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史学丑闻

云南史学丑闻

　　李开林

　　弄虚作假、欺世盗名、骗取社会好评和公众的崇敬，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违反社会公德而被唾弃的。唐继尧为了掩盖自己在辛亥革命时期和护国运动前夕疯狂屠杀革命人士的罪行，曾经开动宣传机器编造自己如何如何美好的假材料，最近二十年来我省很多单位在宣传近代重大历史事件方面，不仅没有正视唐继尧的劣迹，辨别历史上的唐氏谎言，而且不断创造新的谎言，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虚夸倾向。

　　一、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

　　1、阻挠辛亥起义的进程。

　　唐继尧赴日本留学期间虽然被卷进革命潮流，用“唐锟东川”的化名跟随别人加入了同盟会，但他在关键时候就反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我国留学生悲愤填膺，万余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启程回国，同盟会员陈天华愤而蹈海，想以此唤醒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打消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激励留学生坚持斗争夺取胜利。而唐继尧却持反对态度，甚至号召留学生安心学习“万勿相率回国，以至半途废学”，觉悟程度还比不上未参加同盟会的其他留学生。1908年同盟会发动哥老会民众举行了云南河口起义，留日学生在东京神户派人前往实力支援。而唐继尧又持反对态度，以所谓“稳健主义”反对“激进派”，反对支援已经爆发起义并处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志士。唐毕业之后回国，为清政府效力，“凡所献替，多为大府嘉纳”。

　　1911年同盟会在云南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全社会反清情绪高涨。昆明同盟会负责人黄毓英在新军内部进行发动工作，每夜熄灯令下，潜入士兵宿舍，燃烛低呼，痛陈清政府种种罪行，“由是遍及全营，未一月而一军皆思反正，执政者不之觉也”，“如是久之，滇军泰半入党矣[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69页]。”士兵发动起来之后，又去发动军官。

　　至八月初间，讲武堂学生三百余人意起革命，欲于八月二十日（公元1911年10月11日，即武昌起义的第二天）特别班百人毕业，李督经羲到堂行毕业式，发给文凭即行刺杀，共同举事。此计划被唐继尧、沈汪度知道了，告知营管带谢汝翼。谢汝翼表示的意见是反对，于是唐、汪就压制学生，“以时机未到，如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为借口，极力阻止之[注：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60页]。错过了这次起义时机是非常可惜的，如果讲武堂学生按计划举事，那么革命形势又是另一番气象。

　　等到武昌起义的确切消息传至昆明后，云贵总督李经羲怕云南也出事，不久就加强了防备力量，“此时总督署卫队已增至一千余人，并调机关枪两连入督署构筑工事，作严密保卫，统制衙门除照例轮流调兵一连当卫兵外，又调兵两连入城驻五华山，戒备森严[注：祝鸿基遗稿《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3页]”。失去了的起义机会不再回来，敌人加强了这些力量后，导致重九起义时革命军打仗很艰苦，死伤数百人。这些损失，是唐继尧阻挠革命起义进程所造成的恶果，唐继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盟会员不断在发动新军官兵，黄毓英还发动了三十七协统领蔡锷。积极活动的军官们逐渐被清吏觉察，清吏准备采取措施扼杀革命。９月初６日（阳历10月27日）张文光率领腾越辛亥革命成功，云贵总督李经羲非常惊惶，不仅调集兵力加强了武装戒备，而且撤掉了昆明新军内“想反叛大清”的黄毓英等几个军官的职务，对罗佩金、李鸿祥等军官又行调虎离山之计委派出差。李经羲还下令收缴士兵枪支。情况已很紧急。９月初７日晚军官们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起义。刘存厚、唐继尧等军官们这时仍然下不了决心，黄毓英气愤极了。在会议上大义凛然地逼迫要挟军官们起义。“黄君提议后，在坐者俱面有难色，黄睹此情景，勃然大怒曰：事急矣，诸公若不从我之主张，倘事机败露，余亦不愿独享烈士之名，必谓与诸公同党。群皆吐舌，呆若木鸡。于是最高级之军官，皆以黄君之言为当[注：《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民国初年手稿，佚名，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蔡锷撰写的《黄武毅公墓志铭》也无所回避地记载了黄在会议上逼迫要挟军官的这个情节，可见当时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发动唐继尧刘存厚等军官是多么困难。唐继尧对起义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直到黄毓英勃然大怒地要挟之后，总指挥蔡锷作出起义决定，于是唐继尧才转变态度。军内外都公认黄毓英为“辛亥首功”，后来黄毓英在贵州被唐继尧等人谋害之后，昆明建立了黄武毅公祠纪念他。现在有些人吹捧唐继尧，居然在为政府修志时塞进私货，把历史捏造为“有人对起义迟疑不决，唐主张立即起义，黄表同意[注：云南省志•黄毓英简介稿]”。

　　9月初9日当天上午，情况已非常危急，居然还有人要求延期起义，“至九日午前李君(鸿祥)方筹画进行，忽接唐君继尧送到刘君存厚手书云：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李君阅书，顿足大恚，适公（黄毓英）在侧，进而言曰，若再缓期，事机败矣，我等皆为虏矣；是不可不行，李君乃急入城，诣讲武堂。适蔡君由巫家坝归，复集合会议，决定是夜举事[注：《云南革命伟人黄武毅公行述》，黄永社、刘祖武、李植生、禄国藩、张子贞、沈得全、李修家、蒋光亮、王秉钧等谨述，大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手稿，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每当遇到有人阻挠或要求推迟起义行动时，唐就站在阻挠或推迟意见的一边，当时的人称这种态度为“迁延主义者”。革命不积极，正是唐继尧“名利心比较淡泊”的真谛。当时因为刘存厚和唐继尧思想比较落后，所以清吏不太注意他们，在他们住宅开会相对安全，这不等于说他俩是激进派，更不能以开会的地点来认定唐是领导人。

　　重九起义如果再推迟，后果将会很严重，因为军内外同盟会员的准备工作已被清吏察觉，不仅黄毓英、罗佩金、李根源、李鸿祥等革命最积极的重要军官将被迫离开军队，而且比较后进的军官也将会暴露。更重要的是：“李经羲调南防之巡防卫队两三营来省垣预防，先头已于重九之夜抵呈贡。如起义发动稍迟，敌援兵抵昆，我军袭击即难奏效，势必形成正式对阵作战，而我军五子枪每支又仅有五发子弹，仅足一分钟使用，如此则昆明光复必将付出重大牺牲作为代价[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52页]”。“定期重九日举事。长官中仍有迁延主义者，时清大吏防范严，事几破坏，黄毓英力言机不可失，泰中亦奔走呼号，请如毓英议。卒于重九夜会师入城，宣布光复[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邓君泰中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9页]”。

　　2、拒不完成预定的进攻任务。

　　现在有人夸大唐继尧在重九起义中的功劳，说唐继尧如何如何主攻总督府，但是我们翻开云南辛亥革命资料就能发现，唐继尧在起义中表现平平，值不得张扬。在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文章里，通篇看不出唐继尧有什么功劳。刘存厚的《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记述起义前军事会议决定攻击之计划，安排唐继尧的任务是主攻总督署。但起义过程中唐继尧并没有如期去做。重九之夜唐继尧带领七十四标第一营到达南门后就再也没有前进，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去打总督署。刘存厚为催促唐继尧，主动找唐协商共同攻打总督署，刘存厚按照协商分工去打总督署了，可唐继尧仍没有去打，刘存厚幸得七十三标兵力支援终于攻入总督度府。唐继尧没有去攻打总督署，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更没有去攻打五华山和军械局，而是一直停留在南门。为什么唐继尧不去执行预定任务？是贪生怕死，还是对李经羲这个“大府”感恩戴德而故意要保留总督署？近年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夸耀说：“唐继尧身先士卒，首先攻入总督署”，千方百计捏造事实，欺负人们没有时间去翻阅历史资料。唐继尧虽然参加了重九起义，但仅是个中层干部，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唐任参谋部的次长，职务也不算高，唐的发家是靠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才夺得贵州都督宝座的。

　　3、血洗贵阳。

　　昆明重九起义后，贵州在同盟会分支机构自治学社的领导下，依靠哥老会群众，团结了昔日的政敌宪政派，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贵州宪政派旧官僚企图谋求更大的权利，派代表戴戡等人到云南求救，污蔑贵州是土匪掌权，请云南派兵去平定。唐继尧看到贵州境内兵力空虚，自己可以去捞取很大的军政权利，于是竭力争取担任司令官，蔡锷起初不同意派兵入黔，最后半推半就地同意了。云南遂派出三千人的兵力，号称北伐军，由唐继尧率领“假道”入黔。

　　1912年1月28日夹道欢送北伐军的昆明人民，万万没想到北伐军不去打清政府，却去打贵州人民。1912年2月27日，唐继尧所部到达贵阳，宪政会旧官僚表示欢迎。贵州代都督赵德全还沉醉在滇军承诺不进贵阳城的一片幻想之中，也派人迎出60余里，希望唐部继续北上，不要在贵阳停留，殊不知唐继尧已经准备血洗贵阳。3月3日唐继尧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攻打贵阳，贵州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死的死，降的降。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3月27日说：“是役毙会党四百余人，弃枪归顺者千余人。” 控制贵阳后唐继尧对贵州革命人士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唐的随从军官李佩珩说：“押解俘虏约一千六七百名来螺丝山阳明祠，报请总司令部发落。唐接报告后叫我同他出去看，一大伙副官马弁随着到了祠外。一看这些俘虏，并不是军人，只是些穿普通衣服的人，甚至还有穿长衫的杂立其中。所谓俘虏，同被集合在螺丝山麓的一个平坦低凹的地方，有武装兵在周围持械监视。唐到场后，看看俘虏，又看看报告，叫了一些被监视的俘虏出来，然后命令十名一列，十名一列的排列成行，随令副官马弁一列一列的解往山后斩首。” [注：李佩珩《随唐继尧入黔忆事五则》，《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01页。1962年９月中华书局出版]。除了斩首之外还有“坑杀”，“尚不料刘氏引滇军至省杀赵督并坑杀新军千余人，又次第杀害反正诸人”，“ 螺丝山尸骸成丘，血流被道，至今民间号螺丝麓为万人坑云[注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９页]”。“唐既据黔以杨为张黄死党，调回杀之。其他军队，无论官长士兵，恐其不为已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注：肖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65页]。”唐继尧的倒行逆施，真是骇人听闻，造成贵州全盘糜烂，震惊全国，开创民国以来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恶劣先例。唐对外宣传却说只杀了二十人。唐只准宪政耆老会继续横行霸道，不准贵州再成立同盟会。

　　4、大规模搜捕杀害贵州革命人士

　　唐继尧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后，当上了贵州都督，其反革命本性大发作，又在全省大规模开展“清剿会匪”的运动，即把同盟会贵州分支机构自治学社的广大革命者污蔑为匪，按照会员名册搜捕杀害，这运动长达数月，席卷全省，把贵州变成人间地狱。唐的“剿匪”惨无人道，“从此各县又组成宪政分会，借以侦查自治社员及与自治社有密切关系的人，以便实行一网打尽的恶毒计划。此后，自治学社和与自治学社关系密切的人的生命断送在宪政会和滇军手中的就难以数计了[注：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78页]”。“清乡司令会同地方官吏开出当地公口人员名单，按名捉拿，不加审讯，一概枪决。贵州全省被这种不成罪的罪名而死于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之手的不知若干人，惊离逃散的更不知若干人。真不能不令人感到无比的义愤。其中清乡司令和继圣（云南人）的残酷更超过他人，有屠户的称呼[注：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49页]。” 贵州带都督赵德全、首义功臣杨树青、同盟会员朱芸五、孙中山派去调查贵州事件的特使于德坤等人都被唐杀害。“第一营管带杨树青所部，军队三百余名，人勇械精，在川名誉尤佳，回黔缴枪，滇军诱入都督府内，于夜半全数坑杀。……勒捐枉杀一日数见，分扎外属军队，淫虏残杀惨不忍闻，并派员检查邮电，凡有微词立遭戕杀。故黔中现象，三人同行立被干涉，一言犯禁逐致惨诛[注：周培艺等《贵州血泪通告书》，《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22页]。”

　　唐继尧在政宪耆老会顽固绅阀的一片叫好声中，实行反革命残暴统治，激起贵州人民的强烈愤怒，《贵州血泪通告书》控诉唐继尧惨杀军队，杀戮志士，戕杀都督，蹂躏议会，取消议员，估充代表，破毁实业，大兴土木，骚扰省垣，荼毒乡村，淫杀无辜，戏辱妇女，滥用私人，滥支薪俸，勒磕富户，估抽铺捐，估用钞票，巧借外债等十八项罪行。《黔人乞救书》控诉唐继尧戕害反正元勋，残杀正绅，蹂躏民权，诬杀学生，勒索民财，纵兵估奸妇女，残杀民命，破坏禁烟，摧残北伐黔军，诛戮异党黔人等十一项。《黔人乞救书》说得鞭辟入里：“唐继尧之野蛮暴虐，食其肉不足以偿其罪矣。凡此诸罪，众目昭然，其他种种，罄竹难书”，并指出：“盖滇军本无足责，亦不过命令之服从。独唐继尧以子孙黔督之心，利令智昏，遂不恤开罪邻省、杀尽黔人、丧心病狂，唐贼之罪通于天矣[注：徐龙骧《黔人乞救书》，《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25页]。” 纵观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可以归纳为“罪大于功”四个字。

　　二、在“二次革命”中迅速扑灭革命星火。

　　1913年9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兴师讨袁，爆发了“二次革命”，紧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重庆等地也很快宣布独立，声势浩大。唐继尧没有站在革命立场上响应湖口起义，而是担任袁世凯的滇黔联军总司令，派兵入川打败了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队。中国近代史叙述全国性的“二次革命”，就是以熊克武被打败而宣告结束的。

　　19l3年10月袁世凯调唐继尧任云南都督，12月唐到云南，立即就派兵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大理杨春魁起义，并趁机株连杀害了辛亥革命腾冲起义领导人张文光。

　　三、唐继尧为护国讨袁干了些什么？

　　1、赤胆忠心拥袁称帝。

　　对于拥袁称帝，当时北洋大将冯国璋的态度都不积极，而唐继尧已急不可耐，8月29日即拍电报极端赞成[注：《蔡锷致云南唐将军、任巡按使电》、《致贵阳刘护军使电》，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页]。

　　袁世凯的申令也反映出了真相：“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注：《袁世凯关于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均著褫职查办申令》，载《护国运动》，第508页]。其他省份的督军只是一次劝进，而唐继尧积极努力地进行了两次劝进。唐10月12日又致电统率办事处：“务乞转陈主座，俯顺舆情，乾纲立断，决定施行，以慰薄海军民之望。若再予迟疑，转恐别生枝节，有碍国家根本大计，更非元首维持大局之初衷矣。”[注：《政事堂对唐继尧等漾电故示怀疑电》，载《护国运动》，第494页]。

　　唐为了加速帝制的实现，于1915年11月10日和11日举行云南省的国民代表投票拥戴袁世凯称帝[注：《顾鳌关于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经过情形咨》，载《护国运动》，第105页]。唐的贴身警卫邹若衡记载：唐继尧召集省议员开会投票，以军警宪兵架起机关枪的威势，吓得议员写“赞成”两字[注：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9页]。

　　当时的云南紧张抓捕反袁人士，一片白色恐怖。唐继尧迟至12月18日和12月21日还随时用密电向袁世凯报告云南情况：“一曰旬日以来，乱党由滇越一道遍布党羽，密谋甚急，幸继尧防范严密，所属军队亦皆稳定，乱事无由发生。一曰继尧渥受恩施，沦肌洽髓，干城腹心之寄，夙以自勉。矧滇省为父母之邦，保全治安，尤属责无旁贷，故对于乱党，防范异常严密，以目前现象，决不至有乱事发生[注：《政事堂对唐继尧等漾电故示怀疑电》，《护国运动》495页]”。唐继尧虚以委蛇地对吕志伊等少数革命人士表态说要反袁，实际行动则是极其迫切地拥护袁世凯称帝。

　　2、疯狂捕杀反袁人士。

　　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革命党，继续对袁世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特任唐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的第一号《将军府饬》就是紧跟袁世凯，通缉查拿孙中山先生及中华革命党：“乱党孙文自逋逃海外以来，专以诈骗金钱，扰乱秩序为目的，种种鬼蜮，久为中外所共知等因，奉此合行通饬，仰该师长即便遵照，转饬所属一体查拿究办可也[注：1914年7月25日《云南政报》]”。1914年10月27日，唐继尧突然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并将头、身、手、足砍成六段，埋于昆明北郊，手段极为残忍：“天禄，字潮清，云南姚州人，寄籍腾冲，游击自达公季子。今陕西省长李印泉内弟，与余有姻谊也，肄业云南法政学校。袁世凯叛国谋帝制，滇督唐继尧承袁意旨捕君，君数世凯、继尧罪，骂不绝口，遂于甲寅（1914）重九夜被难。断身首手足为六，稿葬昆明北城外[注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9-10页，1914年10月，并引寸晓亭《悼徐天禄》三律并叙]”。

　　1915年袁世凯的筹安会成立后，唐继尧更是声色俱厉地命令警察宪兵紧张拿办“乱党”，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几处关押很多人。邹若衡揭露：“一夜唐在督署秘密亲审国民党一个司令，是贵州人”口供主要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力反抗”。“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注：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页。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中华革命党为发动反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继尧致袁世凯密电可见一斑：“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计，常令其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财，投入者已有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有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武、董逮章、罗海峰、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注：林翠《与台大李守孔教授论云南起义》，台湾《云南文献》第五期第20页]”。

　　“滇机关全体破获，蔡济五、王荫南、童建章诸君均已先后殉难，其余拘留尚有九十余名，目击之余，不胜痛哭。”【注：《杨益谦致谢持告滇机关蒙难函》，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6页。】 “蔡济武和滇军营长王荫南等先后殉难，杨华馨等经各界营救。至护国军兴才放出[注：王丹《倒袁旗手孙中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6年第2集]”。

　　“至十二月间事已成熟，决日发难，后因款缺乏，未能如所定日期举义，只得分头赶办，一遣警备队军士到腾，华舍筹拨六七千元；一请明超北君到日报告请款；正进行中，为奸人报告当道，于是机关失破，蔡烈士济五、王营长召伯同时殉义。代华到腾之警备队军士胡国兴，亦在路被拘，枪毙二十余人。”[注：《杨华馨为蔡济五等请恤上孙中山函》，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7页]。蔡济武于1915年12月入滇后被唐继尧杀害，这已是护国运动前夕的时间了。

　　唐继尧与其他省的督军一样，整军经武，秣马厉兵，补充兵员，以备袁世凯调遣[注：《倪嗣冲等表示拥护君宪并自筹十五营供调遣密电》，载《护国运动》，第128页]。

　　3、对护国军的组建从中作梗。

　　滇军中的革命军官议定促唐反袁四项办法，若唐不反袁就要杀之。黄毓成、杨蓁、邓泰中等军官采取把手枪砸在桌子上的办法逼迫唐继尧表态反袁。

　　李烈钧、蔡锷等重量级的反袁人士到达昆明，促使唐继尧不得不转变拥袁立场，唐被卷入了护国讨袁的旋涡，袁世凯政府的饬令也反映出唐继尧转变立场是蔡锷等人“裹协”而成。

　　从护国军组建时候起，唐继尧就在作梗。“部署既定，只待出发，而唐继尧百计推延，故为阻滞，前经指定的部署军队数团，不允开动，乃由各防区抽调训练缺乏，枪支极坏的零星部队交蔡。蔡不顾一切，毅然把部队漏夜编成，派顾品珍第二梯团由昆明出发。”[注：赖建侯：《我参加护国之役的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85页]。护国第一军三个梯团“每月饷糈计需五十万元左右”[注：《松坡军中遗墨》1916年5月3日蔡锷致梁启超电]，唐继尧不肯拨给军费，幸得罗佩金以家产做抵押，借得11万元，第一军才得以开拔。

　　李梓畅记载：“当在云南出发之时，兵饷有已欠三个月未发者，出发后每月仅给伙食，始终无发饷之说，又每人仅有弹夹服二套，外套毡被，一切无有，及至四川，一上前线，时逢下雨，所服之夹军衣皆为雨水淋湿。质言之，著了一身湿衣去拼死而已，然而毫无怨言，仍慷慨誓死，意态自若也。”[注：李梓畅：《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原载1917年1月《北京中华新报》纪念专刊，转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第336页]。唐继尧对李烈钧率领的护国第二军也不给钱，《护国军纪事》第二期《军实》记载：“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黄毓成率领的挺进军番号出现得比护国第三军的番号早，黄毓成出发时也没有得到军费。

　　中国银行原准备在云南筹办分行而把兑换券二百万元和现款五万元带到云南，被唐继尧派兵强行取走，中国银行立即采取向国内外声明作废的措施，使兑换券立即成为废纸。唐继尧发给护国第一军100万元兑换券，发给第二军8万元兑换券，发给挺进军10万元兑换券，这就算是发给军费了（李宗黄把蔡锷得到的100万元兑换券宣传为100万银元）。

　　云南虽为穷省，但支持护国军打仗的一两百万元是拿得出来的。 1915年新赋钱粮应征银1402274元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华侨捐助护国军军费150万元，唐继尧还在省内外发行“中华民国护国公债”1000万元，又发行股票(东京劝销6册)，逼迫解幼山、张荣廷交所收锡务公司之23万元。“云南收入最巨之盐款，亦因革命停止解往中央”。唐继尧并不是真的财政困难，而是要对护国军掣肘制约，不肯拨给军费。

　　唐继尧自任护国第三军司令，可是“第三军竟未成立” [注：李曰垓：《客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2页]。因为第三军没有组建，空有个番号，所以护国运动结束时才会闹出笑话：“后庾恩旸将第三军列为己名，全属捏造，并无事实，无非抬高自己，拉下蔡锷与己同列，荒唐甚大。”[注：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7页]。

　　4、拒不支援护国军。

　　护国第一军、第二军、挺进军，从昆明陆续出发之后，唐继尧对其中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增援过。刘云峰在《护国军纪要》文章中讲到叙府失守前有一个工兵连和新编支队廖廷桂来到叙府，以为是唐继尧派出的增援部队，其实那是护国第一军的后续部队。“按昆明叙府旱路，马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例休息一日，故最速需三十二三天始达。此路地旷人稀，军队以给养转运之繁多，且系沿途转战而前，需时又当倍之。”[注：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24页]。叙府于3月2日失守，长途走路行军消耗的时间为32天，那么这个工兵连从昆明出发的日期就应是1月下旬，这比护国第二军的出发时间还早，并不是唐继尧“派出增援”的部队。新编廖廷桂支队3月2日到达前线，只比工兵连晚来一两天，也应是1月下旬从昆明出发的，属护国第一军编制内的后续部队。蔡锷派李良材等军官到离前线不远的毕节大定等县招募壮丁，朱德等部队也才得到新兵的补充[注：《李良材奉命于毕节大定招募壮丁一团电》，载《护国运动》第208页]。唐继尧当上了云南都督，并非成为护国起义的统帅。护国第一军、第二军出征后完全是独立作战，都督署与两支军队都没有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护国运动各组成部分没有形成统一号令的整体。

　　在护国军作战十分危急时，蔡锷的求救电报如同雪花般飞来，唐继尧置若罔闻，没有增援过一兵一卒和饷械，任凭护国军自生自灭，一方面是唐对讨袁不感兴趣，二方面是唐视出发了的护国军为脱离了自己控制的部队。

　　当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护国战争已经停火，前线无战事了，唐继尧把蛰伏了半年在后方扩充的28个团编为8个军急进四川“增援”，抢占四川地盘。

　　唐继尧只做了一件客观上顺应潮流的事，就是在广西拥袁势力龙觐光军队从百色进犯滇南的皈朝、剥隘的时候，因为滇南是唐继尧的地盘，唐继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不得不派南防支队参战。李烈钧率领的护国第二军在皈朝、剥隘激战，黄毓成率领的挺进军南下策应进攻百色，龙觐光溃败。

　　护国运动后的唐继尧，在军阀道路上越走越远，把滇、川、黔、桂人民推入连年混战的血海，祸害无穷。唐继尧疯狂贪污，两次督滇都把云南财政蠹空，把上千万元财富掠进自己腰包。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大肆发展鸦片贸易和试制海洛因。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高唱讨赤。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的重要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唐继尧，公布了唐继尧十大罪状。著名历史学家吴乾就教授在1962年第3期《学术研究》发表的《再论唐继尧的政治立场》说得非常精辟：“总起来看，唐继尧在‘护国’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最多只能说，虽然从他个人利益出发，但总算击退了二龙的军队，巩固了后方，如是而已”，“从1912—1927年唐继尧的言行看来，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是很清楚的，在‘护国’战争中，他仅在客观上起一些作用而已。从主流来看问题，显然唐继尧不是什么正面人物。”

　　4、护国运动爆发后编造主动反袁的假材料。

　　护国运动爆发后，唐继尧开动御用宣传机器编造大量假材料，把自己伪装成主动反袁的英雄，唐继尧集团编造的所谓“召开五次秘密反袁会议”、“保护蔡锷乘火车入滇不被张一鲲谋杀”、“提前一个月派出讨袁先头部队”、“唐继尧写信给孙中山表示反袁”、“唐继尧任可澄漾电是反袁的第一通电报”、“歃血为盟时间是12月22日”等等一系列假材料，把唐继尧这个护国假典型装扮为护国元勋，假材料经过长期反复的宣传鼓噪，构筑成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唐继尧还亲自粉墨登场演电影，厚颜无耻地编造自己的丰功伟绩。这一系列的谎言灌输给云南乃至全国人民，骗得了护国元勋的桂冠，骗得了国人的歌颂，骗得了死后的国葬和铸铜像的待遇，搅昏了我省许多大教授、大专家、大学者、大官员的理智头脑，有的人还利用教科书和教室讲台向青少年学生的小脑瓜里注射唐氏谎言毒素。

　　拙作《评唐继尧护国》，用39万字的篇幅，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还原了唐继尧这个伪君子的历史真面目，只要在电脑网络输入关键词“李开林《评唐继尧护国》”，就能搜索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互联网不愧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小人物要想发言争鸣，各大媒体都不屑一顾，普通老百姓却能通过互联网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捧唐势力想捂也捂不住，说真话的声音可以传播到全世界。

　　四、当今云南捧唐人士的吹捧炒作。

　　1、巧妙的隐恶扬善。

　　当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人死绝之后，似乎无人说得清楚历史事实了，唐继尧集团编造的一整套弥天大谎就发挥污染功能，浸透云南社会。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许多云南人出于对自己本土的热爱，不愿意看到自己家乡的历史上会有罪恶滔天的坏人，于是开始为唐涂脂抹粉，用唐氏谎言在各种场合制造舆论，写入各种书籍，写入《云南省志》、《云南辞典》、《云南百年风云录》、《云南省情教育丛书》、《爱国主义教材》中。当今许多史学工作者留给子孙后代的典籍，竟然是被唐氏谎言借尸还魂的华丽空壳！在唐继尧统治时期若有哪个企业家办好了企业，就把企业家的功劳记在唐的账上称赞唐发展实业，而唐下令干的坏事却被解释为具体执行者的罪责。吃饱穿暖奔小康的云南人不敢正视历史的血腥，而把历史悲剧篡改为喜剧，唱出刽子手温柔悯人的颂歌。一些展览和报刊在宣传云南革命史的时候，只要沾到唐继尧一点线索，就千方百计夸大渲染唐继尧，而对于可能暴露唐继尧问题的人物和事件，就尽可能地回避不谈。

　　例如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中，挂出了许多幅讲武堂教官的照片，却隐没了少将教官欧阳沂的姓名和照片，原因是欧阳沂因发表对唐继尧穷兵黩武不满的言论和指责“谋杀金兰之交一定不得好死”而被唐继尧暗杀身亡，若列出欧阳沂姓名或者挂照片可能会暴露唐继尧的血债。

　　讲武堂展览中原先有一张大幅的报纸照片，是革命党人马骧创办的《滇声》刊登的反袁漫画“猿猴倒行逆施，凡我国民群起而攻之”，被篡改为“都督府的报纸《义声》刊登的漫画”。有人指出应当正确拟写解说词，后来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改版时，不但不改写解说词，而且马上撤掉了这张反袁漫画。因为马骧是执行孙中山革命任务而被唐继尧杀害的，在展览中保留反袁漫画难免提到马骧，就有可能暴露唐继尧的反革命真面目。

　　云南腾冲县的“火山热海”是著名旅游胜地，在“大滚锅”景点的旁边有个革命文物“张文光纪念亭”，辛亥革命腾冲起义的领导人张文光被唐继尧杀害之后，民国政府在亭的石头基座上雕刻了张文光的画像，基座两侧还刻了多位革命名人赞美张文光的诗，记载了唐继尧杀害张文光的事实，游客到那里参观，就能了解到唐继尧的历史罪行。自从云南猛烈宣传唐继尧之后，这个张文光纪念亭就被拆除了，然后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用比较细的泡沫石柱重新盖了个张文光纪念亭，原先雄浑厚重的石头基座下落不明，雕刻着张文光画像和革命名人诗篇的那些石头文物都被毁掉了。

　　在宣传昆明重九起义的时候，闭口不谈黄毓英，因为只要一谈到这位“起义首功”的黄武毅公，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在起义之前的军官会议上，迁延主义者唐继尧阻挠拖延起义时机，以及黄毓英在会议上气愤之极逼迫军官们下决心的情节。而且黄毓英在贵州被人暗杀，与唐继尧有密切关系，谈到黄毓英就会暴露唐继尧的历史问题。

　　2、对唐继尧罪行的诡辩

　　捧唐人士把乌鸦说成凤凰，把罪恶说成美德，颠倒了中国人最普通的是非观念。对于唐继尧在贵州大规模搜捕屠杀同盟会贵州分支机构自治学社革命人士的罪行，有人还写书称赞说：“遍搜哥老会徒，公口为之绝迹。虽杀戮过多，造成恐怖，但不如此不足以统一贵州，贵州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了秩序……今天重新考评唐继尧援黔督黔那段历史，依然感到‘代平黔乱’四个字有理有据，字字属实。”[注：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载《唐继尧研究集》第69、101页]。这些缺失人性的言辞，与法西斯强盗对占领地人民的杀气腾腾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倒不如唐继尧诬人为匪杀戮之后再否认杀人事实那样巧妙而妩媚。

　　有个文学教授为唐诡辩的文章更离奇，用春秋时期郑武公为了夺取“兄弟之国”胡国，用牺牲女儿和忠臣大夫的手段欺骗麻痹胡国，然后趁胡国不备时攻伐取胜的例子，类比唐继尧杀徐天禄和国民党一个司令，说这与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相比，代价很合算，还以毛泽东在庐山说话出尔反尔、邓小平在文革中表态拥护“永不翻案”后来又彻底翻案的例子，类比唐继尧拥袁称帝非出本心。可是，类比的修辞手法虽然在文学作品中能感染人，而一旦接触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类比手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失去可比性。春秋时期国君的思路普遍遵循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周礼制度和社会环境，郑武公违反当时的仁义道德，靠残忍的阴谋手段获取非正义的利益，受到世人唾骂，但这只是个极特殊的例子，其侥幸获得成功并没有普遍意义。后来的封建时代，社会观念变了，国君考虑问题的思路已经大不一样，近代南北军阀的思路与他们更不一样，这三种社会制度中的统治者做事情和谋划运筹的差别极大。两千年前郑国和胡国的国君观念，与唐继尧的出尔反尔没有可比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路，与唐继尧的思路也没有可比性。

　　如果是为了迷惑袁世凯，那么只需把人关起来就行了，何必杀死呢？况且审讯贵州来的一个司令，是当天夜间就秘密杀害。唐不只杀掉一个两个革命党人，而是“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不遗余力地扑灭反袁星火，孙中山派到云南发动反袁的革命党人大部分都被唐杀害了，能辩解为“非出本心”吗？这个教授把唐继尧后来转变立场被迫反袁，粉饰为起初就想反袁，毫无说服力。

　　这个教授还论述：“说不定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就在‘一致赞同君主立宪’的96名国民代表之列，他们不正是被誉为逼着唐继尧反袁的人吗？其实类似这种前后言行不一、出尔反尔而以最终行为作为准的事例何止千桩万桩！”[注：蔡正发《略论唐继尧在发动与领导云南护国起义中的核心地位》，载《百年军校，将帅摇篮》第25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捧唐人士不明白什么叫做国民代表，唐继尧按照袁世凯政府的要求，先从每个县选出一名代表，代表这个县的国民，全云南共选出国民代表96名，再集中到省城昆明投票赞成帝制。现在居然用“说不定”为论据，把常年居住在昆明城的几个中级军官冠以国民代表头衔，然后再大发议论，断言这些人是前后不一和出尔反尔，这种论证手法，比一般诡辩更让人齿冷。

　　3、创作新的谎言

　　云南一些人为吹捧唐继尧而不断编造新的假材料，例子很多，兹略谈几桩。

　　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近代中国陈列”展览的护国运动版面，陈列着蔡锷大幅照片和蔡锷使用过的指挥刀、望远镜、罗盘、手枪。昆明一家小型工艺美术企业，为了创造企业知名度和开拓市场，就利用云南宣传护国运动的声势，根据展览中的式样仿造了几把指挥刀，刀柄刀鞘上共镶着九个小狮子，定名为“护国九狮刀”。然后在春城周刊上以《九狮刀——护国倒袁第一刀》为标题进行炒作：“这是护国军出兵前云南人赶制的。现在，这埋葬封建帝制的第一刀仅存唐继尧将军佩带的一把，实属军中珍品。”故弄玄虚，把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赏赐给将军们的九头狮子刀，谎称为云南人为反袁护国赶制的刀。

　　云南有一条窄轨铁路，轨距600厘米，路程是从个旧起至碧色寨，再由鸡街延伸至建水和石屏。《开远铁路分局志》记载：1912年3月，股东李光翰等联名上书云南军都督蔡锷，倡议修筑个（旧）蒙（自）临（安）屏（石屏）铁路，蔡锷极表赞同，批准除继续抽收锡、炭股外，添收矿股。责令‘路事未成以前，不准轻议停止’。民国2年（1913年）都督府召集个旧绅商代表赴昆明会议，决定由滇蜀铁路公司与个旧绅商组成官商合办‘个碧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捧唐人士看到有机可乘，就利用媒体大肆夸耀说修筑这条铁路是唐继尧的功劳。可是，“民国6年（1917年），滇蜀铁路公司因开工无望，亟待收束资金。将其所入个碧铁路股金退出，还清原个旧所交滇蜀铁路之锡炭股款，个碧铁路由官商合办改为商办。[注：《开远铁路分局志》第12页，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出版]”蔡锷经办的滇蜀铁路公司的股票是官股，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后，在开工最困难的时刻，唐觉得可能亏损就把官股退出，唐继尧对窄轨铁路的功劳就是趁火打劫和落井下石。

　　4、利用电视纪录片重复宣传唐氏谎言。

　　云南拍摄的纪录片《百年讲武》2009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李继锋等人撰稿，在赞美大量英雄伟人的同时，趁机塞进反面人物一起进行赞美，堪称吹捧唐继尧的丰硕成果。纪录片的第一集，表现云南陆军讲武堂“应运而生”，讲解了李根源担任讲武堂监督负责学堂开办事宜，1910年李根源升任讲武堂总办是第一把手，沈汪度任讲武堂监督为第二把手，张开儒任讲武堂提调为第三把手，纪录片叙述了第一把手详情之后，对于讲武堂的第二、三把手就提都不再提，而着重夸奖烘托讲武堂的一个普通教员唐继尧，为下一步神话唐继尧作出铺垫。纪录片在叙述留学日本问题时说：“云南学生中，最年幼的是会泽秀才唐继尧，时年21岁，结婚刚一年，在振武学校学习十五个月后，唐继尧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与李根源等一起进入日本军队服役，一年后，中国学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考试成绩获第一的这种吹牛话语，就连唐继尧集团1924年编写的传记《唐继尧》、以及1996年搜断枯肠猛烈捧唐的刘光顺《唐继尧评传》，也都还没有发明出来。

　　再看看年龄，唐继尧是1883年出生的，与之同龄的云南留学生顾品珍也生于1883年，比唐继尧更“年幼”的云南留学生还有：黄毓成生于1884年，庾恩旸也生于1884年，黄毓英生于1885年，刘祖武生于1886年等等，不必再查更多的留学生年龄了，大量的学生还没有结婚就去留学了，唐继尧是结婚一年后才去留学的，装什么嫩啊？而纪录片中信口雌黄的“最年幼的唐继尧考试获第一”的高调，着实迷倒了广大观众。

　　纪录片第二集“共和军魂”表现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撰稿人故意回避了唐继尧阻挠、拖延和耽误起义时机，以及黄毓英在会议上气愤之极逼迫要挟军官们一同起义的关键情节，巧妙地只讲唐继尧等人秘密商议，并在十四个参加秘密商议的人中把唐列为核心第一个人，给观众造成重九起义是唐继尧这个核心人物领导成功的假象。

　　起义军在昆明城里激战了整整一夜终于取得胜利，纪录片居然解说：“晨曦中，讲武堂学生广开城门，迎接义军进昆明”，似乎义军是重九起义成功之后才进城来坐享胜利果实的。

　　纪录片解说到袁世凯恢复帝制时，回避了唐继尧整军经武疯狂捕杀反袁人士的罪行，回避了护国运动前夕云南处于白色恐怖状态的时期，回避了滇军军官逼迫唐继尧表泰虽然不敢再讲“召开五次秘密反袁会议，保护蔡锷不被袁世凯的特务张一鲲谋杀、提前派出讨袁先头部队、向孙中山写信表示反袁、唐任漾电是讨袁第一电”之类的丰功伟绩，但是，掩盖云南内部拥袁和反袁两种力量的明争暗斗，只叙述滇军中许多军官达成反对帝制的共识，不暴露唐继尧动员军队心腹干将“严防奸细煽惑军心”的捕杀革命党人的残暴手段。纪录片解说：“唐继尧不动声色，暗中整军经武，筹备军饷，同时秘密邀请蔡锷、李烈钧等南下昆明，共图大事”。

　　可是，历史上的唐继尧什么时候邀请过蔡锷、李烈钧呢？“筹安会成立后，蔡锷写信给唐反对帝制，而恐邮电被袁世凯所部宪、警检查，乃派黄实、黄临庄带信来见唐。唐派杨纯武送复信，而无肯定表示，含糊其词。”[注：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5页]。蔡锷评价唐继尧的态度是“荏苒数月，莫得要领”[注：《蔡锷陈告入滇进行护国运动情形咨》，载《护国运动》，第200页]。蔡锷逃离北京，秘密从日本乘船南下，先后在到达香港和越南海防时都拍电报给唐继尧说要进云南，当时蔡是在职的全国经界局总办和统率办事处处员，蔡要入滇唐不敢拒绝，也没有理由拒绝，唐派堂弟唐继禹于12月14日离开昆明去越南迎接蔡锷，蔡锷的代表王伯群于12月15日到达昆明见唐，说明蔡锷此行的目的，唐才知道蔡锷要反袁，可是唐继禹已经出发，来不及追回了。“据王伯群向我说，他先蔡五天到昆明，把袁世凯称帝后，已有众叛亲离之势，及蔡认为倒袁确有把握各情，面告唐继尧，唐虽勉强答应唯蔡的马首是瞻，但说话时愁眉苦脸，并无兴奋的表现。因为唐反对帝制无决心，不愿听袁垮台之话，更不愿蔡来滇，但又不敢阻止”[注：邓汉祥《滇黔反对袁世凯帝制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63页]。

　　“李烈钧自海外归来至香港，见唐与袁之关系，亦不知底蕴，命其学生张维义，致函民党钜子叶荃、黄毓成、赵又新等，密探唐意旨，张至滇见云南捕革命党正急，蔡济武及李根源之内弟某俱被捕杀，不敢投递[注：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58页]。” 李烈钧在边境要求入滇，多日得不到批准，李烈均只好“手拟一电致唐督，略谓‘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老街）以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 [注：《李烈钧将军自述》，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93页]。李烈钧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唐继尧才不得不让李入滇。

　　现在撰稿人掌握了电视的话语权，就在纪录片中不顾历史事实地乱说乱讲。

　　5、创作唐继尧为李范奭担保的新谎言

　　纪录片第三集“泽被海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新谎言。撰稿人说：“1916年由唐继尧亲自担保，李范奭以南洋华侨李国根的名字进入云南讲武学校，成为第12期的学员，由于李国根当时才16岁，不够军校规定的18岁入伍年龄，唐继尧便作主，把李国根的年龄调高了两岁。”由于李范奭后来当上了大韩民国的首任总理，纪录片这样写李范奭入学，目的是为了捏造唐继尧的功劳。

　　韩国人所涉及到的云南讲武学校旧事，绝无仅有的资料是《李范奭将军回忆录》，韩国的其他资料没有云南讲武学校的丝毫踪迹。韩国成立后的“韩国李范奭纪念事业会”也是靠李范奭的回忆录来研究云南军校的，那么，看李范奭本人是怎么说的，就成了唯一的历史依据。龙东林、朴八先编译的《李范奭将军回忆录》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该书第73页至90页的内容是写“在云南军官学校的岁月”。李范奭是怎么进入云南这个学校的呢？回忆录书中的小标题是：“孙文先生介绍我入云南军官学校”。韩国革命巨子申奎植，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是申奎植与孙中山商议后决定的。

　　我们来看看李范奭本人是如何写他入学的情况吧：“我第一次见到孙文先生是1915年，那时他正在整理和执笔‘三民主义’一书。当时先生有40多岁，个子不高，他的坐姿庄重，说话的声音和态度非常亲切。我是给孙文先生和申先生送信的人。有一天孙文先生问我是申先生的什么人？当时我的中文还不熟练，对话困难，这时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中文的重要性，要学会革命本领不会中文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我努力学习中文。

　　申先生为了培养我，给我找了一个姓杜的老师。先生督促我，我也努力学习，所以中文提高得非常快，简单的对话也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学习中文，最终目标是到军官学院学 又把我送到杭州体育学院，这个学院是预备军官学院，在这里学习了7-8个月，后来临时政府和学院直接联系，我顺利地退了学，决定去云南军官学校。

　　申奎植先生和孙文先生商议决定，韩国的学生去孙文先生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云南军官学校就读。孙文先生与云南的督军唐继尧将军联系，让韩国的学生到云南学习军事。”

　　李范奭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河口，走了17天到达云南昆明。“虽然唐继尧将军批准我们入学，但也要办理很多复杂的手续。第一个见的是国会议员崇明先生，他又介绍我们认识了云南负责外交事务的徐福远先生，通过他顺利地办了入学手续。入学后，我们也特别小心。当时是战争年代，外国人到中国军事学校来学习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虽然上海临时政府与学校联系过，各方面都给了方便，特别是徐福远先生给我们很多照顾，但我们还是特别小心。”

　　从本人的亲自叙述可以看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唐继尧担保”的事！从清代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到民国时期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也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反映出投考这个军校需要学员请人担保的规定和实例。早年朱德从四川走到昆明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因为发现不是云南人而被拒之门外，后来李根源同意朱德上学，也没有提到军校有什么担保的规定。唐继尧只是“批准”李范奭等人入学，现在的人凭想象捏造了“唐继尧亲自为李范奭担保”的谎言。

　　李范奭当时的年龄达不到18岁，并非什么“唐继尧便作主，把李国根的年龄调高了两岁”。李范奭到达昆明并没有见到唐继尧，李的入学手续是通过云南负责外交事务的徐福远办理的，唐继尧总不至于亲自跑一趟到讲武学校或者到徐福远那里为之改动年龄。

　　既然李范奭能把自己名字改为李国根进入军校，难道就不会把年龄也随之调大吗？入学要办理很多复杂的手续 ，这些手续都是李范奭亲自办理，唐继尧哪里插过手？

　　再从《李范奭将军回忆录》书末的“年谱”中，看看能不能提供一点唐继尧担保入学和为李范奭调高年龄的线索：“1916年（17岁）。年初，在军官预备学校杭州体育学院读书6个月，同学有李镰、蔡英、韩支龙、李宝民等。秋天，申奎植先生委托了孙文先生，孙文先生又委托了云南唐继尧，推荐铁骥（李范奭）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因此与裴天泽、金鼎、金世峻、崔震等人一起从香港到河口，从河口坐火车到了昆明。用假名‘李国根’注册，年龄又不够，虚报了2岁才入了学。” 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李范奭年龄是他自己虚报的，并非别人作主调高的。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此书的翻译者忠实于原著的精神，没有凭“合理想象”擅自在正文和年谱中添加原著之外的故事情节。

　　吹捧唐继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抹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从1912年孙中山派去调查贵阳事件的特使于德坤被唐杀害，到 1915年孙中山派去云南发动反袁的中华革命党人被唐继尧疯狂捕杀，唐继尧多年来都一直在敌视孙中山先生。直到护国运动成为世人称道的壮举后，唐继尧才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捞取新的政治资本，所以孙中山提出让李范奭等人到云南军校学习，唐不表示反对。再从唐继尧利益的角度看来，把莘莘学子介绍来云南归唐管辖，唐还可以在日后使之为唐效力，何乐而不为？

　　李范奭入学是孙中山出的力，连本人回忆录都是用“孙文先生介绍我入云南军官学校”做小标题，李对孙中山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这事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情，但是纪录片的撰稿人绝口不提孙中山先生，而是用无中生有的方法捏造担保情节，恣意抬高唐继尧，利用中央电视台的科技频道向全世界宣传，把谎言变成无人能够澄清的历史事实！

　　李范奭是性情中人，对别人的任何帮助都念念不忘，李对于唐继尧表示感谢，并非是因为“担保”或者“调高年龄”，而是因为唐继尧批准了他们提前离开军校学员的实习队伍。《李范奭将军回忆录》第87页写道：“在干海子实习了两个半月。1919年3月1日，韩国爆发了‘三一运动’。当时大家都不在一起，好不容易用电话联系上，第二天的下午3点前在大观楼见面，我们拿着报纸边读边讨论国家大事。第三天的下午崔震没有来，我们4个人又在那里集合，研讨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当时云南军官学校的纪律非常严格，实习士官的纪律就更严格了，实习期间是无法回国的，我们一句都不敢提。后来我们还是决定给督军写报告请求回国。报告内容：①我们是亡国的国民，阁下收留我们，又让我们在云南接受了良好的军事教育，我们现在有能力回国雪耻复国，首先谢谢阁下。②我们应该完成见习任务，不能完成我们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的，但我们相信阁下的手下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没有我们也没有问题，同样可以完成北伐的任务。③我国人民正赤手空拳的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祖国的独立，很多同胞被屠杀了。我们在云南学到的过硬本领，此时不贡献，何时才贡献呢？阁下对我们的培养现在有机会使用了，为了我们的祖国请阁下给我们这报国的机会。④我们的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已感觉到祖国的呼唤，望阁下理解我们。⑤这次阁下同意我们回国的话，祖国独立后我们民族永远记住您的恩德。”李范奭的请求信终于有了结果，第三天，得到了督军唐继尧批准，他们可以离开军校学员的实习队伍回国去了，督军部的高级副官到学校来转达督军的回话，并为他们送行。多少年之后，李范奭不忘兑现诺言，在大韩民国成立后列名申谢，表现了李范奭等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风格和品质，但这并不等于说唐继尧对李范奭真有多大的恩情。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李范奭是站在韩国政治集团的立场反对共产党的，所谓列名申谢唐继尧也包含了反共政治斗争的考虑。

　　李范奭早年受到中国儒家文化“恕道”的熏陶，是个以德报怨的人，他的“写在搁笔之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受压迫和剥削的年代，出现一些民族的叛徒和附日协助者也是事实，我曾经最恨他们，然而，根据独立运动所蕴含的民族大义，对其行径既要嫉恶如仇，也要一定程度地原谅他们”，“对那些我们民族子子孙孙都不能原谅的人，为了我们新的历史前景，对他们的子孙也要给予谅解，鼓励他们，培养他们。因此在我的笔下，对做了坏事的人的名字都写‘略字’，但那些对民族、国家、世界有一点帮助的人，我都尽量详细地写，甚至校友的关系都尽量写详细。”基于这样的思想情绪，李范奭对于曾经给予过一点点帮助的唐继尧也表示感谢。现在捧唐人士借题发挥，趁机夸大唐继尧的功劳，与李范奭的敦厚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李范奭在书中写道：“广东军政府招收那些在世界各国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华侨子女免费回国上军官学校。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的华侨中有许多政治家、实业家和巨商，西南的革命家们都都很希望得到华侨的支持和帮助。那时云南军官学校也派出很多人到各国的华侨学校、华侨企业和大工厂等地方宣传中国革命的政策，鼓励他们的子女免费到云南军官学校学习。

　　孙文先生的家乡是广东，南洋各地的华侨多数是广东人和福建人，他们非常崇拜孙文先生，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华侨的子女到云南军官学校的人很多，我们第12期就有70%是华侨。”

　　既然召集华侨来上学并不需要谁作担保，而且是免费，那么“李范奭以南洋华侨李国根的名字进入云南讲武学校，成为第12期的学员”，反而需要什么担保吗？解说词的谎言不攻自破。

　　6、编造崔庸健祭扫唐继尧坟墓的新谎言

　　最近二十年多年来云南掀起了吹捧唐继尧的邪风，形成了捧唐谎言层出不穷的新气象。几年前昆明有人听说崔庸健曾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消息，就在云南的报刊上发表了“唐继尧坟墓即将被炸，朝鲜崔庸健委员长访问中国时特意到昆明祭扫唐继尧坟墓”的新说法，编造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逸闻轶事，吹嘘唐继尧是崔庸健的“恩师、校长”，借以抬高唐继尧形象。

　　那么，唐继尧是否真的当过崔庸健的恩师校长？可查一查历史材料。唐继尧曾在1911年当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监督，当时的讲武堂总办是李根源，后来唐继尧也当过很短时期的总办。昆明重九起义时唐继尧离开了讲武堂，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唐继尧当上了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的次长，紧接着就带兵去贵州颠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当上了贵州都督，1913年10月袁世凯调任唐继尧为云南都督，讲武学校只是云南都督署管辖下的千百个单位中的一个，唐回云南后，就一直以省级都督的地位管辖讲武学校，没有精力再去担任讲武学校校长或者教官，唐对讲武学校的管辖力充其量也仅仅是要求教育方向忠实于他的军阀政策。现在有人夸耀讲武堂的学生是唐继尧培养出来的，简直如同痴人说梦。唐继尧的主要目标并不在讲武学校，而是考虑如何在全省实施穷兵黩武的措施，侵犯邻省实现西南王美梦。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把讲武堂改名为讲武学校。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资料显示，讲武学校的历届校长是：刘祖武、顾品珍、韩凤楼、张子贞、吴和宣、唐继虞、戢翼翘、刘国栋、郑开文、高向春、龙云、胡若愚、王兆翔。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制是两年，崔庸健于1923年（或说1922年）进入讲武学校学习，而1922年至1925年的校长是刘国栋，绝不是唐继尧！讲武学校毕业证上有校长姓名，虽然同时也印有云南督军唐继尧的职务和姓名，但学生们不一定见过督军。

　　唐继尧压根儿就没有当过崔庸健的校长，更没有当过恩师，崔庸健与唐继尧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情，数十年后怎么突然会专程去祭扫他的坟墓呢？在《百年讲武》纪录片第四集“将帅摇篮”中，“崔庸健祭扫唐继尧坟墓” 这个谎言被讲得活灵活现。

　　一个名叫陈秀峰的中年人在纪录片中现身说法：“当时朝鲜来中国访问的崔庸健委员长，他提出来，要到我们昆明为他的恩师唐继尧扫墓，这个在当时的访问安排中没有，所以在后来的外事志当中没有记录。按照唐玄龄女士她描述的这段经历，就是说造反派，当时是造反派，把炸唐墓的炸药都装好了，引线都拉出来，要炸了，刚好接到崔庸健委员长要来昆明为他的恩师唐继尧扫墓的消息，才赶快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才发出指示，派部队守护，所以唐继尧墓才幸免于难，那么崔庸健委员长的扫墓安排也才顺利的进行。”

　　谎话说得很精彩，几乎可以骗过世人，但仔细想一想，崔庸健委员长到中国访问时，“他提出来，要到我们昆明……”对于访问安排中原先没有，而又提出要到昆明的行程，这不是随便走几步路就能解决的事，必然要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昆明。搞外事工作的人都知道“外事无小事”的道理，既然崔庸健委员长提出了要到昆明的要求，这当然更不是小事。

　　此外，说谎者还不了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年的外事警卫工作非常严格，公安机关对于高层级别外宾将会走到的地方要实行“抽真空”的警卫措施，在警卫区域内清除所有的闲杂人等，一般群众无法进入警卫区域，更不可能接近外宾。陈秀峰所述的唐雪玲女士，既不是省市领导干部，又不是警卫人员，不可能亲自到场，她是唐继尧的侄女，为什么事隔45年之后才创造这种新鲜说法？

　　因为云南外事志中根本没有这件事，于是就谎称是秘密行程，陈秀峰又说：“他要求增加一个秘密行程，去祭扫他的恩师校长唐继尧的坟墓”。如果崔庸健委员长真的去扫墓，这就不可能是什么“秘密”了，这在外事活动情报资料中必然会补充写清楚，如果访问的事前安排中没有，那么事后的情况简报或者专项总结中也会记载。

　　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中有1964年12月21日崔庸健来昆明访问的照片，当时崔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政治军事地位仅次于 。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使昆明人对朝鲜领导人充满敬爱之情，崔庸健来访问受到中国政府盛大欢迎，走到哪里都引起人们的关注，群众不知道贵宾的行程，但是警卫人员知道。按照高层级别的警卫方案，除了动用涉及行程的区域治安保卫力量之外，还有内部警卫人员在鞍前马后的护卫。外宾和领导干部的出行，对随行警卫人员毫无“秘密”可言。

　　警卫人员是全程陪同崔庸健的，但是没有一个警卫人员知道崔庸健扫墓的事，我们查阅了多种资料档案，不仅云南外事志中没有记载，公安警卫志中没有记载，而且公安局的“崔庸健委员长警卫工作”专项档案中也没有记载，笔者多次去云南省档案馆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希望能寻找到崔庸健祭扫过唐继尧墓的点滴资料，可结果一无所获。省外事办的马处长说：“外事档案中没有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资料，这很容易理解，譬如我国领导人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会不会去扫这个国家反对派人的墓？你在云南查不到资料，还可以去北京查阅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档案”。

　　至于纪录片说到有造反派，那就更离奇了。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才开始的，文革期间才出现造反派，怎么会提前两年在1964年崔庸健访问中国时，就诞生什么造反派呢？是否因为《百年讲武》这个纪录片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而感到有恃无恐，才能这样把谎言说得脸不变色心不跳呢？

　　唐继尧坟墓在市区边缘的圆通动物园内，唐继尧坟墓南面三四十公尺就是密集的居民住房，谁敢不顾居民人身安全去使用炸药？造成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谁来经济赔偿和承担法律责任？最蠢的爆破手也不会冒这个险！唐继尧坟墓是圆形大土堆，土堆的圆周用石块镶嵌，破四旧时学生用锄头都能把石块和土挖下来，既不是铁丘坟，也不是钢筋水泥堡垒，何必使用炸药呢？如果1964年真有造反派，那么造反派可以调动挖掘机或者推土机就能将其夷为平地。

　　崔庸健要来昆明扫墓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传到圆通动物园的？造反派是群众组织，能接到高层级别贵宾出行路线的绝密消息吗？当时中国的长途电话尚处于人工接线的技术水平，需要经过几个省的中转枢纽才能接到北京去，并不像现在的长途电话能直接拨通。既然“炸药的引线都拉出来了，要炸了”，时间那么紧迫，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还没等到长途电话接通，炸药早就炸了！但这里的情节却是突然刹住不炸，是孙悟空的定身法把在场的人都定住了吗？炸坟动作突然变成慢条斯理地等待后面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故事编得漏洞百出，令人忍俊不禁。

　　退一步说，即使昆明人能够接通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一定会来接电话吗？再退一步说，如果真是周总理接到了电话，而且指示派部队守护，那么就更谈不上“秘密”了，云南的外事志、公安志和警卫志肯定会把这件惊动国务院的事情记录下来。

　　事实上，崔庸健委员长来昆明的这一次，是1964年12月在访问非洲及柬埔寨后途经昆明回国，在昆明的停留时间很短暂。据《云南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崔庸健于12月20日星期日上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哈努克亲王设宴欢送崔庸健，当天下午崔庸健乘专机到达昆明，受到昆明人民热烈的夹道欢迎。据《云南省志•外事志》记载,董必武副 当天设宴欢迎崔庸健委员长，崔庸健在宴会上说：“今天是星期日，昆明市人民几乎是倾城出来欢迎我们，这体现了朝、中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云南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照片和标题报道了第二天（12月21日）的行程：“崔庸健委员长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游览温泉”。“刘披云副省长设宴欢迎崔庸健委员长，董必武副 出席宴会”。《云南省志•外事志》记载：“21日上午，崔庸健委员长和其他朝鲜贵宾在韩念龙、赵健民、刘披云、史怀璧等陪同下，参观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即军官学校）旧址，崔庸健委员长曾在1923年春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两年，旧地重游，倍感亲切，之后，朝鲜贵宾们游览了温泉。22日清晨，崔庸健委员长一行乘专机离昆回国，董必武副 、韩念龙副部长、周敏副司长到机场送行”[注：载《云南省志•外事志》237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外事办公室编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在昆明短短的访问期，时间排得满满的，而且时时有众多领导干部陪同，崔庸健的行程是去翠湖西边的云南讲武堂参观，并且到安宁县的温泉游览洗澡，根本没有到圆通动物园，更没有去祭扫什么唐继尧坟墓！省政府外事处接待人员所看到的崔庸健行程，与云南日报社记者所看到的行程完全相同。

　　捧唐人士经常利用讲武堂吹捧唐继尧，看到讲武堂资料中有崔庸健参观讲武堂的记载，就联想崔庸健也可能去过圆通动物园，去过圆通动物园就可能会看到唐继尧的坟墓，看到唐继尧坟墓可能就会祭扫，从而编造出崔庸健祭扫唐继尧坟墓的现代新闻，无论是否合乎情理也要大力叫喊。

　　崔庸健委员长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在苏联背信弃义卡脖子的情况下刚刚熬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对于国际国内政治问题特别敏感。1964年8月8日至10日昆明16万群众举行“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大游行，援越抗美的呼声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中国的党和政府对于历史上残害人民的反动军阀头子唐继尧一直是持批判性的评价，崔庸健作为一个友好邻邦的国家领导人进行隆重的访问，没有必要违反被访问国的政治立场而另搞一套“秘密”行动，去干中国人民所唾弃的事情，给两国的友好关系制造不和谐的杂音。即使唐继尧真的是崔庸健的“恩师校长”，崔也不会选择这么一种政治背景来扫墓。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人们的语言行动很自由，你即使去祭扫袁世凯的坟墓也无人说你有政治问题。我们不能用现在宽松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去臆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氛。

　　崔庸健与朱德都曾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崔庸健是朝鲜的委员长，朱德是中国的委员长，崔庸健是朝鲜的次帅，朱德是中国的元帅，他们俩是工作性质相同的同行，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多，朱德评价唐继尧是“可憎的，小皇帝，唐继尧的毒手”，崔庸健不会不知道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唐继尧的评价。再说，崔庸健在中国革命队伍中20余年，亲自参加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始终与中国工农红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革命将士并肩战斗，立场观点完全相同，都鄙视唐继尧这个野心扩张穷兵黩武视民众生命如草芥的阶级敌人，怎么会去祭扫他的墓呢？陈秀峰和撰稿人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胡诌唐继尧是崔庸健的恩师校长，编造崔庸健去祭扫军阀头子唐继尧坟墓的谎言，欺骗中国和朝鲜，欺骗世界，其胆识真够伟大！

　　7、电脑拼合传奇英雄

　　纪录片第四集“将帅摇篮”的解说词中，无视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无视唐继尧在护国运动前夕怎样屠杀反袁人士，无视唐在护国运动中如何断绝护国军的后援，竟然肉麻地吹捧说唐继尧是“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导人物”，然后播放数十年前拍摄的唐继尧铜像和坟墓的旧照片，把这个罪大于功的伪君子捧到了四集纪录片的歌颂峰巅。

　　唐继尧的铜像原是安放在昆明西郊外的大观公园，并不在市区。撰稿人却说：“傲立于昆明街头十数个春秋”，在安放地点这个小问题上都要附带说点谎，期望达到夸张的效果。1960年中国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就在这一年，云南人把唐继尧的铜像拆下来熔化了[注：载《昆明园林志》第104页，昆明市园林绿化局编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这么沉重的东西，若非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民群众因没有私家汽车和起重机械是无法拆去熔化的。此后如果还要拆除唐继尧坟墓，也在情理之中。

　　今年圆通动物园竖起的宣传栏写道：“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继尧墓，曾几度险遭拆毁。1961年一些人打算拆除唐坟建盖一座‘聂耳音乐厅’，被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及时制止，并要求将已拆除部分按原样修复。1966年‘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的风潮中，唐 坟被打开一道口子，闻风而至‘好奇’的昆明人三五成群地进去参观。不久市相关部门又将‘完全拆除’唐坟一事提上议事日程，并上报省人委，所幸报告未获批准。‘文革’后期的1974年，坟墓石砌围墙被人挖开，还放上炸药，引线都已安好，欲将墓炸毁，幸好正遇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访华，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实际的周兴得知，及时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总理下令迅速制止了这一破坏行为，省委还派部队守护，唐坟方得幸免。（资料来源：陈秀峰《唐继尧墓四次遇毁记》，刊于云南日报）。制作宣传栏的人很聪明，把资料来源写了上去，如果内容有错误，那就责怪作者吧，别来找宣传栏制作人的麻烦！

　　唐坟并非不能拆除，拆与不拆在当时只是件很小的事，只在省内的几个领导部门中商讨，并不存在是非曲直的争论问题。解放以后昆明市拆除的旧建筑和旧设施很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曾经蔚为壮观的大南门城楼、城墙和其他几处城楼、城墙都被拆除了，黄武毅公祠和很多庙宇也被拆除了。唐继尧坟墓东南方向200米处的黄毓英铜像，以及座落在昆华医院中心花园的杨振鸿铜像，都被拆除了，马骧的坟墓也没有保存下来。可惜辛亥革命时期“云南革命三杰”在昆明的遗迹都被毁掉了，而一个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唐继尧坟墓没有被拆除，还好意思喊什么冤！

　　对于唐坟是怎样埋葬，一般很少有人关心。据陈秀峰发表的文章说，有个昆明人亲眼见到坟里有个空空的墓室，用四根铁链吊着棺材，还有个昆明人亲眼见到坟墓正中的墓碑实际是一扇可开启的石门等等。而1995年12月在云南省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年纪很大的从台湾来的唐继尧侄女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在埋唐继尧棺材时，把一个金碗埋在了棺材的下面”，笔者和云南文史馆馆员陶任之、贵州社科院著名历史学家顾大全，都在小组会上听到了这些话。如此看来，唐继尧的棺材也象昆明地区常见的坟地那样直接用土覆盖，那两个昆明人所述的墓室情况又不可信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破四旧，附近学校的一些学生把唐坟上的土刨掉了一部分。紧接着席卷全国的大串连就开始了，坐火车不要钱，学生们都坐火车离开昆明参加大串连去了。如果唐坟真的被挖开了一个口子看得见墓室，哪个干部会违反自己的革命观点而去修补唐坟？即使唐继尧的亲属当上了省市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也不敢去修补。而如果没有及时修补唐坟，那么这个“口子”存在的时间就会很长。

　　在文革“破四旧”之后不久，笔者去圆通动物园游玩，见到唐坟被刨掉了坟头西面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坟头形成一个斜坡，学生们并没有刨开坟墓的中心部位，也不象某些人吹牛聊天所述挖开了墓室一个口子能见到里面的情况等等，更不存在修补口子之类的事情。此后过了十多年，唐坟象普通废墟一样无人问津，没人修补它，也没人想炸它，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人向政府索款重修唐坟。

　　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昆明的1964年12月，周兴不在云南而在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74年周兴在云南任省委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崔庸健委员长却没有来昆明访问。

　　在1964年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昆明期间，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中央请示，那么云南的省市领导干部可以直接请示当时正在昆明陪同崔庸健委员长访问的董必武副 。如果不向国家副 董必武请示，而要舍近求远的去打长途电话找周总理，难道是云南的干部嫌董必武副 的官太小，不屑于向董必武副 请示吗？这里暴露出编故事的人百密一疏，没有考虑到国家副 董必武已经在昆明，也没考虑到周兴还在山东，他如果编造说云南副省长刘披云向董必武副 请示，再编造董必武副 要求保护唐坟，岂不很巧妙吗？何必用周兴和周总理的名义来编，编得破绽百出！

　　此外，编故事的人不懂得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公安机关在外宾即将参观的警卫区域都要仔细检查，如果发现有爆炸物或枪支弹药等不安全因素，就要及时清除，还没等惊动省市领导干部，公安机关就直接处理掉了，哪里会出现炸药放在唐坟没有清除，倒让省委书记亲自过问、亲自处理的事？

　　我们查阅公安机关的史志，反映出崔庸健1957年曾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来昆明访问过，并没有什么祭扫唐继尧坟墓的事。又查《云南日报》的连续报道，看到1963年6月5日至23日崔庸健以委员长身份来中国访问，访问了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还与刘少奇 发表联合声明，但没有到昆明来。然后就是前面所说的1964年来访问昆明，参观讲武堂和游览温泉。

　　1966年至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崔庸健都没有来过昆明，1972年崔庸健任朝鲜国家副 ，1976年9月19日病逝，终年76岁。

　　陈秀峰写文章把崔庸健写成1974年来昆明访问，纯属捏造。崔庸健若真的来访问，报纸将会报道为“朝鲜国家副 崔庸健”，不会写成委员长，作者在职务称谓上又露了马脚。

　　1974年虽然仍旧属于文革时期，但自从1968年开始军事管制和1969年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经过几年的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维护稳定工作，造反派发号施令的状况已不复存在，林彪事件早已过去，我国正朝着恢复经济的轨道运行。1973年12月，毛泽东 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1974年4月，根据毛泽东 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 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4年是各省“抓革命，促生产”经济逐渐恢复的时期，社会秩序比较平静，昆明哪里发生过造反派想用炸药炸唐坟的事？况且1974年崔庸健副 确实没有来过昆明。

　　唐继尧一生追求荣华富贵和恣意享受，顽固坚持反革命、反进步、反同盟会、反孙中山、反国民党、反共产党、反苏维埃的政治立场。近年来，随着捧唐邪风的甚嚣尘上，云南许多人的学术道德进一步沦丧。我们发现，捧唐人士经常不是根据历史的真实事情说话，而是根据自己的偏爱、欲望、功利等行为动机，来发表史论，歪曲事实真相，无中生有地编造历史情节。又因为讲武堂历史中的很多事情至今没有弄清楚，学员名册也只有三五个年级的，需要不断挖掘新资料，于是几个怀着捧唐心思的人就趁机钻空子，凭想象敲定史实，创作唐继尧的革命故事，通过媒体发表，形成“你写文章是引用我说的话，我写的文章又是引用你说的话”，获得名利双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编的故事被不断补充完善，虽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经不起考证推敲，但只要在媒体上大轰大嗡，就能把唐继尧树立成正面形象，而这几个人所发表的闲话，也就成了后人写文章可供引用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一个人制造的谣言，一百个人也难以澄清。

　　我们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伪科学的东西，当代人编造的言虚假材料，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原则的。构筑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应当以真实诚信的事实为基础，在中央电视台科学频道散布谎言，本是社会发展的不和谐音符，然而，这种不和谐音符长期充斥媒体之后，谎言就会修成正果，若干个不和谐曲调就构成系统的嘈杂交响乐，围剿科学，围剿事实真相，而澄清历史事实的文章反而会被打成另类。

　　我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说：“西藏一个著名的爱情诗人叫仓央嘉措，他是六世达赖喇嘛。在一首诗中，他非常深刻地指出，有些谎言往往看起来是非常艳丽的、闻起来是香气喷喷的，所以千万要注意。”[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11年3月4日新闻发布会李肇星的讲话，载于人民网、天涯社区网等多个网站]。纪录片《百年讲武》先介绍众多英雄伟人作为铺垫，然后用谎言塑造出唐继尧光辉形象，利用现代视频的科技手段，声光音响动感十足，把流行的电视文化包装成消费需要品，即使是驴脸也能改造出惊世绝伦的美貌，进行地毯式推销，强制灌输进观众的视觉听觉，迫使观众接受假象。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人们对制假造假似乎已经见怪不怪，神经麻木了。在消费品和食品市场上制造假冒伪劣的物质产品，一般说来是畏惧和逃避人们辨别事物好坏是非的智商，而在学术领域制造虚假历史的精神产品，则是专门踢打和愚弄人们的智商。对于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塑造的艺术形象西门庆，有人都能够言之凿凿地宣称找到了“西门庆故里”，借机开发旅游项目赚钱，何况唐继尧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更便于把谎言夹杂在历史背景中吹嘘。

　　既然唐继尧已经在四集纪录片中塑造成在革命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导人物，那么，编造有人要毁掉唐坟以及周总理保卫唐坟的传奇故事，就能博得观众的浓厚兴趣和庆幸欢呼，通过中央电视台一播出，终于把这个神话创作成功，电视媒体的炒作，能把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塑造得美伦美奂毫无反面角色，还能提升云南历史地位和拉动云南旅游经济，容易被人接受。捧唐人士把周总理、李范奭、崔庸健三面大旗拉来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所有的人：无论唐继尧生前怎样作恶，但是，周总理却要保唐，还指派部队守卫唐坟，不仅中国的领导人要保唐，而且外国的领导人也要保唐，不仅资本主义国家韩国的总理李范奭因为得到唐的担保入学而感恩戴德，并且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委员长崔庸健也把唐当作恩师校长来扫墓，今后若有人敢说唐继尧不好，那就是大逆不道了。

　　影视谎言五花八门的迷幻色彩，把唐继尧这个残忍狡诈的军阀头子美化为革命英雄，拼合成花枝招展的电脑动画模特，向周遭熠熠放电，倾刻间就把众学者和官员们麻翻了。无怪乎这部神化唐继尧的连续纪录片不仅博得了管理层的认可，而且以多个单位的名义制作，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央电视台这个顶尖级别的声像视频媒体，扩大造假宣传，云南用谎言生产出史学丑闻，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作者李开林，系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云南陆军讲武堂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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