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自高宗建都临安后，政治是毫无起色。绍兴和议以后尤为沉闷。北宋的初期、因削弱了宰相之权而形成了中枢的无能，到了南宋，相权扩张，则又形成权奸之擅政。南宋擅权的宰相先有秦桧与韩侂胄，后有史弥远与贾似道。宋宁宗之能杀死韩侂胄，是由于史弥远之谋。韩侂胄既死，史弥远乃用事。
史弥远在宁宗朝为相十七年，宁宗驾崩后，弥远擅行废立，废太子立理宗，理宗感弥远拥立之功，遂专任弥远，弥远又继相九年。就在绍定五年(1232年)，史弥远当国的时候，遣使与蒙古相约攻金，并约定成功之日，以河南之地归还宋人。
当时有人提出警告，谓应以联金攻辽的往事为鉴，可是理宗与史弥远都不理睬。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也就在这年，宋与蒙古双方出兵，夹击蔡州，经过了一番苦战，到第二年终将蔡州攻下，金哀宗自杀。
南宋君臣的自大和端平入洛的溃败
1、端平入洛的溃败
金亡之后，中国在南方则成为南宋的残局，在北方则为新兴全盛的蒙古，强弱悬殊之下，其局面之不能持久是可想而知的。宋蒙联手灭金时，对灭金后河南的归属没有明确约定。但蒙古不会拱手相让这块到嘴的肥肉，南宋则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祖上的基业。
这年理宗刚开始亲政，颇想有所作为，因而屡发“中原好机会”的感叹。他打算成就一番祖先没能实现的事业，决定出师收复三京。他罢免了吴渊、吴潜兄弟，史嵩之也免职闲居;以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边制置副使，节制江淮兵马，策应入洛部队。
赵葵
六月中旬，原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先头部队出发，六月末收复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七月上旬进驻东京开封，但他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半月以后，赵葵率大军抵达东京，见全子才仍在原地按兵不动，责怪他延误战略目标，回答说是京湖制置司的粮饷尚未到齐。受史嵩之的教唆，京湖制置司在筹划粮饷上阳奉阴违，不肯及时筹运粮食，贻误了战机。
赵葵主张立即挺进洛阳，便派徐敏子为监军，率一万三千人进取洛阳，再命杨义领兵一万五千为后援，两军仅各带五天口粮。月末，留守洛阳的蒙古军有备撤退，徐敏子进入洛阳空城，蒙古军在城外设伏实行反包围。杨义所率援军在洛阳城东遭到蒙古伏兵的袭击，溃不成军，坠入洛水者不计其数，杨义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洛阳城内宋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八月初，入洛宋军断食四日，被迫退兵，蒙古军纵兵尾击百余里，伤亡达十之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步战逃回南宋边郡光州(今河南潢川)。留驻在东京的赵葵、全子才闻讯也不增援，反向朝廷虚报战况，把败北溃散说成“歼敌精锐”，把望风披靡说成“保存实力”。大军最后也终因粮饷不继，兼之蒙古军乘机决黄河水倒灌，只得引师南撤。
端平入洛前后近两个月，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端平三年(1236年)，理宗下罪己诏，承认“责治太速，知人不明”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端平入洛的直接后果有三：其一，南宋国防力量大为削弱，军民死者十余万，粮食损失百万计，器甲辎重尽弃敌境;其二，南宋从此对蒙古彻底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略，转为闭关守御的消极政策;其三，蒙古确实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动侵宋战争，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2、端平入洛的后遗症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窝阔台汗在西征欧洲、东征高丽的同时，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
阔端
先说西线战场。阔端攻陷沔州(今陕西勉县)，次年九月，攻破宋军蜀口防线，深入川北，一月之间，利州、成都和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相继陷落，四川遭受蒙古军的第一次洗劫。
再说中线战场。阔出从河南南侵，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驻守唐州(今河南唐河)，闻风弃城而逃，枣阳、光化和德安等湖北郡县也先后失陷。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坐镇襄阳，朝夕酣饮作乐，边防废弛，驻襄南北军势同水火，北军最后焚城降蒙。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也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治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
孟珙奉命驰援，下令封锁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列炬照江达数十里，让军队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他趁机焚毁了蒙军打造的渡江战船，这才迫使敌军撤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江陵保卫战以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了孟珙。他也不负所望，不但收复了襄阳等失地，还多次派兵主动深入河南作战，给蒙古军造成严重的威胁。他是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的，在其镇守荆襄期间，蒙古军始终不敢轻易南牧。
最后来看东线战场。蒙古军队也向两淮州郡发起过猛烈的攻势，前锋甚至打到过真州(今江苏仪征)。但这里是长江门户、江南屏障，宋军防御力量较强，蒙古军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杜杲
端平三年(1236年)，杜杲知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浚深城濠，构筑外城，为抵御蒙古军进犯预作准备。次年冬，蒙古军围城三月，架火炮焚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古军命敢死队戴金属面具，着牛皮盔甲仰攻攀城，杜杲命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使其无法得逞。安丰守军与增援部队内外夹击，大败敌军，蒙古军在安丰城下损兵折将达一万七千余人。
嘉熙二年(1238年)，杜杲因功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蒙古骑兵来攻，堆垒起高于城楼的土坝，日夜炮攻不停。杜杲在城中再建一座土城，以防不测，指挥军民以火攻与炮石袭击蒙古军，焚毁其炮座，趁其势竭，乘胜出击，追杀数十里，毙敌二万六千余名。安丰军之战与庐州之战，是宋蒙战争前期少有的胜仗，也开创了城市保卫战的成功先例。
大体说来，从端平入洛宋蒙进入战争状态以来，一方面，蒙古专力西征，战略进攻重点不在南宋;另一方面，南宋在川蜀、荆襄战场初战失利后就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因而直到蒙哥汗在位前期，宋蒙战争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残酷悲壮的战役还在后头。
端平更化
理宗一朝四十年，分作两个段落;前九年为史弥远当政时代，史弥远死后为理宗亲政时代，理宗亲政之初，已二十九岁，正当英年，虚怀求治。用郑清之为相，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理宗将明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年)，沉默了十年，他终于熬出了头，开始亲政。
旧史家将其端平亲政后的一些改革称为“端平更化”，近来有学者认为理宗的这种改革一直持续到淳祐年间，严格说来应称“端平淳祐更化”。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毕竟端平年间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改革力度也较大，这里姑且沿用旧称，但所说内容间或也延伸到淳祐之政。更化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罢黜史党。史弥远一命呜呼，他那些遍布朝廷的心腹党羽也失去了靠山。理宗惟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则决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千夫所指的“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其二，慎择宰相。理宗纠正了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史称他“不好立异”，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倒也投契。端平三年(1236年)，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史称郑清之“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综观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之际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一时之选，较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专政，台谏成为权相的鹰犬，理宗都看在眼里。史弥远一死，他就宣布“收倒持旁落之权，聿更大化，择特立独行之上，亲擢紧官”，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最后一抹余晖。
赵昀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及至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宋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端平更化是韩侂胄以后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对端平更化不宜估价过高，更不像当时人所鼓吹的是什么“小元祐”。南宋王朝病入膏肓，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
在用人方面，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是端平君子无益于国人，乃是朝廷任用不笃，未能使君子展尽所长。”更化唯一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宠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此而名至实归。
理宗的声色犬马和朝政荒废
理宗继位以后，先朝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与贾涉的女儿都入选后宫。谢道清端重有福而容貌平常，贾氏则姿色殊绝。
贾氏
理宗有意立贾氏为皇后，但宁宗杨皇后却主张立谢氏，理宗只得遵命，委屈贾氏做了贵妃，但对她专宠有加。贾贵妃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因裙带关系而一路青云，在淳祐七年(1247年)贾贵妃薨逝时，做上了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二十几岁就成了制帅。贾贵妃薨逝，理宗不可一日无美色，阎贵妃又以姿色得宠。
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更化的力度从端平递减到淳祐，已成强弩之末，而嗜欲好色的劲儿却明显看涨。他开始动用国库为爱妃建造功德寺，居然超过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规模，比灵隐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叫它“赛灵隐寺”。
淳祐末年，后宫有夫人名号者多达一千人，理宗对她们赏赐无度，完全忘却了不久前颁布的节用诏令。他的兴趣还广泛到深宫之外的烟花歌女，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把临安城内色艺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召人深宫共度元宵，赏赐十分丰厚，捧红了这个角儿。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理宗让人传言给他不要扩散，生怕狎妓坏了自个儿形象。
理宗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与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恃宠干政，与她在内廷相互奥援的有宦官董宋臣。董宋臣是理宗贴身内侍，以逢迎讨好而深得理宗的赏识与信任。人们把宋理宗、阎贵妃与董宋臣同唐明皇、杨贵妃与高力士相提并论。理宗还自我宽慰道：“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董宋臣得宠后，就揽权纳贿，无恶不作，人们称他“董阎罗”。史书描写其专横气焰道：“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
董宋臣
董宋臣用事内廷，在外朝与他表里为奸浊乱朝政的则是丁大全。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见其长得标致，就夺媳为妻，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却因攀附迎合阎贵妃与董宋臣而得到理宗的青睐。宝祐三年(1255年)，他任右司谏，一无谏劾，被人称为一条不叫的狗。
董槐为相，自以为是人主亲自拔擢，只要利国安民，就敢说敢为，招致了这批佞幸的忌恨。次年，丁大全升为侍御史，他进一步意望执政，派门客去与董槐套近乎，遭到严辞拒绝，就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董槐将这事报告理宗，以为丁大全奸佞不可用，理宗反认为董槐多疑。董槐以为忠奸不能并事人主，称病辞职。
这时，丁大全居然私用御史台牒，夜半调兵百余名，手执利刃，包围董槐府第，裹胁他出临安城，弃置呼啸而散去。董槐入城才收到罢相诏旨。丁大全率兵迫逐宰相，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朝野震惊，他却志满意得，不可一世。
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和陈宗伏阙上书论丁大全专擅，他指使爪牙弹劾这六人。理宗竟不顾舆论，将这批学生削去学籍，编管远州，还下诏立碑太学、宗学和武学，禁止学生妄论国事。世人把这六人称为“宝祐六君子”，以区别于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六君子”。
当年十一月，丁大全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他又侵逼右相程元凤以天灾引咎辞位，自己当上了右相。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一日内宴，一人专打锣，一人扑之曰：‘今日排当，不奏他乐，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辛辣讽刺了丁、董专擅朝政的行径。
丁大全
宝祐四年(1256年)，与丁大全同时拜为执政的还有马天骥。理宗唯一的爱女出嫁时，马天骥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厚礼，大得理宗的欢心，当上了同签书枢密院事。
就在这四人帮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阎马是“檐马”的谐音，乃当时华屋下悬挂的铃铛，一有风吹，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地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宝祐五年(1257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
阎贵妃在景定元年(1260年)病死。唯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阁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贾似道专权
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分别拜吴潜与贾似道为左、右相兼枢密使。吴潜已是第二次任相，坐镇中央，协调各路抗蒙，军情紧急，他往往先行决断再奏明理宗。他还力主清算丁大全余党，招来忌恨。
吴潜
理宗没有后代，打算立弟弟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忠谏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此举既违背了皇帝的意志，又触痛了当年理宗靠史弥远被选入宫、矫诏废掉太子赵竑而嗣皇位的伤疤，刺痛了理宗的伤痛。时值鄂州之役，忽必烈扬言要直下临安，理宗问计，吴潜建议迁都，理宗问你怎么办，他答死守于此，理宗“泣下，曰：‘卿欲为张邦昌乎?’潜不敢复言。”
贾似道一方面上书请立忠王为太子以讨好理宗，一方面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在立储问题上“奸谋叵测”。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吴潜罢相，“未几，北兵暂退，帝语群臣曰：‘若从吴潜迁幸之议，几误朕!’及潜罢，帝犹怒不已”。贾似道应召从鄂州前线以再造宋室的功臣入朝。
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帅，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也在这些军政长官任上为抗蒙作出过一些成绩。即便在鄂州之役中，除了私下求和诚为失策，他有效阻止蒙古军的进攻，也不可谓无功，连忽必烈也赞赏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问题在于，他过分夸大了这份战绩，以此作为专断朝政的政治资本。
入主朝政以后，贾似道首先毫不手软地打击丁大全党人与吴潜党人，一些小人对异己乱扣“党人”的帽子。贾似道抓住吴潜建议迁都避乱的软档，将其一贬再贬，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以防其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位。吴潜最后贬死在那里，有笔记说他是被贾似道派人毒死的，似乎根据还不足。他把仍在理宗庇护下干乱朝政的董宋臣与卢允生调为外任，其把柄也是主张“迁避”，使其余党不敢妄为。
谢皇后娘家外戚谢堂骄横不驯，外戚子弟都出任监司、郡守，贾似道先与谢堂套近乎，然后猝不及防地将其罢任宫观，再让理宗下诏“外戚不得任监司郡守”，解决了长期以来外戚干政问题。他通过利禄引诱与政治高压相结合的手法，派遣密探监视太学生们的言行，把反对丁大全的“宝祐六君子”收买到自己门下，瓦解了太学生中的反对派势力。
贾似道
贾似道还取得理宗同意，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所谓打算就是核实军费开销，整饬不驯武将。在当时武将边帅中，虚报开支，大吃空额，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造成军费支出不断看涨。此举对厘清财费、整顿军政固然有积极作用，但在其背后贾似道还夹杂有立威诸将、排斥异己的用意，因而执行起来，打算者与被打算者之间就明显夹杂着个人恩怨。
贾似道妒贤嫉能，他把自己所不满的武将，例如赵葵、高达、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指为有贪污的嫌疑，列为打算的对象。赵葵、高达因理宗保护才免予追究，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都遭到拘禁，备受折磨，向、曹最后被迫害致死。这样，不仅打算法变了味，还产生了将士离心的负面作用。逼叛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就是其例。
刘整是抗蒙战争中一员骁将，曾在泸州大败蒙军，其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与其有私怨，不仅定其战功为下等，还在打算法中乘机报复，诬陷他账目不清。刘整私下求情，派人上诉，都无济于事。他听到向士璧等因打算法而被害死，也唯恐不能自保，终于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降蒙古，严重改变了宋蒙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使战争形势不利于南宋。
贾似道
理宗在位的最后五年，贾似道主政，他利用理宗的信任，采取整顿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系列措施，打击宦官，抑制外戚，控制台谏，笼络太学生，攫取权力与财富，排击一切异己力量，完全把持了舆论与朝政。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病崩。在其统治前期，因其出身宗室远族的特殊身份，造成了史弥远专政;亲政以后，虽欲更化而成效不大;其后因嗜欲既多，荒怠政事，相继出现了丁大全、董宋臣的乱政与贾似道的擅权。明代李贽以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近来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但总体说来，还是失大于得，更何况失在晚年，留下的是一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一对荒唐君臣
继位的是赵禥，他就是宋度宗。度宗是理宗之弟赵与芮唯一的儿子，由于其生母滥服堕胎药，他大脑发育迟缓，七岁才会说话，手脚都软弱。理宗之所以把这样一个发育不良、先天缺陷的宝贝侄子说成是“资识内慧”，扶上了皇位，就是生怕传位远支宗室会为济王彻底翻案，整个动摇自己的合法性。
度宗即位前虽也接受过十余年的东宫教育，但资质实在太差，讲官分析讲解了大半天，他还是不知所云，惹得理宗老对他发脾气。因而尽管他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仍有人提议太后垂帘听政，终因有人以为不成体统而作罢，这就为贾似道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咸淳元年(1265年)三月，贾似道假惺惺援例上章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把度宗吓得不知所措，一个月里连下好几次御笔，八次派人专程前往绍兴迎请他回朝。贾似道明白度宗已经寸步离不开自己了。度宗虽然智力平庸，发育不良，却纵情声色，热衷享乐。他绝对是个球迷，战争危局也影响不了他踢球的热情，每日依旧毫无节制地踢球。
赵禥
宋代制度规定：有嫔妃宫女被皇帝“临幸”，次日就要赴阁门谢恩，记录在案。度宗即位初，一天之内到阁门谢恩者竟然多达三十余人，可见其晚上玩弄嫔妃之多。
批答臣僚章奏的烦心活计，他都交给自己最宠爱的妃嫔王秋儿等十四人。至于朝政，度宗一股脑儿委托给了贾似道。咸淳元年(1265年)，他特拜贾似道为太师;两年后，进拜为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一朝，位在宰相之上;咸淳六年(1270年)，允许其十日一朝。这令贾似道更是大权在握，踌躇满志。
贾似道在政治上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其时，不但台谏的弹劾，就是皇帝颁布的内制，台谏官和两制官也必须向贾似道“呈稿”。有一次，他召集百官议事,厉声说道：“诸君非似道提拔，安得至此!”偏偏礼部侍郎李伯玉不买账，说：“伯玉殿试第二，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得至此!”事后，李伯玉就被赶出了朝廷。
从咸淳三年(1267年)起，因贾似道推荐，程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鸾、王爚和张鉴先后任相，但他们必须对贾似道俯首贴耳，否则就会被台谏劾罢。叶梦鼎为一个官吏平反，贾似道认为恩非己出，就罢免了梦鼎属下的好几名省吏，还张榜于朝堂，梦鼎愤然表示自己不作第二个陈自强，自求辞位。贾似道的母亲也说儿子“牵制太过”，以不吃饭要求儿子收回成命，恰巧太学生也有人上书抨击他“专权固位”，他这才破例而作罢。
贾似道的专横还表现在对待度宗的态度上。度宗称其为“师臣”而不呼名，他不仅有入朝不拜的特权，退朝时度宗总是起席目送出殿。但贾似道还经常撂挑子，迫使度宗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咸淳二年(1266年)，贾似道再次辞相，度宗急得流着泪拜求他留任。执政江万里以为实在有悖君臣大礼，说：“陛下不可拜，太师不可再言去。”贾似道这才收起了这场戏。度宗特地把西湖边上的葛岭赏赐给他。
葛岭
贾似道醉生梦死，不管国事，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每日朝政，自有书吏把三省文书抱到贾似道的葛岭私第，由其门客廖莹中与翁应龙处理，他不过在纸尾画上个押。他每天在葛岭的亭台楼阁里，与姬娼尼妾花天酒地，纵情声色。初秋与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也是这时的事，赢得了蟋蟀宰相的万古骂名。
西湖是贾似道的游乐之地，当时就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民谚。有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美哉，二少年!”似道就说：“尔愿事之，当令纳聘。”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大惊失色，竟是那姬女的头颅。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红梅阁》与《李慧娘》的蓝本。
咸淳四年(1268年)，蒙古兵围襄阳，咸淳五年(1269年)围樊城。咸淳六年(1270年)贾似道又倦勤称疾求去，度宗一再涕泣挽留。不获已，优诏令似道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又诏令入朝不拜，每逢似道罢朝，度宗必避位起立，目送之出殿廷而后方坐，继又诏许似道十日一朝。那时蒙古兵围攻襄樊，紧急万状。而似道日坐葛岭，起造楼阁亭榭，作堂名半闲堂，在堂中塑造起自己的肖像。取宫人叶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纳以为妾。日与诸姬妾纵淫乐，或斗蟋蟀为戏。荒淫无状，人不敢窥其第。似道又酷嗜宝玩，建造了一座多宝阁，收藏天下的宝物，常一日一登临。
后来生活日益糜烂，累月不朝，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度宗问似道：“襄阳之围已三年，奈何?”似道答称：“北兵已退，陛下何得此言?”度宗告以适有女嫔言之，似道便着人将女嫔害死。由是边事虽急，无人敢言。似道专恣日甚，畏人议己。乃多方用权术驾驭上下，用官爵牢笼名士。以故言路断绝，威福肆行。
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襄阳相继陷落。守襄阳的吕文焕因救兵不到，愤而降元。天下汹汹，而朝廷对于贾似道并没有任何处分，还是优礼有加。咸淳十年(1274年)正月，贾似道的母亲去世，诏以天子的仪卫送葬，丧礼的隆重空前，起坟拟山陵。百官齐临奉安，站立在大雨之中，无人敢易位。既葬之后，诏似道起复，遂还朝治事。这次贾似道奉旨起复，竟没有任何太学生提出反对。
赵㬎
一则是贾似道的牢笼有方，再则也是国事阽危，读书人也无暇发表议论。是年七月度宗病崩，皇子嘉国公赵㬎即位。赵㬎年方四岁，由太后称制，国事仍一决于贾似道。是年元兵又攻下鄂州(武昌)，朝廷震动。三学生及群臣上疏说：“非师相亲自出马不可”，贾似道无可委卸，这才以都督诸路兵马名义，开府临安，而以孙虎臣总统诸军。明年是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出师临江，孙虎臣全军崩溃，似道退至扬州。
这时才有人上书，请诛似道以正误国之罪。太皇太后说：“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诏授似道醴泉观使，罢平章都督。此外，罢除所建买田之制，将收买之公田发还原主，以平民怨。似道一旦兵败失位，于是向之阿附似道者都群起而攻之。三学生及台谏侍从也都纷纷上书，请诛似道以谢天下。
太后乃下诏降贬似道于婺州。婺州人闻似道将来，作露布文群起而逐之。于是再徙似道于建宁(福建建瓯)，有翁合上书痛斥似道说：“似道似妒贤无比之林甫，辄自托于伊周。以不学无术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其总权罔上，卖国召兵，夺权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众怒，仅谪建宁。夫建宁实朱熹讲道之阙里，虽三尺童子，亦知向方。闻似道名，咸欲呕唾、况见其面乎? 乞远投荒昧，以御魑魅!”太后不得已，再将似道贬徙循州(广东龙川)，遣会稽县尉郑虎臣为押解。虎臣与似道有仇，押解到漳州，将似道杀死。似道虽死。南宋亦随之而亡。
贾似道入主朝政前，尚有作为。其后，专擅朝政达十七年，主政之初，虽有改革弊政的举措，但既夹带私货，也不得要领，难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更是“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怠忽朝政，纵情享乐，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在导致南宋土崩瓦解的同时，也使自己身败名裂。后人评论他“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宋代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也就是说，贾似道在这一方面是个人才;至于做宰相，则做得一塌糊涂，恐怕主要是不具备宰相之器，才不足倒还在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