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千古文人侠客梦：荆柯、谭嗣同二位殉道者的文化意义[已扎口]

一

　　近来读梁启超著《谭嗣同传》，百代之下，读其文，感受其人格、道德、文章，尤感动不已。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当年司马迁游历曲阜，朝拜孔子的心情是一样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传，不管历经沧桑，度尽劫波，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都是如此，从古人的精神中去汲取素养，以“情操厉冰雪，赤手搏龙蛇”，去面对民族、国家以及人生的一切厄运和挑战。

　　司马迁、谭嗣同作为一介书生，他们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同他们的文章，却流传千古，炳彪史册，以昭示后人，塑造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写道“古之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什么是倜傥？倜傥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经典和永恒。鲁迅说“中国一直少失败的英雄”，我看不尽然，今天，读《史记》，学《杜诗》，就是要感受先泽之遗风，相反，我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失败的英雄的传统，如荆轲者、如项羽者，近人如谭嗣同者，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可以超越时空而历久弥新。

　　“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就有一手仗剑，一手握笔，写尽胸中志气，扫除天下不平之传统，因此韩非在《五蠹》中这样写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他看来，儒生与侠客一样，都是政府的敌对分子，都是影响君主的集权统治的，因为他们都代表着社会的良心，都肩负着为民请命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武侠？“武”是体格上的强健，“侠”是什么？侠是舍己为人，是轻生赴死，是为国为民，是侠之大者，是精神上的强健。很难想象，一个体格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可以有民胞物与之胸襟，内圣外王之雅量。正如李白所言“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始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是何等的器量，何等的伟岸！

　　 二

　　在中国早期的文史典籍中，比较成熟的塑造武侠形象的，首推《史记》，《史记》与其说是一部史学作品，勿宁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史记》取材大多来自于司马迁实地的道听途说，因时隔久远，很多素材都无法考证，从《史记》开始，中国的史学作品才开始人文化、人本化，首次将“人”从国家、民族、朝廷中独立出来，很多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个性丰满，贴近人性。

　　《史记》中塑造了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荆轲，“荆轲刺秦王”更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人对荆轲其人其事存在着误区。荆轲其人不仅是一位刺客，而且是一个读书人。荆轲其事不是简单的、恐怖的、血腥的历史画卷的再现，而是荆轲思想、人格、心灵的外化。

　　“荆轲者，卫人也。好读书击剑。荆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荆轲是卫国人，卫国是一个小国，在今黄河以北，河南一带，因实力弱小，在诸侯兼并战争中，朝不保夕，只能依附于大国存在。荆轲喜欢读书，是一个有学问修养的知识分子，可惜在《史记》中没有说荆轲读什么书，治什么学，并且如后世祖逖一样“闻鸡起舞”，击剑练习武艺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可见其精神和体魄都是很强健的，不存在什么心理问题。他早期唯一的政治实践活动就是上书卫元君，上书内容不得而知，可能是一些有关于变法以富国强兵之道。卫元君不用，使他的理想受挫，于是流落江湖。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28岁时也曾上书李鸿章，提出“物尽其利，地尽其用，货畅其流，人尽其才”的主张，可惜李鸿章没有采纳，孙中山合法的实现自己的价值的道路被割阻，从此以后走上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风险之旅。生活在社会低层的才俊豪杰之士，要出人头地，但是在“人治”社会中，进身之阶被贵族所垄断，缺乏一条让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和渠道，“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便很可能演变为政府的对抗力量，如黄巢、宋江、洪秀全者。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之，遂不复回。”

　　风雨如晦，壮志难酬，荆轲从自己的家园黯然离去，取道北上，来到赵国的首都邯郸，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中会想到什么呢？“人离乡贱，物离乡贵”。“虎落阳平被犬欺，凤凰落架不如鸡”。这时，如牛二一般的泼皮无赖鲁句践出现了，与荆轲寻衅抢道，并且表现出一幅“怒而叱之”的丑恶嘴脸，荆轲的策略是不触其锋，“嘿而逃之”，算鲁句践走运，没有碰上杨志。一个“嘿”字传神的表现出了荆轲的镇定从容，不以小事为重的风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荆轲心理素质的强大。这个故事有点象韩信忍“胯下之辱”，英雄总是有超常的忍耐力，总是能够控制自己。

　　 “荆轲既已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燕市中相乐也，对而相泣，旁若无人。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侠，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这一段文字对荆轲的性格刻画得更为鲜明，深层次的反映了荆轲不同于常人对于人生真相看破的悲剧意识，淋漓尽致的为荆轲走上不归之路的结局作了铺垫。荆轲由赵国去了燕国，“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大隐隐于市”，“仗义每多屠狗辈”，荆轲在市井中与屠狗辈为伍，与一位名叫高渐离的艺术人才很是交好，文中对高渐离着墨不多，也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杰，二人酒醉之后，在闹市中相对而哭，旁若无人，己达到癫狂的地步，能做到如此境界者自古以来有几人者？如阮籍，也无非是载酒架车而行，至歧路亡羊处一人而哭。艺术是人类精神的升华，而酒是人生悲剧意识的外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文人侠客嗜酒者多矣！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古来对荆轲赞赏者多矣！其主要原因是荆轲不仅仅是刺客，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对人生的悲凉有清醒意识、有较高修养的侠客。文人对荆轲的推崇备至，其实正迎合了我们每一个文人心中的侠士梦。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易水是河北的一条河流，从此以后因荆轲孤险犯难入虎狼之强秦在此作别而赋予其人文内涵而名扬天下，千年之后有女词人李清照作词云“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自古以来，写作别诗词者无数，有李白者“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有柳永者“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有张生别莺莺“碧云天，黄花地，晓来霜染秋林醉，总是离人泪。”有毛泽东别杨开慧“照残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但无一人可以比荆轲作别写得更为悲壮，更为突破自我之藩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突兀之极而沉郁顿挫。沉郁是悲剧意识的觉醒，顿挫是悲剧意识的超越。人，百代之过客，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要面对死亡，司马迁借荆轲之口，唱尽千古悲歌，道尽人生只出售单程旅票之真相，荆轲所面对正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大自然的淘汰法则即死亡。

　　至此，荆轲人生悲剧性命运已经演绎到了极致，后来的“刺秦”一幕只是为前者张目。我们回首荆轲的心路历程，胸怀大志，沉着冷静，但是屡遭挫折，荆轲的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的书生意气、侠义性格，外表冷漠而内心狂热，属于双重人格之士。“刺秦”超越了荆轲人生的小天地，实现了一个浩然之气充塞宇宙八荒的大写的“我”。

　　斯人已逝，长歌当哭，苍白的语言难以道尽荆轲灵魂的高贵。

　　 三

　　诗情是哲理之花，哲理是诗情之根。人只有把诗情和哲理完美结合，才可以行水流云、天马行空的栖居。《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在于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来书写历史，阐透了人生的永恒哲理。

　　历史是客观的，但是书写历史者却是主观的。历史现实主义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虚无主义是“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没有历史现实主义，就不可能公正地评价历史。没有历史虚无主义，就不可能穿透历史的境界。

　　一切政治人物包括那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他们之所以是政治人物，其基本特征之一归根结底是现实主义。

　　在历史虚无主义面前，一切政治人物都不过是研史者的过眼烟云，研史者冷冷的看着他们幻灯式的过场。

　　同时，研史者还需要第三只眼睛，看透历史背后的历史，而不是被假象所迷惑。

　　 四

　　一场发生于19世纪末农历戊戌年的维新运动为什么没有象日本的明治维新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反而在慈禧太后的屠刀下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为什么一开始支持变法，后来却首鼠两端，判若两人，我们一直以来对戊戌变法夭折的原因分析得都相当的肤浅，中国的变法为什么败多胜少，很少有人拓宽视野，深层次的从变法的主体参与者的性格与策略来作中肯的评价。康有为，南海先生显得象一个拙劣的政客，热衷于名禄。梁启超更象个政论家，笔走龙蛇，纵横摆阖，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谭嗣同却是一个如荆轲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殉道者。

　　性格决定命运，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变法者性格决定变法命运。我们总是教条的从内因、外因、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根本原因去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却很少反思我们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如此以往，中国的民族复兴永远是一个聊以自慰的梦！

　　“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如果说湖南儿女在中国古代史所占地位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比重不大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史则是一部潇湘子弟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复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不息的历史。

　　“大军西征人未还，潇湘子弟满天下。

　　 新栽杨柳千万条，赢得春风度玉门。”

　　从“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后成为潮流后，湖南在政治、军事、文化思想都引领中国风气之先，新思想萌发中的魏源，收拾洪杨之役以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自居且迈出中国近代化第一步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清末民初革命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中共之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榕基。

　　很难想象，没有这些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奋发蹈厉，激昂慷慨的潇湘历史人物，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幅怎样的画卷。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与时势是互动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错误的认识论。

　　 五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作于1896年《马关条约》签定第二年，谭嗣同有感于国事日非，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而挥笔写就，表现出谭嗣同强烈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读之催人泪下。优秀的作品总是可以深入读者的内心，使读者达到内心的共鸣。

　　我们看一下梁启超的回忆录，对谭嗣同的一生的记录和性格的刻画。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威，屡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省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四方之志也。”

　　谭嗣同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为湖北巡抚，位高权重，“家富小儿骄”，然而谭嗣同却未沾染纨绔子弟习气，可谓异数。经历坎坷，母亲早亡，却未曾颓废沉沦下去或对世界充满仇恨乖戾之性格。不幸对于弱者来说是万丈深渊，对于强者来说却是一块垫脚石。“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幼年的艰难反而培养了谭嗣同深沉坚韧的性格。谭嗣同博览群书，倜傥潇洒，做人做事豪放豁达，精神和体格都很强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四方，善读无字之书，符合成大事者的心路轨迹。

　　潇湘文化，近代以来受王夫之船山先生影响深远。王船山，明亡之后，隐居衡阳，以著述传道为己任，其学说以“经世致用”为特点，不尚空谈，注重实践。潇湘人物，近代以来，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王船山功不可没。

　　“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乎。海内有志之士，睹其风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也。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门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学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一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虔诚的向西方英美学习，全盘西化，国力蒸蒸日上，在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举击败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大清国。至于说为什么日本以弹丸之地，可以称雄亚太，直逼欧美诸国，则实依赖于民族性格的团结、好学、勤奋、秩序。而中国却象一位没有青春朝气的暮年老人，一盘散沙，唯有建国以后，在毛执政期间，空前的有着极强的凝聚力，然而却大搞“窝里斗”，失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人就是这样，没有敌人时，自己与自己斗，有了敌人时，作鸟兽散，一窝蜂去当汉奸了。

　　关于中国人自汉唐以来，萎靡不振，为什么在历史上屡受外族入侵，而生灵涂炭，关河沦陷，从蒙古铁骑、满族八旗、特别是倭寇以微弱的兵力势如破竹，席卷中原。倭寇对中华民族的蹂躏，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是中华民族国民精神倒退颓废甚至于“阉割”的标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1945年直到现在，全民还从来没有认真的反省发思过。爱国不是简单的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在网上唾沫星四溢的口诛笔伐。我们爱我们的朋友，更要爱我们的敌人，只有爱我们的敌人，我们才可以学习他们，超越他们。在这一点上，日本却比我们优秀的多，从“大化革新”向唐帝国学习到“明治维新”向英美学习，每一次都可以彻底的放弃自我，而我们的学习却是“叶公好龙”，不是从深层次的学习文化制度的东西，反而一面享受着人家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一面又标榜着我们泱泱大国的传统文化和伟大进步。反观如今，诚信的丧失是中华民族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不讲诚信的人，会被社会所淘汰，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会怎么样呢？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机，此时国内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振作起来，挽救时局之危亡。谭嗣同以康有为私淑弟子自居，学问大进，成立学会，以学术促进政治之发展。

　　世之英雄，必有其过人之处，必有其人格学问的特殊性。不唯有志，而且有才。方可经纶大本，勇猛精进。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谭嗣同其功居多也。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所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恩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闻，仆固所欲闻也。”······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风云突变，“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谭嗣同孤注一掷鼓动袁世凯发动政变而造访法华寺，我们可以从二人的对话中管窥到他们性格心理策略的激烈交锋。袁世凯奸雄本色，“正色厉声”、“笑而不言”、“怒目视曰”，翻云覆雨，变化无常，集古今权变之大成。谭嗣同书生意气，对时局的走向和应对的办法显然缺乏筹划，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这也暴露了自古以来书生从政的悲剧性结局，一是眼孔太高，二是操之过急，三是用人偏激，四是缺乏经验，四者有一弱点则为致命性，何况书生先天性具有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这些毛病。

　　“至初六日变（戊戌政变）遂发，时余（指梁启超）方造君寓，君从容语余曰：“······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千古艰难唯一死”。佛家讲人生有七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生，活着，生命的存在着就有矛盾，所以生是一种痛苦。老，疾病缠身，孤苦伶仃，形影相吊，无依无靠，贫病交加，是一种痛苦。病，高血压、糖尿病、物质和精神都遭受沉重打击，是一种痛苦。死，也许并不恐惧，可怕的正是恐惧本身，黄泉路上无老小，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痛苦不痛苦。求不得，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欲望，都有成功的欲望，都有爱的欲望，当欲望不能满足时，自然会产生痛苦。怨憎会，自己不愿意见到的人却如影随形伴随你的左右，比如阴错阳差的婚姻，你说痛苦不痛苦。爱别离，与自己血缘或关系上亲近的人生离死别，从此远隔天涯，阴阳相阻如参商，也是一种痛苦。谭嗣同本来是有机会如康、梁逃亡海外的，但是他舍身求法，舍生取义，超越了痛苦，我们说人生而是高贵的，就是说人可以超越自我。“男儿到死心如铁”，“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坦然的选择了死亡，真正实践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玄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目标。谭君，伟哉！

　　“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变。”

　　谭嗣同这首绝命诗写得回肠荡气，情怀激烈。百余年来，作为著名的爱国诗篇，传诵不已，感染着每一个中华儿女。

　　诗的前两句，表达了谭嗣同对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的战友康、梁的思念，希望他们度过险情，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张俭，另一个是杜根，这二者都是东汉人，因反对当权派，受到政治迫害，被迫流亡。

　　诗的后两句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他与战友之间的肝胆相照。面对死亡，他仰天大笑，从容就戮，这是何等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六

　　很难想象，荆轲与谭嗣同在死之前，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毕竟是人的本能。然而，司马迁笔下的荆轲与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超越了这种痛苦，因此他们是伟大的，他们的死具有永恒的价值。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的生死观往往决定了人的价值观，而最终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和进程。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荆轲与谭嗣同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们不屈从于任何外来或内心的压力，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心灵的外化。

　　荆轲、谭嗣同的人生结局是悲剧，“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来如流水兮去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处终”。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也是一场悲剧，一切历史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探求人的悲剧和超越，没有悲剧，也就没有超越，也就没有伟大。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撕裂让人看。很多文学著作和文学名篇为什么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意识精神。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红楼梦》、《出师表》。

　　喜剧虽也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谁也愿意看到，人心毕竟是向善的，但那揭示不了命运的荒谬和人生的真相。只有悲剧，只有铭心刻骨的悲剧，才能在人的心中留下痕迹。只有悲剧，才可以促使人们去思索许多关于人生的重大命题，比如个人于民族的定位问题、每个人灵魂的孤独、因欲望不能满足产生的痛苦、惧怕死亡而恐惧。这些问题都是与生俱来，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而必须面对的。也只有悲剧才能给人以悲壮意义上的美的感受，才能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

　　人，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才可以称其为人。

　　荆轲、谭嗣同的悲剧，揭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苦苦挣扎饱受煎熬的灵魂和其凄婉悲壮的普遍命运，揭示了那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要比常人要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些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荆轲、谭嗣同是这样，杜甫、苏轼是这样，梁漱溟、彭德怀也是这样，他们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他们在传承着中华五千年的思想文化，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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