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有一种现象，被称为“名与实不符”，人们歌诵的人与事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实质上的名利，给人们带来实质好处的人与事并不能得到荣誉和称赞。比如人们都歌诵道德高远美好，但是绝大部分君子都是伪君子，善人都是伪善人；人们都深恶痛绝严刑竣法，然则给他们保护的恰恰是严刑竣法。人们都希望有功得赏，却十分讨厌有过必罚，殊不知现在的恶少巨贪都是曾经的功勋后代。人们喜欢别人犯法受重罪，自己犯法却得到赦免，一旦自己受到法律制裁，他就会说这是恶法奸吏。
商鞅变法，依法行事，无私人爱好，无私人感情，依法杀人不为暴，依法赏赐不为仁。那些去拍商鞅马屁的人，不就是想交好商鞅，以谋求私利吗？商鞅将媚上之人视为乱化之民，全部迁至边界戍边。雄主圣君难免会喜欢听歌颂之词，对一个人有好感后，就会选择性执法，这就是媚上之人谋取私利的原理。媚上之人之人到处称赞官员好，别人就会认为他跟上级关系好，进而对他处处照顾。如果到处称赞别人，被别人严惩了，那么媚上之人就会到处说坏话，诋毁一个人的声誉。
商鞅的历史功劳摆在那里，谈中国历史无法避开秦朝，谈秦朝历史无法避开商鞅。既然无法否定商鞅的功劳，那么就诋毁商鞅的名誉，让他成为奸臣权臣的代表，让懵懂无知的百姓骂商鞅。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劳，但是他对商鞅进行了人身攻击，对商鞅的评价是“刻薄寡恩”！如果商鞅执法有选择性的执法，比如对有话语权的贵族网开一面，对没有话语权的百姓严格执法，那么后世就不会对商鞅有“刻薄寡恩”的评价，毕竟历史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谁会去记载百姓的声音呢？
商鞅将儒家、侠客、商贾视为社会的蛀虫，将军人、农民当成国家的支柱。儒家一直掌握着话语权，侠客则受百姓喜爱，军人与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儒家千百年来不断地强化商鞅酷吏奸臣的形象，侠客又成为行侠丈义的代名词，那么后世百姓自然就会认为商鞅是恶人，都是恶人了，自然不可能成为英雄！百姓们忘们他们原本是奴隶，是商鞅将他们升为平民的；百姓们也忘了，儒士还在剥削他们，侠客还在为了名利滥杀无辜。名与实往往不可能高度一致！
人们喜欢技术精湛的工匠，认为他们巧夺天工，却看不起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木匠、铁匠、石匠。殊不知墨子三年造飞鸢，百姓根本用不上飞鸢；老子、孔子道德高深，万中无一的百姓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追求不切实际的名利，忽视现实的名利，这是人的本性！就好比阳光无言，却人人离不得；但是人们还是会指责阳光太热晒伤了他们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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