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千古第一圣君——唐太宗[已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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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前不久才加入天涯的,不知以前是否有高人谈过李世民,这里我凭借我浅薄的历史知识和借鉴其他人的观点谈谈我对李世民的理解,望各位大哥指点。下面开始我的小作!

  第一章:

  这段时间以来,我在煮酒看到很多讨论秦始皇、汉武帝的帖子。他们功劳都很大,但是:

  李世民是第一个受到人民群众称赞和崇拜的帝王。他是后世帝王的楷模。(这是秦皇、汉武所不具备的)。

  还有我套用李世民的对魏征和房玄龄说的到底是打天下难,还是治天下难,来说明我的观点。正由于我们现在处于和平时期,所以我说治天下难。秦始皇开创了很多制度,汉武帝开创独尊儒术,但是我都觉得他们都没有所谓的------唐太宗的沿用制度,即“治天下”难。

  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唐王朝。我也赞同,但进一步对这一观点精确化。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唐帝国的“贞观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当政的时期------中国的黄金时代。

    说贞观王朝是中国最强盛的王朝,多数中国人会赞同;但如果问及贞观王朝因何强盛和具体强盛到什么程度,恐怕很多中国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下面我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个人意见阐述------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贞观王朝是以李世民大帝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所有的开国皇帝中(李世民是唐帝国实际的开国皇帝,李渊只是名义上的,虽然说他也有功劳),几乎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出身也相当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国度,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他独有的。

    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贪污受贿就是滥用职权。中国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慢慢沦为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愿不是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下朝后又引侍臣儒士至内殿谈今论古、决结时政,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

  与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上就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了连上帝都嫉妒的程度。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务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和危机意识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做到任人唯才、而非普遍现象之任人唯亲。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让魏征将杰出的政治才干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马周乃是一落魄的叫花书生,穷困的在新丰酒店连酒钱都没有,于贞观四年因帮中郎将常何上书总结时政,一书二十余条、条条针对时蔽,为李世民大为欣赏,当即召见马周,在马周进宫这段时间内,李世民连续派四道使者催促,并与马周进行了长谈,随即令他在门下省值班,马周为国家孜孜不倦的工作、敢干抨击时政,为李世民所青睐,累官至中书令兼吏部尚书、太子右庶子。

   阿史那社尔、契毕何力、执失思力等为突厥外夷,李世民均视其才干、委以重用,他们为大唐开疆拓域、打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加快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更闪烁着李世民用人唯贤、不分华夷的光辉和一视同仁的外交政策的胜利。

  李靖、尉迟敬德、姚思廉、张玄素、刘泊、苏定方、薛仁贵等也是李世民用人不论派别、不问出身、量其所才、各尽其用的杰作。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温彦博、戴胄、马周、张玄素、褚遂良、萧禹、封彝德等;武有李靖、李孝恭、李世绩、李道宗、柴绍、秦叔宝、尉迟敬德、程支节、段志玄、屈突通、阿史那社尔、契毕何力、苏定方、薛仁贵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三、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而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妓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贪官污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爱听好话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倒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独自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首长,同为宰相级别)晋见李世民,看见已国破家亡的庐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边,就意味深长地看了该女子两眼。李世民看见他眼里有话,就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闻她颇有滋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行占为己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陛下以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杀人取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作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己有呢,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句活得不耐烦的“狂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了”,当即把该女子送出了宫廷,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公元632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不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他的长孙皇后发狠:“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恒古少有的杰出皇后,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礼服向皇帝郑重参拜:“我听说君明则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你呢。”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

    四、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杨人性和尽可能地克制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身上兽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长,前者为了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后者会为生存而不怿手段。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象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漫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鱼。

    人类的兽性又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最具危害性的表现是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和爱听好话。普通人的弱点因为条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酿成大的社会危害;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点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基本能善终的还是李世民大帝。

  第二章:

  太宗文皇帝十八岁起兵反隋、二十四岁定天下、二十八岁升天子、而立之年被北方诸民族誉为“天可汗”,在位二十三年,于五十一岁(现在外国领导人同中国省级领导人入仕年龄)中年英年早逝。 他为国家奋战与贡献了三十年,可谓建树颇多、影响深远,也正如此,才铸造了他的千秋知名度,中国帝王、无论评十优还是评四优甚至千古一帝,李世民都可名列其中。总结起来,他的武功、文学、治世、用人、气质、思想、时代自由、时代民主、慈对人民、 慈对能人、慈对功臣、内圣外王。在如下方面仿效、累同乃至超越了其它帝王而堪称千古第一圣君:

   1、他不拘一格(敌人、穷人、坏人)的用人,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2、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的予以采纳;

   3、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一部份)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违害与影响;

   4、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认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中国的丰年)全国叛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2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2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2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现在有人说那是太宗广布法网,那290人是跑不掉才回来受死的,我说这人真是不动脑子,想想那时的法网严还是现在的法网严,那现在逃狱是不是100%呢,那又是为什么呢!!!),我想那是当时教化好,人的心灵比较纯朴、社会秩序井然、人没有太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实在没办法犯了事因判刑合理、没有冤案也心甘情愿受法,所以被感化了才准时回来服刑,这真叫民感其诚啊!

   5、威镇宇宙的军功,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太高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6、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吓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在坚持和请求下才免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7、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可真是前无古人、同时也让后世领导望尘莫及,民族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执思失力、契毕何力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现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8、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级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9、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更为主要的是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10、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健全行政管理机制,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11、重视商业经济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对玄装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主义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当然,李世民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圣君。显然世间没有完人,李世民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犯错的时候,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懂得内疚,能够自责,善于改过。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也正如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第三章: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历史上出了几个强盛的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唐帝国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十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好像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革新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凭空跳跃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凭空跳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和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简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敢干面对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控制贪污行为最好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兹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皇帝二百多人),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像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第四章:

  后人对“贞观之治”的评介甚高,它是唐朝的最巅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被周边国家誉为“天可汗”。从现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倘存“唐人街”这一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当时的唐朝对世界影响之大,真可谓“不知有中国,只晓有唐朝”的了。纵观世界历史,唐朝在当时也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唐朝生产的丝绸和陶瓷,远销世界多个国家,也可推断唐朝的手工业之发达和国力的强盛,完全可断定当时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之尊了。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决择吧!

   李世民是一封建王朝的皇帝,他治国的纲领,说不上是冠冕堂皇,他只凭着一颗“欲上比尧舜,居安思危,虚心纳谏,乐于纠误,富国强民”的补素心态、过人的意志和非凡的胆识,去善待臣民,利用臣民,引导臣民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共同打造太平盛世。他成功了,他创造了后人难于超越的伟业。也给后世皇帝留下了丰富的治国财宝。涉猎有关李世民的史料,除弑兄和征高丽二事略有微辞外,无不是满口赞誉的。尤其他一生虚心纳谏、始终居安思危的行为,在中华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言,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在是值得后人——上至皇帝、下达黎民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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