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我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又问他他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我还在北京守摊子。彭真和林彪也未去庐山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我还是把这个会当成一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间题的会议还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说我国现已有一千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追求数量，并举了苏联和日本作例子。苏、日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这说明有一定的数量时，就应特别重视质量。第二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现称电子工业，但当时尚无此称谓。军委非常重视军事工业，国家设二机部专管军工。开军委会时陈毅、聂荣瑜,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我就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我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我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9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我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我说: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我那时态度还是很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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