后来到9月份，我们在科大终于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叫智能多媒体实验室，有一百多平米，有空调，有很好的工作，人数将近20人。到1999年6月份成立硅谷天音公司的时候，我们在华山路上租了一层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场所，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我们被认定为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所以我要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一点，“中央研究院”。然后，我们在想，这个牌子要挂哪里呢？我们公司在三楼，一楼是个超市，还有餐馆，二楼是些小公司。我们如果把“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挂在这个地方岂不太丢脸了，没地方挂。后来，我们的人就讲，如果在几年以后公司拥有自己的大院子或者一幢楼，在门口挂上这个牌子那多好呀。

　　　　　　到了年底增资扩股，3000多万到了以后，现在在开发区已经有了一千多平米占两层楼的办公地方，还有一块四五百亩的地，要盖楼的话现在随时可以盖起来，但现在还是想把钱用在刀刃上。省市领导支持我们搞创业联盟批了一块地，有四五百亩，过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导师到东大阿尔派去参观，看一看他们的软件园是怎么搞的，我们将来也要建。

　　　　　　刘庆峰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了公司下一笔增资扩股的情况，在这次深交会签了个协议，有个国际大公司准备投1200万美元(这回人民币换成了美元)，只占公司15%的股份，等于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6个亿，短短的两年内，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00万到5000万再到6个亿，听起来你难道不觉得像个神话吗？

　　　　　　这就是飞的速度！但事实上每一步都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在今年9月份签了第一个1000万的单子，当时非常高兴，那个单子利润才200多万；这个月又签了一个1180万的合同，利润有八九百万，这就是公司真正发展起来。

　　　　　　我笑着对刘庆峰说，你和一群年轻人正在创造一个神话。他满意地笑了，脸上浮现的是欣慰的笑容，非常灿烂。

　　　　　　两年前我根本没想过要做公司，两年前我只一心一意在科大做个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如果福建那边的产业化能做得好，那我给我们博士一个月两万块钱的工资，我可以把最好的博士留下一起来做最好的研究，但他们的产业化没做好，于是被逼出来自己来做产业化，大家一致推荐我来做总经理。

　　　　　　但现在还远远不能讲成功，因为企业即使比现在发展大10倍、20倍，甚至是100倍，都还有可能倒。稍有不慎，这个企业发展太险恶了，江湖就是这么回事。目前我们一步步走得还不错，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有一件事情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羞耻，整个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加在一起的销售额比不过一个IBM公司。所谓中关村的神话，联想呀，方正呀，同创呀，还有北京之外的浪潮等等，加在一起的年销售额在去年才400个亿，比不上美国硅谷一个中等偏小的公司，一个公司都比不上！所以我想，中国将来真的能站起来，一定要有一批年轻人不要再去循规蹈距，不要看重那些传统企业的模式，而是要有更大的思维，要更早地跟国际接轨，而且一开始定位就要定在国际舞台上跟他们拼。你想想，在国内一个企业一年赚几千万你认为很多了，一年赚几个亿的利润就觉得很好了，这你怎么跟别人比呀？人家一个人的资产就是几百亿美金呀！将来国家真的想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有野心，真的做出一两个企业帝国来跟他们比！

　　　　　　我还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说能够生存下去，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堪称民族脊梁的读书人能够真的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在我创业之前，就有一些研究院挖我过去，一个月5万，而且工作很轻松。我现在做得非常累，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生活，时间全部绑在公司里。我现在年薪12万，一个月一万，没什么钱，而且我跟公司里的人讲，我现在只拿60%的工资，到公司赢利的时候才把工资拿全。所谓的公司股份，到现在来说还是空的，必须上市才能兑现。我愿意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到外企外国研究机构去，那我是帮他们在跟中国人打。凭我掌握的技术，在国外帮他们做的话，就有可能比国内这些人做得好，那中国在语音这一块会被打垮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所以我要有民族的责任心。

　　　　　　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冲出校园围墙的大学生创业浪潮时，我问刘庆峰是不是要呼唤这种创业的意识，他这样说：

　　　　　　这类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他那种所谓的创新和创意，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冲动，他就要去做，那你给他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表现出来，仅此就可以了；另一种是大多数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并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多大的事情，那他需要的是在实验室有好的导师，告诉他最适合做什么；如果从大学出来后，那最好能加入到一个集体里面，有好的领导，需要别人给他指引一段时间，并且给他一个环境试探试探，而不是自己一开始就担当很大的责任，这样肯定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因为有很多创业失败，又有很多人去效仿，而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是很强，他失败了可能就一撅不振，对自己的健康发展不利。

　　　　　　另外，对于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来说，就算有100个员工的规模来看，做CEO的只能有一个人，这就是金字塔结构。如果每个人都想做塔尖，那就是一盘散沙，每一个人都是塔尖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石子，必须是真正能成为塔尖的人给他一个平台成为塔尖，绝大部分的人要教会他在社会上怎么定位该做什么事情，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才能冒出来，只有形成很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才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宏基的老总很遗憾地讲：为什么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手下很难做事情？为什么最优秀的中国人往往都是在外国老板的领导下工作？因为他们不懂得游戏规则，不懂得要怎么做。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当老板的意识，强调自己创业，那我估计反而不是好事。我的建议就是，让大多数的人要有一颗平常心，把他的本份工作做好。该创业的人自然会去创业，没必要去鼓动。

　　　　　　我忽然想起了在大学里谈恋爱，想谈恋爱的人自然会去找男朋友或女朋友，而没必要鼓动或抑止。但愿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创业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再作为“新闻”存在。在美国，在硅谷，大学生创业根本不算新闻，但正是一批又一批充满创造力的大学生创业者，缔造了硅谷的奇迹。在中国，由于创业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真正成功的创业模式需要一批人去探索。刘庆峰很希望创造这样一个模式，让优秀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年轻的优秀学生、老一代的专家学者；把分散的实力和局部的优势集中起来，抛弃门户之见，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做好。刘庆峰最后说，创造一种管理模式，比我们自己挣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钱，意义还要大。

　　　　　　人物印象：

　　　　　　第一次看到刘庆峰的照片是今年上半年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翻阅报纸时，某一期的《南方周末》有对他的专访，整整半个版面。照片中的他俨然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派头：穿一件白衬衫扎一条领带，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双手敲击笔记本电脑键盘，戴着一副眼镜，目光炯炯有神……我对他有几分敬畏，觉得他是个很严肃的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后，才发现他是个很随和的人，而且对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非常尊重。

　　　　　　他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外加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看起来像是一个在风雪中穿行的赶路者。

　　　　　　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愿意跟我推心置腹地交谈，他那清晰的思路、微笑的眼神、坚定的语气和弘扬的手势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尤其是他的智慧和睿智，让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做金字塔尖的人。到讯飞公司参观后，惊叹办公楼的气派同时，我对他说：“你的总经理办公室是我采访过那么多公司当中最大的，有四十平米左右，比一些小公司的整个办公场所还大。”他只是微微一笑。

　　　　　　我提到了“微软帝国”这个词，问他是不是也想创立一个企业帝国，他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要创立一个语音帝国……”这决非是年轻人的轻狂，他是凭实力说话的。

　　　　　　我俩断断续续进行了三次访谈，这是在我采访过程从未碰到过的。他说：“既然答应接受你的采访，我就要跟你说全面一点，透彻一点，要不就不接受你的采访。”这种为人处事的风格我非常欣赏。在最后一次访谈中，他的手机又响了，他索性把手机关掉，说别再受干扰。这是我采访那么多公司老总唯一一个关掉手机接受我采访的，我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一次我俩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结束时他才告诉我：“司机在楼下等，我得走了。”在寒冷的冬夜，让司机在外面等两个小时，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送他下楼，走近那辆本田牌轿车时，我惊讶地发现司机已经睡着了。昨天下午在刘庆峰的安排下，正是由这辆公司的高级轿车送我回饭店的。

　　　　　　刘庆峰对媒体的采访通常都是很友善的，但最近有两家媒体歪曲事实，让他很烦恼，他希望我在这篇专访里能替他讲讲话。第一是某报用他的名义讲，说IBM、微软和英特尔做语音这个有缺点那个有缺点，并且这些缺点刘庆峰他们都知道，一定会打败它。刘庆峰很气愤地说：“这些话说是我讲的，那就显得我这个人很张狂，其实我就没说这些话！这样让读者误认为我是个年轻学生说什么都无所谓，讲话很轻狂。那些外国公司富可敌国，而讯飞刚刚发展起来，只能说跟他们竞争，让自己不断壮大。”第二是湖北武汉某著名畅销生活类杂志《XX》，刊登有他情感生活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博士富翁真情赢得美人归”。当时该杂志的记者要采访他，但他因工作太忙而拒绝了，可文章登出来后说对他进行独家专访过，里面胡编乱造，串了一堆故事。用刘庆峰的话说，这些故事让人啼笑皆非，都是假的。这对刘庆峰造成了很大烦恼，因为那本杂志极其畅销，几乎全中国的每个报刊亭都有。

　　　　　　做企业本来就很难，还有这些不该有的苦恼，我非常体谅刘庆峰这种心情。刘庆峰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我就在做我这个事情，不要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干扰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在不工作的时候就做个普通的人，我就担心，沿着这条曲线发展下去，有一天变得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那我这一辈子就亏了。我觉得事业和生活都很重要，只不过是因为目前我处在不进则退的阶段，只好把全部精力放进事业来。将来真正有一天，企业做到一个稳定的规模，有很好的团体，当公司的总裁不应该是这么辛苦的，应该是至少有30%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我也企盼着那一天的到来，到时候我和刘庆峰等几个朋友可以在一个咖啡馆里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生活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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