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于辽东部署军队大致在十一万人上下，后金顷举国之兵也有六万之数。从兵力对比看，明军占据了一定优势。但是，明军却在此战遭遇惨败，战死者超过四万五千人。
原因何在呢？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明军的兵力构成颇为复杂，主力大致是宣大、延夏和川陕的边军。除此以外，还有来自西南各地的土司兵以及藩属的朝鲜兵、海西女真兵等。
诸多原本互不统属的人马临时抽调拼凑在一起，战斗力能保持多少，其实很值得商榷。
而且，以上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我们不妨盘点、分析一下。
战略决策仓促上马
努尔哈赤在公元1618年9月发布“七大恨”反明誓师。辽东的抚顺城及以东堡寨都成了后金军攻击的目标。如果说以前的“冲突”和“摩擦”，明朝君臣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战争的规模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但此时此刻，努尔哈赤已经公开向明朝开战，这就使得明朝君臣不得不立刻马上正视这个棘手又绕不过去的问题。
明朝君臣之所以不愿意将战争规模扩大化，并非他们不想，而是当时的国势和兵力均捉襟见肘，实力已经不允许像万历早期一样说打就打。
努尔哈赤公开与明朝撕破脸，等于给明朝君臣出了一道难题。但是，这道题再难，也得做下去，否则又如何维护天朝上国的权威和地位？于是从万历皇帝到阁臣们，都不得不马上部署开战事宜。
只是开战要有兵，辽东的边军虽然有六万之数，但分散于全辽各堡寨，连自保都很困难，就更别提剿灭战斗力强悍的后金军。所以，必须从全国征募可战之兵。当时，明朝军队中战斗力尚可的只有宣大边军和川陕边军。
宣大等地的边军常年与北边作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四川明军也刚刚经历了平定土司叛乱的战争，是以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战斗经验。
蓟辽总督薛三才曾在上呈给万历皇帝的奏书中，提及了明朝在全国各地征募士兵的基本情况。
“征剿奴者，可得十万人。”而这十万人里，还有朝鲜的一万三千人，以及海西女真和各地土兵的数千人。除去这些零零散散的附庸军，真正能够一战的也只有八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实在很令人心酸，煌煌大明朝拥有人口近两亿，最终在全国东拼西凑才只得了八万人的军队。
且不说八万人数目是否足用，单单就是成分复杂，各部之间能否协调调动，一致作战，都是个未知之数。
尽管很多方面都不如人意，可毕竟有米下锅了，接下来就是确定负责指挥平辽作战的人选。
实际上，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合适的人选确实没有多少。按照明朝“以文制武”的原则，武将在原则上是不能够统帅全军的，所以那些很有战斗经验的总兵们至多只能担任一路的指挥。
辽东经略杨镐就此浮出水面，出现于万历皇帝与阁臣面前。虽然在援朝作战时他的表现实在不好看，可辽东的屯田又搞的有声有色，甚至于还打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胜仗，这也让他被朝廷一致认可，有知兵之名。
受命辅助杨镐指挥作战的还有蓟辽总督汪可受以及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人，都是清一水的文官。而那些身经百战的总兵们只有资格列席军事会议，甚至连发表意见的权力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文官指挥部拟定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
不能说分进合击的战略一定不好，可以当时明军的实际情况而言，实在很不明智。
在不合适的战略下，各路明军又出现严重战术失误
按照文官指挥部的战略，明军被分为四路，围攻目标就是努尔哈赤的根据地，赫图阿拉城。
其中，西路军三万余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出抚顺，沿着浑河北岸，由西向东进攻赫图阿拉；南路军两万余人，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由靖河向北进攻赫图阿拉；北路军两万余人由总兵马林率领，在开原、铁岭一带由北向南，进击赫图阿拉；东路军则由宽甸出发，以刘铤为主将，率所部一万余人，以及一万三千余朝鲜兵，由东侧向赫图阿拉进发。
文官指挥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企图用刘铤所部的东路军吸引后金军主力，然后以杜松所领主力西路军负责主攻。但这种想法也太过一厢情愿，只要后金情报工作正常，就很容易得知，东路军是一支由少量明军和朝鲜附庸军拼凑而成的杂牌军。
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吸引后金军主力呢？
除此以外，西路军主将杜松的战术也与文官指挥部一样，犯了分兵的大忌。这不是说分兵一定不好，只是分兵也要视情势而定。
杜松所部在二月二十一从辽阳开拔，于当月二十九日抵达抚顺，而后在三月一日抵达浑河沿岸。界藩城扼守通往赫图阿拉的要害之地，明军对此志在必得，杜松将部众一分为二，留下两万人驻扎于萨尔浒山脚，并亲率一万人过河进攻界藩城。
他的本意也许是让两部隔河呼应，但倘若真有后金军来攻，无论哪一部人马，势必都无法从容渡河救援。一旦渡河，则必会遭到后金军的阻击。
这个决定在无形中为后金军创造了分割包围明军的客观条件。
不可否认，老将杜松确实勇猛，可他在界藩城外的吉林崖下，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凭借地形险要，仅仅数百后金军就将明军主力拖在浑河岸边超过半日。
后金军主力正是以这半日的时间差，从容赶到界藩城，在代善的率领下以后金五旗兵马近三万七千余人，向驻扎于萨尔浒山的两万明军发动突击。
战斗开始之后，事态就已经超出了杜松的掌控，围攻界藩城的杜松只能眼睁睁看着萨尔浒大营被后金军消灭，却毫无办法。与此同时，他亲率的一万明军也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急境地。
有一点值得强调，这一万明军并非人们印象中那么贪生怕死，他们顽强不屈，力战反击，最终全部战死，老将杜松更是身中十余箭力竭殉国。
可惜，以鲁莽为前提的勇猛毫无意义，西路明军全军覆没以后，就已经注定明朝伐辽之战即将失败。
除了西路军总兵杜松在指挥上严重失误，北路军总兵马林出现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他在得知西路军覆灭以后，将北路军一分而三，分别扎营，进行抵抗。后金军如法炮制，又将北路军各个击破。
由于北路军随军携带了大量火器，加上作战勇猛，此一役令后金军损兵折将数千人之多。
令人惋惜的是，北路军与西路军相距不过半日脚程，如果两军能够及时协调，在代善对萨尔浒大营发动突击之时，北路军能够及时增援，此战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这充分暴露出明军内部存在严重的问题，从全国各地仓促征调，东拼西凑而成的军队，各部之间难以协调一致，战斗力势必大打折扣。
当最强大的西路军与北路军覆灭以后，伐辽明军就连最后的翻盘机会都彻底失去了。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除了战略和战术上频频失误，辽东的边境冲突最终演变为腹心之祸，与明朝本身各种问题积重难返也脱不开关系。
万历三大征急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仅有据可查的消耗开支，就已经超过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
当然，这是明显可以看得见的问题。从制度上而言，到了万历晚期，明朝官僚腐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继而又衍生出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在张居正去世以后，明朝上至万历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已经没有人肯于花心思去解决这些国计民生的问题。
从皇帝到官员们，都在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较力、争斗。关于立太子这种事，万历皇帝如果能够当机立断，迅速解决与官员们的矛盾，也就不至于让日渐抬头的党争愈演愈烈，终至难以收拾。
朝廷官员们把心思都用在相互倾轧的党争上，国事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卷进来，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除此以外，具体到萨尔浒之战，明朝“以文制武”的原则也对此战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战略部署全部由文官指挥部纸上谈兵，而有着诸多丰富经验的总兵们只能列席军事会议，连参议的资格都不具备。
北路军总兵马林曾建议：
“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西路军总兵杜松则认为，军队临时拼凑而成，战力不足，应该加以训练再行出兵；东路军总兵刘铤也提出了地形不熟，延迟出兵的建议……
这些统统被文官指挥部无视，不但不采纳他们的意见，甚至比原计划还提前了半个月出兵。指挥者如此儿戏、仓促，明军内部本就问题重重，又如何能是后金军的敌手？
明军之败实为明朝之败
明朝到了万历晚年，已经像一架到处都是毛病的机器，勉力维持运转尚可，一旦遭遇外部压力，则很可能面临停摆或者崩溃的危急局面。
萨尔浒之战前，从表面看，明军占据了相当程度的优势，这种所谓的优势在经过分析拆解以后，明显已经打了对折，甚至可以说不复存在。
反观后金军内部，上下一致，气势旺盛，此消彼长之下，明军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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