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评说盛世,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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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的翻案风愈演愈烈,搞得许多作古多年、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在地下都不得安宁,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光天化日之下任人评说,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陈腐的死尸味,让人不禁有今夕何夕之叹。政治的开明犹如阴云散尽后的灿烂阳光,带来了学术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众多学者如辛勤的蜜蜂一般不知疲倦的忙碌声中,却出现了那么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他们一味的标新立异,藐视正统,断章取义,故意炮制惊人之语,把学术界搅得乌烟瘴气,犹如一只乌贼,个头不大,却染黑了整个池塘。于是乎,惊世之语接踵而出,曾国藩成了民族英雄,太平天国是邪教组织,秦桧是替罪羊,汪精卫其实是爱国者,中国不该出兵援朝等等,人民群众对此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崇拜的民族英雄成了历史罪人,痛恨的奸臣贰子反倒成了忍辱负重的伟人,多年以来的价值取向受到了冲击,此风之害,可谓甚矣。

  最近听了周思源教授的讲座,题目是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深有同感。作为一个汉人,我从来就不欣赏清王朝所作所为,更加同情清政府统治之下的汉人。女真人发源自白山黑水,凭借他们的铁骑快箭和不知满足的野心,趁明王朝内乱之际,策马中原,铁血屠城,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此,中国进入了几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清朝建立后,虽然经前六代皇帝的努力,康乾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却依旧不能弥补其民族自身的缺陷,很快中国就如同即将倾倒的大厦,岌岌可危。农民起义,列强入侵,内忧外困,清王朝是中国最腐败最黑暗最落后的王朝,是中国人最感屈辱的王朝。这本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但是最近学术界刮起了一股清朝翻案风,他们摒弃对清朝的历史评价,鼓吹所谓康乾盛世,更有甚者,以戴逸先生为首的一批人游说中央上层,要斥资1亿元重修所谓清史,且不说其背后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个人动机,单是将如此巨额的资金花在这样一个早有定论的工程上,其合理性就很令人质疑。可惜的是,或许得到了高层的支持,为此观点摇旗呐喊的人越来越多,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几至绝响。

  真理从来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它从不因为支持者的多寡而有丝毫的改变。远的不说,就说建国后三门峡和小浪底水电站的建设,就曾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在当时整个社会好大喜功的形势下,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以致于湮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浪淘沙,真金自现,残酷的现实证明了这些有识之士的看法是正确的,可惜,一切都无法挽回这两个工程带来的后患。如果当初他们的观点能被引起一点点重视,如果决策机制能科学一些,如果领导层能多考虑一些不同意见,就不会有如今的被动,推广开来,中国的许多事也会好做的多。

  戴逸先生的所谓重修清史和宣扬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重蹈三门峡和小浪底水电站的覆辙,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历史,才能正确地对待现实。对任何一种思潮,不应该盲从,而应该研究其根源和本质,按照辩证的方法,摒弃它的错误,吸收它的优点,为我所用,而不是为它所迷,为它所误。

  康乾盛世的观点有其自身不可摆脱的硬伤,它只是将康乾时期与中国历代王朝做了横向比较,没有与同时代的国外状况进行纵向比较,即使是横向对比,也存在着许多方法上的错误,以至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的对照,结果自会一目了然,历史并不像想像的那样扑朔迷离,它本来就是清澈透明的,只是我们习惯了用有色眼镜来审视它。

  1. 从经济方面看,康乾时期真的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盛世吗?

  按戴逸先生所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他的理由是这个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地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这样的比较未免有些简单化,因为西汉距康雍乾时期有1600年,唐代距乾隆末年也近800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人口自然会大大增加,依此说明“中国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超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

  与此同时,西方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整个西方世界为之一变,生产力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工业化浪潮席卷各国。反观中国,虽然以世界中心泱泱大国自称,经济总量仍据世界第一,但其本身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生产始终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生产关系没有丝毫变化,土地高度集中,农业经济由盛而衰,走上了下坡路。掌握在官僚地主手中的雄厚资金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沉淀在银柜里、地窖里,使生产失去活力。比起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踏上了蒸汽机的英法美德等国,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危机已伏,“盛世不盛“。

  2. 从政治上看,康乾时期真的是政治开明海纳百川的泱泱大国吗?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很有作为,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他们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格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汉、唐、元朝以来的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族)和它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对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的融合,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所谓的“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官、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国家意识。

   政治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靠着祖宗的阴功,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基本上还能创出个局面,开拓疆土,十全武功;风流天子,六下江南。但这都是乾隆前期的事,到了中后期,就沉湎于“文治武功”的颂扬声中,豪奢放纵于山水之间,亲小人,用佞臣,朝政日趋腐败,民变迭起,爆发了四次农民起义。特别是重用大贪官和珅,使其腐败所得的家产折合白银八到十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余年的财政收入。孕育出千古一贪的社会,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呢?  

  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子相对比较尊重,产生了像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在清朝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来。

  同清朝一样,唐朝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就是突厥人,唐代的宰相也有很多是突厥人,当时的都城长安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频繁的游历于故乡与唐朝之间,传播着西域的文化和科技,增进着汉族与外界的交流。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使中国的盛名远播海外,很多西方国家对此心向往之,纷纷派使者来华,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唐三彩和彩陶中的西域人物形象得到印证。

  清王朝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严禁外贸易,完全陶沉醉于小康盛世的喜悦中,固步自封、虚骄自大。 1793年,八十三岁的乾隆迎来英王乔治三世为他贺寿同时寻求扩大对华贸易的使臣马戛尔尼,对于英使提出的贸易一节,乾隆傲慢答复:“本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等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故以加恩体恤,……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加,倍于他国……欲求上岸贸易,天朝法制森甚严,各处守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守武必不肯肯令其停薪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于是马戛尔尼被礼貌驱逐出境。

    这位几乎贯穿整个十八世纪的君主已经垂老矣,早已不复年轻时的诸多优点,顽强变成了顽固,自信变成了自栩,古老的帝国和它的古稀君主岂能洞察到闭关锁国的危机与此时在西方翻天覆地变化。 在对待东西方两个世界碰撞的关键时刻,他固执已见,拒绝了与外国建立正常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双方正常交流渠道,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

   古老的文明喘息着走向衰老的世界,传统农本经济在18世纪中叶的繁荣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在鸦片烟的麻醉之下,天朝的臣民陶醉了……

    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2年后签署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1858年,俄罗斯通过《瑷珲条约》及其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夺走了东北和西北共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6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将圆明园奇珍异宝洗劫一空后,放火焚为灰烬。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号称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的签署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更是赔款白银十亿两。

    这就是18世纪古老的华夏文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付出的惨重代价。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康乾盛世”的统治者们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自恋,歌舞升平,自我陶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为他们的子孙早已铺下了灭亡之路。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是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灭亡的最后阶段,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此时出现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3.康乾时期是一个民族精神张扬国人为之自豪的盛世吗?

  评价一个时期是否是盛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民族精神是否张扬,而在这方面清朝不仅不如同时期的西方,而且远不如汉唐盛世。

  满人作为一个落后的半游牧民族,其文明水平根本无法与汉族相比,他之所以能入主中原数百年凭的只是穷兵黩武和铁血屠城。满人入关后,面对如此广袤的土地和是几十几百倍于自己民族的汉民,深切的感受到了让天下归服的困难。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几度遭外族入侵都没有被异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的根已经深植在人民的心中,人民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以被外族奴役为耻辱,这才有了中华民族几度沉沦几度振兴,延续至今,依旧屹立不倒。满人深知以自己民族的文明不可能使几千万汉人归顺,要使他们俯首帖耳,只有摧毁他们的延续几千年的民族信念和民族自豪感,让他们甘心做自己的走狗,忘记自己的汉人身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挥师入关之初,他们采取了惨无人道的屠城政策,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十字方针之下,多少人就枉丧了大好生命,“扬州十日”、“嘉定三日”,血流成河,日月为之掩面而泣。有志之士揭竿而起,宁死不屈,流尽最后一滴血;胆小者,甘心为奴,逆来顺受,不死反抗;更有甚者,充当清廷的鹰犬,变本加厉,鱼肉百姓。中国的民族精神空前衰落,反清起义越来越少,几至灭绝,百姓都以大清子民自居,再无被异族统治的羞辱感。

  即便如此,满人入关之后,怕自己的江山坐不稳仍对汉人持有戒心, 始终不相信汉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马上打天下在行,治理这么大的国家却是外行,必须依靠汉人和汉文化,学习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清王朝历代君主自小就学习四书五经,熟读典籍,也举办科举考试,招募了汉人为官。但是汉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始终位于从属地位,他们只是被当作清政府的工具,并没有施展报负的舞台,他们始终得不到满人的信任。清政府也知道读书人是国家的脊梁,深怕他们反清复明之心不死,对民间进行了严厉的思想禁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搞文字狱,动辄株连九族,搞得偌大的中国人人噤若寒蝉,只有皇帝的声音这震耳发聩。

  即便是宣扬所谓康乾盛世的戴逸先生也承认,康乾盛世存在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敢说话。戴先生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的多之又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残酷,时间长达100多年。

    康熙五十年,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印者和看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这时吕留良已死了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故去,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受牵连一一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因刊藏吕留良著作有4人被斩首。

    文字狱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老百姓也因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其他臣工就不必多说了。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精神萎靡的状态,这样的朝政还能盛世吗?

    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如王阳明、李贽、黄宗羲、东林党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再看看同时代西方国家,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发生了改变面貌工业、科学、政治三次革命,

    1689年,英国确定君主立宪政体。

    1781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1789年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发表人权宣言。

    179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人头落地。

    1796年拿破仑的军队将法国大革命的火种向欧洲大陆传播。

    1782年瓦特研制成功蒸汽机,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突飞猛进,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这些石破天惊的思想凝聚成《百科全书》如闪电惊雷一般唤醒欧洲各地专制政权压迫下的心灵;同时期的乾隆却在忙着毁书禁书,忙着编著撰有助于钳制言论,控制思想的有利维护专制统治的《四库全书》,此时中国的社会科技文化发展停滞不前。残酷血腥文字狱更使传统知识分子丧失了思想创造性,陷入一种异常停滞沉闷致命气氛中,无法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乾时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盛世,虽然在这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不能掩盖它腐朽落后日薄西山的本质,所谓的盛世高歌不过是没落王朝的哀叹而已。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们评论盛世不是要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中,而是要从中吸取教训,激励后人,再创辉煌。近代中国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中华民族已经饱经沧桑,民族自豪感丧失殆尽。国家要繁荣,民族精神首先要张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血气和进取心的民族会受到世界的尊重。

  建国以来,中华大地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重新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自尊和自强,中国像一头苏醒的雄狮,正在向世人展现它的往日雄风。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还不够强大,国力还不够富强,离真正的盛世还差得很远,在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湾还没有回归,南沙还被别人强占,钓鱼台还有重新沦丧的危险,许多本属于中国的领土还没有收回,有些大国还以依靠实力和强权在欺负我们,中国人在国外仍屡受歧视,我们不想称霸却总被别人视作潜在的威胁,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的国力不强所致。中华民族虽已挺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却还不到扬眉吐气的时候,我们仍需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再创往日的盛世而努力。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涛淘尽风流人物。古今多少事,俱付笑谈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盛世已逝,盛世将至。遥望东方,一轮火红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它的光辉即将洒满地球的每个角落!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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