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红学中，关于作者论体系，我们第一步使用的是方程论方法，只列出序书人、作书人、批书人、校书人等的伦理逻辑方程，从落款数据库中找出谁是作书人谁是批书人谁是校书人等，掂量这些人之间在伦理上应该怎样表达才是得体的。方程组建成之后，第二道工序，就是求解了，就是传统红学中的所谓考证了。考证在逻辑上是建立红内文本与红外文本的伏应关系，也就是说考证也是内涵有“章法”的。传统红学的弊病并不在于它使用了考证法，而是在于它直接跨越了第一道工序，即没有建立方程组就开始解方程，因此，他们所解的方程，不是未知数方程，而是“未知方程”——他们没有方程论观念。
例如，第一道工序中，我们提出“脂砚斋是批书人”的命题（大前提）；第二道工序中我们才涉及谁是脂砚斋的问题（小前提）。“脂砚斋是批书人”的内涵有：批书人批书不批人故我们自脂批中无法找到谁是作者的有效信息，脂批是尺牍体议论文故不是80后说明书或曹家店证明文件，脂砚斋有时间落款故脂批可用于确定作品的成书时间而正文因假借汉唐名色、朝代年纪地舆邦国无考却不可以用于确定成书时间，只有书中“提及”的作品才有断代效果，……等等。“脂砚斋是批书人”貌似一句废话，其实内涵很多，这就是第一道工序和命题化思考的价值之所在。只有分工序思考问题，循“序”渐进，才是真正的学而有术的学术思考。
第一道工序可谓从具体到抽象，称抽象化工序或深刻化工序，它建立大前提因此又称大前提工序；第二道工序可谓从抽象到具体，称具体化工序或独到化工序，它建立小前提因此又称小前提工序。两道工序合璧，构成三段论思维模型。童力群先生使用三段论模型，书检生载、人索卒年进行戚序-程序对照阅读，科学地提出了“程戚同时论”，为科学红学澄明盗版本传播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原版抄本需要盗版抄本来证明。盗版抄本需要印本来证明。印本需要其自身的序言、引言来证明。这种版本证明的“中国套箱”结构或“中国套箱”程序是证明论的常识，不言而喻，无庸多言。脱衣应先脱外套，读书须先读序言、凡例等——这是瑞德帕兹《阅读的革命——怎样读难懂的书》告诉我们的读书之道。
左绵痴道人孙桐生占用甲戌本，却甩开甲戌本凡例，自作多才，大搞索隐，这是不会读书的读书人的古典反面典型。这说明脱序阅读自古皆然，陈陈相因，非一日之寒。是为“孙氏效应”。以欧阳村夫为代表的程前脂后论者（这些无前戏床上运动员有欧阳健、曲沐、吴国柱、克非、陈林、林辰、王珏、侯忠义、宛情、张训、陈传坤、张福昌，史称“程前脂后十二钗”）正是因为不懂这个起码的读书规矩，甩开程甲本序言和程乙本引言而提出荒谬绝伦的程前脂后论的。他们的这种脱序、脱引读法，就像是婚内强奸，从来不搞前戏，做爱总是直奔主题，连电视记录片中赵忠祥所解说的“非”洲野生动物都不如，故“程前脂后十二钗”又可雅称为“无前戏十二钗”或曰“奸汉十二”，亦或曰“次‘非’洲十二野生动物”，简称次“非”动物（科学红学为他们作的传记，名曰《传统红学十二次“非”动物列传》）。而提及并使用“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的预备续书原蒙府本、提及并使用“间称有全部及检索仍只八十卷”的舒序本、使用“甲辰”本的蒙府-程甲本之序言，和提及程甲本制作过程中与之共享三本资源并行制作的戚序本、提及“彼无”庚辰本、使用“得善”梦稿本的程乙本之引言，则是此类红外学乱党终生都无法摆脱的“紧箍咒”。
盗版抄手因在典故、熟语、民俗和常识等问题上存在“非典”性思维障碍，校改原版而派生异文。他们总是用自己的干瘪的头脑对原版进行格式化阅读，美其名曰“校读”“点校”“汇校”等。其思维病有典故病、熟语病、民俗病、常识病等类型。异文就是其病征，乃是盗版的疮疤而非奖章。当然，也有亚健康问题，如幻听幻视性错误，俗称窜行脱文。亚健康问题其实是很小的问题，无足挂齿，再多的脱文也都属普通的文误，并非战略性错误。对待盗版，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切入一个很好的角度，揪出盗版抄手姓什名谁，然后将异文归因于其思维错误，而不是将原版与盗版混论，去构造什么“共同祖本“复杂传抄”等莫须有的空概念。像郑庆山、陈庆浩那样违背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臆造所谓“立松轩本”“己卯庚辰本”的行为是非学术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显而易见，这种人跟盗版抄手一样，是把自己一窍不通的乏味的脑袋当正版，而把一切版本都视作盗版了。博客中，我们经常见到有些人把自己的素描头像挂在上面，大概这也可算是“博客本”了。这种版本其实既非正版也非盗版，顶多只能算是闪版。须知，版本学研究的对象是古文献，而不是某人的脑袋。再聪明的脑袋也不可能升级为文献，是谓：人不如文。
例如梦稿本第九回将靖藏[甲戌]本双行夹批混入正文的【胡说】二字（龙阳【胡说】之兴），如果我们仅仅指出说通“悦”，这只是满足了形式逻辑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只有网络数据挖掘出《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胡悦闻言，心中暗喜。胡悦原是喜好龙阳的，他把妇人却看得冰冷，只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少不得要娶房家眷，度个种子”，才能算是满足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摆脱了将自己的脑袋充作正版的嫌疑。再如甲戌本第一回用典《礼记?曲礼》“僚友称其弟也”的【其弟棠村序】之【弟】通【“悌”】，“其弟”藏词修辞指僚友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在正文中找到第六十三回“隆敦孝弟”字样，才不致使脂批用典显得奇兀孤立。又如第六十三回金星玻璃，如果我们仅仅将其翻译为Verre de la Vénus（像维纳斯一般美丽的透明的）那还是不够的，只有在第三十九回中找到与“‘金星玻璃’宝石”法文表达相同的中文表达结构“‘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才算是满足了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从而可以此有效证伪如“金星玻璃”或曰所谓“温都里纳石”的“乾隆”假古董。这些假古董都是《红楼梦》印本风行之后的产物。第五十二回“汪恰”是法语angel的音译，意为“缓和冲突，调解矛盾，排除困难”，文中乃治病之意。而“两肋又有肉翅”的“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则是天使（安琪儿Angel），法语写作ange（阿“翅”或阿“赤”）。很显然，作书人是利用法语来修辞——是法语内在修辞而非法-中谐音修辞，其法语水平不是一般地高。无论是“金星玻璃”还是“汪恰”，都是法语修辞。脂批则是对“汪恰”这种翻译进行解释：“汪”者西洋也，“恰”者切治也。也就是说，正文中用中文“汪恰”翻译法语angel，是音译兼意译。
【胡说】问题属软问题硬解决，【其弟】问题属硬问题软解决。硬解决就是提供实物文献证据。软解决就是在曹家店打死都提供不了“曹棠村”的实物文献证据——不能满足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且“他弟弟曹棠村作序”违背了幼不序长、卑不诔尊的伦理常识的情况下，灵活判定其中可能存在用典并对其典进行穷竭式的网络数据挖掘。一言以蔽之，软解决就是见了棺材就落泪，撞了南墙就回头：【作速回头要紧】。
科学红学完成了红内作者论方程组，便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红外考证阶段。网路时代的天才就是99%的百度机器思维加1%的灵感人脑思维。因此，科学红学考证会重用机器思维，包括PC思维和NC思维。苦劳归机器，功劳归人脑。
《石头记》是一部封建社会世家大族青春礼教御用思品官方标杆孔融幽默长篇章回小说。脂砚斋将【“《十二钗》”书】即《石头记》后六十三四回划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这说明作品确实如传统红学所言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的，但内涵却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么回事。这条主线可称为曹学（曹刿学）三进制主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鼓作气”段，以第三十二回“你放心”为高潮；“再而衰”段，以第五十七回“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的”为中潮；“三而竭”段，以第七十九回“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为低潮。高中低三潮一线而终。【旧有“《风月宝鉴》”之书】即《石头记》前十六回乃是【“《十二钗》”书】的平台部分，相当于DOS、WINDOWS，是操作系统，不计入线内。这种主线，概率论文学上叫做泊松分布主线，表达式为： 。“主线”这个概念，第一回【甲戌侧批：馀不及一人者，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无人批书不批全部完璧”，在逻辑上对所有80后人有投鞭断流之效；【“《十二钗》”书】高潮中潮低潮泊松分布主线等分三进制，则在数学上对所有80后人有釜底抽薪之功。科学红学作者论的假说体系是：序书人棠村梁清标（1620-1691）论、作书人“梅溪”张廷瓒（1655-1702）论、批书人“松斋-脂砚斋”高士奇（1645-1703）论、抄书人讷尔库论（庚辰本）张若霈论（甲戌本）、校书人“畸笏叟”张英（1637-1708）论、赍书人“玉蓝坡”张廷玉（1672-1755）论、奏书人曹寅（1658-1712）论、续书人“立松轩”曹天佑（1715-1764）论，和【发其白描美人（《白描仕女图》）】新罗山人华喦（1682-1762以后，一作1682-1756）论。其中，【发其白描美人（《白描仕女图》）】新罗山人华喦（1682-1762以后，一作1682-1756）论是科学红学作者论体系的逻辑轴心。讷尔库在第五十一回的落款可称四大原版成书年代的庚辰本“碳-14”，乃科学红学作者论体系的物理轴心。
在《石头记》版本史上，批书人吃作书人，校书人吃批书人，赍书人吃校书人，奏书人通过康熙皇帝吃赍书人，续书人通过著名的祖孙联系吃奏书人，这是一种递推过程。有趣的是，乾隆中期的续书人确实姓曹，却自命“雪芹”，真姓假名而续书，“曹雪芹”这个名字，在《石头记》楔子中就早已经被作书人吃了，这是一种回归过程。递推和回归合成递归。递归是计算机程序设计中实现循环的核心算法之一（另一算法是迭代）。通过这个红学递归我们可以看出：《石头记》楔子中的“曹雪芹”是不可能是人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笔名（更非实名），这种“人”（包括吴玉峰）是绝对不可能有落款的，你不可能找到曹雪芹落款的任何文献证据而满足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吴玉峰、曹雪芹在《石头记》中因吴带-曹衣而成名，它们两个煞有介事的“人”反映的是第五回〈红楼梦〉（判词判曲）与全部完璧八十回〈石头记〉（小说）的吴带-曹衣负阴抱阳体裁转换关系。这是一个文本论问题而不是作者论问题。因此，传统红学（曹学，和反曹诸学）在学术论题上存在重大失误。基于作者论论题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就必然是非学术的，故称红外学。只有基于文本论论题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才是学术的。
就跟版本证明的中国套箱结构一样，作者论体系中，批书人证明作书人，校书人证明批书人，赍书人证明校书人，奏书人证明赍书人，续书人证明奏书人，这是作者论上的中国套箱结构或曰洋葱结构。有了结构才能有秩序，有了过程才能有传播。因此，就跟原版抄本与盗版抄本，盗版抄本与印本不能混论一样，作书人（梅溪）与批书人（脂砚斋），批书人（脂砚斋）与校书人（畸笏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版本和作者问题都是体系化的东西，可分别形象地称为“版本生态链”和“作者生态链”。混论版本和混论作者，都是头脑中缺乏三段论递归思维模型，学术心理幼稚可笑的表现。他们治学就像在饭店里吃完酒席后打包或在小吃摊上吃一餐重庆火锅一样，毫无章法可言。
甲戌本《石头记》提及《女仙外史》，而《女仙外史》又以其别名《石头魂》提及《石头记》，因此，我们可以将《女仙外史》的梓行时间1711年定位为甲戌本成书的最迟时间。
庚辰本《石头记》因其第五十三回“御田胭脂米二石”处脂批【[“胭脂米”——][乌庄头]在园杂字。曾有此说？】被刘廷玑以号“在园”和书名《在园杂志》提及，而第五十三回“补授”亦为《在园杂志》所提及，因此，我们可以将《在园杂志》的出版时间1715年定位为庚辰本成书的最迟时间。
当一本书被他书所提及时，这本书的最初出版时间就是提及者的作书最早时间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当一本书提及他书时，这本书的最初出版时间就是被提及者作品完成最迟时间集合中的一个元素。这就是科学红学“提及定理”。提及问题涉及的是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库的问题，这个数据库的第一条记录和最后一条记录如何即其边界如何。例如，《石头记》三脂一靖四大原版成书于康熙时期，遇到红内学问题，我们可以检索康熙时期掌故，检索无果即可判定该问题是典故性问题，可随即切换检索对象，面向典故、熟语、民俗和常识库进行检索。第十一回正文中生于1690年的《双官诰》可直接枪毙一切卒年在1688年之前的作者论假说（多为南明野史谬论），第六回脂批中批书人用《偕声字笺》而不用生于1716年的《康熙字典》注音，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康熙字典》——此可直接枪毙雍乾时期成书谬论及其作者论假说（多为宫廷秽史谬论和家族便秘史谬论）。故此，科学红学不会面向顺治、前顺治时期或雍乾时期甚或嘉道时期数据库等早已枯竭了若干年的矿井去做无谓的数据挖掘，如此一来，就可高度节约自己的智力，大幅度地削减自己的智力支出。科学红学重视提及问题和成书时间，不是为了争夺什么作者论的所谓第一发现权，而是为了按照语法、逻辑、修辞、章法等武林正派的读书风格理智地有序地读解文本。一切作者论假说，只有为文本读解服务，才有红学价值。而只有能更大量地释放文本信息的假说才是好的假说。科学红学作者论假说体系也正是在这种信息追求中不断蜕变、调整、改进和完善的。
科学红学只用一些对文本论而言难堪大用的脂批即脂批中的边角余料来建立作者论体系，因此，科学红学作者论体系不会像传统红学中那样形成对文本论体系的破坏。科学红学建立作者论体系的目的，乃是为了以作者论的方式，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地聚歼完全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传统红学浊臭逼人的三大流氓黑恶势力：南明痛经史，宫廷淫秽史和家族便秘史。
“村粗之言”就是俚语，这说的是文章的语体风格，乃指口语体。语体分典雅语体、书面语体和口语体。“假话”就是小说，这说的是文章的体裁，即文体。文体有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贾雨村”是《石头记》人格化的语体和文体。索隐学用“真事隐”对联所谓“假语存”，就像用“战略上藐视敌人”对联所谓“战术上重视朋友”一样荒唐。其本意是：真事隐于红外，假语存于红内，故须红外索隐。而文本的实际情况是：真事隐于前七十回，真事显于后十回，故红外索隐学纯属多余。“甄士隐”是《石头记》人格化的章法。“贾雨村”（“贾雨村”=古白话小说）“甄士隐”（“甄士隐”=二进制）并非同一性质的语文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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