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灯下

引子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到河南台工作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当时台里发到网上的招聘启事非常简约，简约到没有地址和邮编。而我仍一心想留北京，只在信封上草草填了“河南电视台人事科（收）”便随便塞了份简历寄了出去。

　　过了一段时间，人事科的姐姐打来电话说：“来面试吧。”

　　于是我找衣服、整行李把寝室弄得鸡飞狗跳。最后挑了件绿衬衣，穿得像根葱似的连夜赶到了郑州。

　　由于我妈坚持认为郑州非常“迷人”，怕我走丢，她和我爸决定到郑州跟我会合。一见到我她就说：“呀，这么穿太像纯情少女了。来，看我给你买的T恤。”换上之后，对着镜子我就想：“为了不像纯情少女就非得打扮成妇女主任吗。”

　　该“妇女主任”当天下午就去参加了面试。

　　面试的考官组成非常复杂，对面坐了一排人。我用常识判断，最中间的是主考官，旁边不时插话的是副考官。最边上那人不吱声，还笑我走的时候找不到楼梯。恩，他肯定官最小。

　　面试的内容却异常简单，只是做自我介绍，介绍完了就完了。我心想，哪有这么简单的面试，这下是真完了。

　　因为还要参加中国银行的招聘考试，我又连夜赶回北京。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事科的姐姐又打来电话说：“你被录取了。”

　　“单位有宿舍吗？”

　　“没有。”

　　“有食堂吗？”

　　“没有。”

　　“试用期刷人吗？”

　　“似乎……应该……不刷吧。”

　　苍天有眼，看在我为了面试两天两夜没合眼的份上，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1．

　　其实，郑州一点也不迷人，无论是城市魅力，还是城市格局。

　　那是一座乏善可陈的城市，灰头土脸，毫无特色；有历史却没有历史感。除了二七塔基本看不到历史遗迹，除非掘地三尺。布局规整到乏味，南北路叫“经”，东西路称“纬”。按顺序用数字标号，比如“经一路”、“经三路”、“纬一路”等等。剩下的路名以“红专路”为代表都又红又专，严重缺乏诗意，比如“农业路”、“丰产路”、“红旗路”。这座城市怎么看都像是建国后的新兴城市。若不是专家严密论证，真不敢相信它是历史悠久的古都。

　　众多大街小巷也有不少不守规矩的。火车站附近一片混乱自不必说，最典型的是人民路。斜成那个样子还敢堂而皇之地标“南北方向”，“脸皮”真是厚得可以。当年，洛阳路旁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形成了我对那个城市最初的好感，而郑州于第一时间打动我的也正是人民路两旁繁茂的法国梧桐。后来我这点小趣味被一个同事知道了，她还特意带我到一条种满法国梧桐的路上吃饭。是否因为这件小事就从此把她当了亲人，我已经记不清了。

　　在我对郑州有限的地理知识里，“花园路”的路名就算最文艺的了，而让我成为一名“准文艺工作者”的河南电视台就在花园路的边上。

　　电视台那个很像侧门的正门正对一条小街。在我刚工作的那几个月，那条街正在翻修。晴天到处是土，雨天遍地是泥。街上仅有的几家饭店基本上都很破，“广电餐厅”的菜又慢又烂，连负责接待明星的“歌乐山辣子鸡”都脏乱到让人忍无可忍。相比之下，去“静雅香粥”或“阿曼餐吧”吃饭都能称得上是小资情调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视台开阔的大院。公共汽车停靠在河南台附近的那一站叫“省广播电视中心”。因此我一直以为这个大院里一定还有电台或广电局的人员办公，过了很久才确定整个大院都是河南台的天下。

　　电视台的办公楼从外部看其貌不扬，而内部刚装修，干净漂亮。来面试的时候，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东张西望。只为仔细观察电视台气派的大厅。

　　刚来的时候，有领导跟我们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谁也无法轻易改变它。

　　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众多部门分布在大楼的各个角落，各司其职，有序运转。人员也多得可怕，下班高峰时四部电梯供不应求，等电梯那工夫从楼梯走下去都绰绰有余。

　　种种迹象告诉我，也告诉别人，这是个大单位，也是个好单位。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既然是大单位，就具备所有大单位具备的一切特点；而我所在的办公室，也和其他办公室一样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分别。

　　2．

　　被分到频道后，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主考官是我们总监，副考官是我们副总监，而那个“官最小的”是我们副台长。

　　办公室在七楼。因为是小频道，一间大办公室足矣。办公室是卡座式的，隔板使每个人抬头时都只能看到其他人的眼睛。办公室的气氛总是吊诡的，而隔板恰恰成就了也印证了这种吊诡。办公室的吊诡就在于光明的地方都是磊落的。

　　那是一个新频道，而新频道也不等于一张白纸。

　　从频道初创到开播再到平稳运转，办公室的气氛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大家都那么矜持着，办公室平静而冷清。后来慢慢熟了，就聊些“哪个副台长更帅”这种无厘头的问题，然后得出“每个副台长都比正台长帅”这种更无厘头的结论。

　　我至今都记得刚到那间办公室时的细节。有同事在看《康熙来了》，我就凑过去调侃蔡康永；有同事在看一包装公司给央视做的宣传片，我也过去凑热闹，她站在过道一边，我站在过道另一边；还有同事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某个角落，我也曾小心翼翼地和她开过玩笑，可并不会想到日后会和她熟到没大没小的地步。

　　在外人眼里，在电视台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上班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看电视。虽然事实的确是这样，而电视台的人当然不会觉得这是一项福利。处于工作需要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好看的、不好看的，想看的、不想看的。办公室有两台电视，从早吵吵到晚，我想看会书都不行。频道刚创建的时候，工作进展极为缓慢，同事们都处于充电阶段，闲暇的时候，不是看电视就是翻杂志、上网。每天中午都有一众女员工急着打开电视收看《人鱼小姐》，而我也顺便在每天上午的暑期经典剧场复习了一部分《红楼》和《三国》，还把《五月槐花香》认真看了一遍。

　　随着频道的开播，办公室渐渐繁忙起来，也渐渐热闹起来。大家的办公桌也由空空荡荡变得杂乱拥挤，摆满了诸如《编辑部值班表》、《节目编排单》、《广告串编单》、《频道电话号码》之类的文件。各部门尤其是编辑部忙起来的时候，都无法按时下班，午饭常常就在办公室解决了。办公室开始有牛肉面飘香，也时有蛋黄派在各卡座间飞来飞去。更有甚者，一个同事从机房做完节目回来已是下午两三点，没吃午饭的她饿得跟狼似的在每个办公桌上翻找食物。

　　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都不把办公室仅仅当作一个工作地点。一些人没有恋人，另一些人即便有也不在身边。于是我们一天到晚泡在办公室，晚上就把办公室改为娱乐中心，看碟、上网、看电视、打电话。经常到很晚办公室还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后来这批人纷纷被调离频道，爱泡办公室的也只剩我一人。我租的房子就在电视台斜对面，离单位近得离谱，这个便利条件也纵容我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在办公室看碟、看书、写东西。我们老总家离单位也很近，他也喜欢在单位呆到很晚，每次走的时候都过来问一句：“还不走啊。”

　　我慌忙答：“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爱泡办公室出了名，有一次齐老师还夸我呢，“真是好孩子，天天待办公室。”我说：“哪儿啊，就是一没人要的孩子。”

　　家里没暖气，冬天最冷的时候，要不是考虑到女孩子生活有种种不便，我都想支张床睡办公室了。我显然不恰当地把办公室当成了家，这便是我无法摆正自己位置的根源。

　　3．

　　在一个既像行政机关又像大公司的事业单位里，同事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或许是因为我太在乎，向办公室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所以不能接受那个简单的答案：同事就是一起做事的人。大家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然而同事关系又是极其微妙的，而正是这种微妙才促成了办公室时而明亮时而幽暗，时而温暖时而冰冷的吊诡气氛。

　　同事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朝夕相处使彼此实在太过熟悉，熟到能辨认每个人的声音、每个人的字迹，甚至几个朋友的脚步声。只记得一个同事性子急、走路快，一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就知道是她来了。

　　我一直都搞不清楚，离开那间办公室后深深的寂寞和空虚，是缘于熟悉而产生的习惯，还是缘于熟悉而滋生的感情。

　　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有过来人教导我们说，中学同学没有小学同学贴心，大学同学没有中学同学亲近，而同事之间根本别指望做朋友。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我们一路走来也从未孤单。在同事中也能收获友情，在电视台封闭的环境中，很多人还收获了爱情，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电视台短暂的旅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她们可以在我难过时毫不犹豫地上前安慰；可以在我生病时，不计时间精力地陪我寻医问药，使单身的我不至于病死都没人知道。而有些朋友保持距离时尚可感觉温暖，一旦靠得太近，就因为那浑身的倒刺，让人亲近也疼，疏远也疼。

　　对每月六百块试用期工资而言，半年的试用期实在有些漫长。在这半年间，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作为扶贫对象常被老师们请吃饭，蹭饭是那半年我的主要活动。在食堂尚未建成，健身中心还供应午餐的时候，健身中心的咖喱鸡饭成了请客吃饭的首选。还记得一个同事用没来得及消费的储值卡余额请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事吃饭时，我们戏称她为“大善人”；而后来我为了吃这位“大善人”请的一顿匹萨，竟然放弃了当时专程来看我的老妈为我做好的面条。

　　我已记不清总共蹭了老师们多少顿饭，只记得那个夏天都弥漫着咖哩鸡饭的味道。

　　刘震云在小说《单位》里写下了他的名言，大意是，人这一生所要对付的，不过就是身边那几个人。把这几个人摆平了，人生的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这句话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员工来说更是无比正确。单位再大，和我有关系的不过那几个人。高兴了，开心了，是因为那几个人；生气了，添堵了，还是因为那几个人。

　　我回忆着与那几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而那间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何尝不是无法捡拾的一地鸡毛。

　　4．

　　电视台职员的气质大致介于文艺界人士与白领之间。之所以称自己是“准文艺工作者”，是因为在电视台工作与在纸媒工作还有所不同。电视节目，包括新闻节目具有很大的表演性，娱乐节目、文艺节目尤甚。虽然我很赞同张绍刚所说：“所有的节目其实都是新闻节目”的观点，但我感觉在非正统新闻节目的编导、主持人还是更像艺人而非新闻工作者。所以有时我会对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已经是“圈里人”了。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之间因为荧屏的阻隔而充满了神秘感，这是一份头戴光环的职业。而在电视台内部是感觉不到这份神秘感和荣耀的，电视工作的最大价值——表面价值就这样在电视台内部被消解了。大家在机房辛苦编片的时候自然对自己头上的光环熟视无睹。当我在辞职之后痛定思痛，才发现所谓“表面光鲜”、所谓“看起来是好单位”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这份工作社会地位的体现。

　　“圈里人”自然是句玩笑话，这行离文艺界很近倒是真的。在电视台，不经意间就会被星光闪了眼睛。一次我要去机房，路过化妆间时，瞥见一人有些像台湾主持人徐乃麟，走回去仔细看了看，果然是他。还有一次，在演播室大厅，我见到了《懒汉相亲》里的村长――赵连甲，他是著名小品编导，要不是怕同事笑我老土，我差点就冲上去管他要签名了。若不是在电视台工作，我自然不会有机会对许巍说：“我帮你拎吉他吧。”也不会有机会发现英壮其实没电视上显得那么高。

　　台里的主持人更不用说。我见到那位当年很红的主持人时，虽没有想象中激动，但仍觉得那是“有意义的一天”。还有一位已退居二线的主持人，当年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河南台的“孙晓梅”，我见到她时，如何也想不通小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她洋气。

　　也正是这种近距离让我对文艺界迅速感到厌倦。文艺界和时尚界一样，都是肤浅和浮躁的。朱德庸说：“任何表面光鲜的东西，其内里都是加倍破败的。”说“加倍破败”过于刻薄了，庸常倒是真的。和艺人打交道也是和人打交道，做电视也是普天之下普通工作之一种，我相信电视工作者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的好玩儿，多么刺激。只会觉得和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

　　而无论圈里圈外如何指责电视是多么的没文化，它毕竟是一项文化产业。正因为它和文化息息相关，我在辞职时才那么难以抉择。说到底，自己骨子里还是个文艺青年。也正因为我常标榜自己对文化的不懈追求，老师们才戏称我为“文化人”。

　　至少做电视的都是一些挺有文化的人，你看我们经常在办公室讨论的都是“齐秦有没有私生子”这种有文化的问题。其实同事们最常聊的还是电影。当时我狂批《神话》“得罪”了一拨人，痛骂《无极》又“得罪”了一拨人，到看《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我观点骑墙，，这下倒好，“得罪”了两拨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种氛围，十个人里九个是文艺青年，还剩一个，是文学青年。就因为报考郑州中院的时候觉得与我同时报考的人不够文艺，我才向我妈哭诉说我不想考了。她当然骂了我一顿，说，你以为都像电视台啊。

　　而如此文艺的我，在经历了长期的无所事事之后，被分到了最不文艺的广告部。

　　5．

　　这当然是我始料未及的。学的是法律，报的是采编，最后却分到了广告部。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荒谬。

　　那是我第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

　　我跟我们头儿唐老师说：“我干不了这个，您饶了我吧。”唐老师当然劝我不要局限自己，先干起来试试看。我也劝自己要干一行爱一行，但还是不行，领导要我们看的那本《电视广告营销》我一个字也看不下去，看见“成本”啊、“收益”啊，我头都打了。

　　那时正值盛夏，办公室的空调太凉，我常到露台上“暖和暖和”，也顺便透气。趴在栏杆上，望着一片片楼群，我在想自己还要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还要不要留在河南电视台。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志不在此，报纸杂志的经济版从来都跳过不看，更没想过要从事和钱打交道的工作。从此我对这份工作便只是消极应对，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一心准备司考或者干脆歇着。

　　在电视台不干电视总是一件郁闷的事。尖刻的说，就好像一个一心想进电影剧组的人被安排作了茶水或司机，不仅自己尴尬，家人都对我的职位安排感到难以启齿。

　　在广告部的那两个月几乎无事可做，除了写频道宣传策划书和为频道画册撰文。

　　写策划的时候，大家把能想到的宣传手段全写进去，我们幻想着频道一开播铺天盖地都是我们的频道宣传广告，让所有观众无处遁逃。这无疑是异想天开，频道的经济实力只能实现策划书的一小部分。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感受到了广告的威力。当时我一上出租车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我们的宣传语。而即使我到城南考试也依然能看到公共汽车上我们主持人的照片。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广告，还落下了职业病，到现在一看见空白广告牌都想给我们头儿打电话。

　　写广告词的任务则让我深刻体会到，把写作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尤其是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体裁。

　　在广告部的每一天都很难熬，总盼着周末早点来，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周五晚上心情总是格外轻松，而趴在露台栏杆上的我，看着郑州的夜色又格外茫然。不是没有跑过调动，总因为找不到关键人物，远水不解近渴而作罢，而我又没有勇气直接去找领导谈自己的想法。其实这才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那时我决定对电视台的工作完全放弃，不再想调动的事，全力考研。

　　而正当我复习备考之时，有一天领导突然把我叫过去，说：

　　“把你调编辑部你没意见吧。”

　　6．

　　编辑部是最自由又最繁忙的部门。好处是不用签到，早晨可以优哉游哉地晃到办公室，然后苦难就开始了。

　　中午人家去吃饭了，我们在加班；晚上人家回家了，我们在加班；周末人家休息了，我们还在加班；春节前人家都准备过年了，我们在疯狂地加班。要是晚上十点以后办公室还有人，一般都是编辑部的。

　　编辑部忙的时候反而唱空城计。因为编辑们都正奋战在非线机房、单编机房、演播室等战斗第一线，还剩下一两个编辑在办公室默默地绞尽脑汁找话题，默默地自己做道具。我们头儿则默默地看录像带――审我们的节目，经常就默默地睡着了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敬业从来都很低调。

　　编辑们的胃都是铁打的，很少有人能准点吃饭，拿来充饥的通常是成都小吃的包子，以至于后来我一闻见包子味儿就想吐。长期这样，胃就饿伤了，能感觉到饿，可看见食物一口都吃不下。

　　机房不让喝水，经常就那么渴着。想着这个节目做完了就出去喝水，结果一拖再拖，拖到渴得抓狂才起身。

　　也很少有人能按时回家，加半岛晚上十点、十二点在正常不过，熬到凌晨两三点也不足为奇，熬过通宵的大有人在。

　　熬下来的结果就是，很多编辑都面有菜色满脑子都是干活儿干活儿，忙到没有心思去想节目这么做对不对路，整日以“剪片工”自居。

　　编辑部最热闹的时候就属开会了，挨个看节目，看完讨论节目该如何改进。讨论结果是，大众媒体就要补遗余力地满足大众趣味，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娱乐”。而实际上编辑们仍旧是既“不会娱乐”又“不敢娱乐”，纵然钟老师、齐老师等老编辑的节目做得非常好，无奈河南台整体的节目制作水平还非常落后，我们的节目根本无法与最优秀的娱乐节目相比。在进编辑部之前，我总觉得节目应该在放开一点，我若做了编导如何如何，然而等自己上手了才发现人往往是眼高手低。电视编辑仅有一颗文艺的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去实现自己天才的创意。而我在心理上对技术问题总有种抵触和恐惧，所以我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对领导说：“没意见没意见。”

　　7．

　　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让我辞职的念头开始动摇，我一下觉得干上了自己想干的工作就没必要再折腾了。再加上刚到编辑部工作还没理顺，忙得死去活来，于是轻率地作出了放弃考研的决定。

　　刚好那时候有稿酬不菲的杂志向我约稿，清韵书院网站也张罗着要给我开专栏，很多事情轻易地就遂了心愿，一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开始时来运转了，走了几年的坎坷路也该结束了。

　　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网上的专栏倒是开了，本以为唾手可得的丰厚稿酬却因为我的文风不合他们杂志的要求而化为泡影，电视编导的工作也和我想像的大相径庭。

　　电视编导常以白领的名义干蓝领的活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导还担负着购进节目的串编工作，这是完全的体力劳动，琐碎磨人。而且稍不留神出了差错就必须承担责任。编辑们的神经不得不绷德很紧，尤其是面对河南台那仅有的四台叫人崩溃的IMX下载机。

　　第一次下载的时候，由于不知道下载到最后如果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理，只能重下，结果那次一共下了三遍才大功告成。因为长时间占用下载机还差点和卫视一编辑吵起来。

　　因为要编的节目太多，我常用一个小纸箱装录像带，搬着它飞奔于机房和办公室之间。那会儿我发自肺腑地觉得自己是一个搬运工。我的口号是，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机房，不在机房就在去机房的路上。

　　这个频道也许为观众提供了一道盛宴，但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它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平台。早在我刚到频道时，就有人提到放弃话语权的问题，在一个不播新闻，几乎没有原创节目的频道里，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个高级编辑而已。

　　再者，和现在所有缺乏传帮带传统的单位一样，频道虽然给了我们足够多的锻炼机会，却没有给我们足够系统的训练。只经过简单的培训就直接扔到前线。（据说还有十分恶劣的频道，对新人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即便所有的老编辑都对我们这些新手很好，一直热心地帮助我们，但这和手把手的师徒关系毕竟不同。刚做编辑的时候，我面对一大堆没用过的机器和没碰到过的技术问题，真的感觉非常无助。

　　还记得第一次编节目，不会的东西实在太多，只能向身边的一个同事求救，她就趴在我背后帮我做蓝场。那情形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她后来帮我改节目，教我做导播的情形，我也一直清晰地记得。

　　无休止的重复劳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到我要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才悲哀地发现，相比我干过的那么多活儿，自己学到的东西是那么少，对电视的规律基本上还是一无所知。

　　2005年11月18日。频道开播。

　　台里专门办了一台开播晚会。那台晚会若从观众的角度看，不过是一台不失省台水准的晚会，谈不上完美无缺，而那天我不是一名观众，而是那场庆典的当事人。当红绸从巨大的频道首日封模型上飘落、主持人宣布频道正式开播时，我以及频道许多人的内心都有些激动，那台晚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开创一份光荣的事业。那时，对这份事业的所有质疑和怨言全都不值一提。

　　那台晚会触动我的并不仅止于此。当时我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我们的主持人在候场时离我非常近，可是那短短的距离却决定了耀眼和黯淡的分野。那些平日里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旦走上舞台，走到水银灯下便如明星般光芒四射。而那耀眼的光芒只有在现场才能那样强烈低感受到。

　　我曾迷过一部其实不怎么样的电视剧――《新闻小姐》。故事的最后，“高曙光”说：“我贪恋水银灯下的辉煌。”而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说电视事业不过是些浮华，那么我恰恰贪恋这些浮华。

　　那天，我决定留下来。

　　8．

　　离水银灯最近的地方自然是演播室。去过演播室的人都知道，演播室通常杂乱无章，到处是各种设备的电线。演播室的地板一般也不怎么干警，但当水银灯亮起的时候，这所有的瑕疵都被水银灯的光芒掩盖，观众看到的只是鲜亮的电视画面。而观众看不到的，是主持人放在演播室台子后面的鞋子、稿子还有用来补装的一面很“八十年代”的破镜子；观众也看不到导播喊停之后主持人相互调侃的好玩情景，看不到编导因为主持人的口误在导播间狂笑而主持人一脸茫然，更看不到一遍遍重来的乏味和水银灯熄灭、曲终人散时的落寞和疲惫。

　　做编导前看着同事在导播间指挥若定总羡慕那份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气，而做了编导才知道，更多时候自己只能感到一切不在掌握的狼狈。

　　刚开始不会切换，被那三个按钮折磨得录节目前总睡不好。录的时候生怕切错，而导播台欺生，越怕切错越是手忙脚乱，等真正熟练了，即使一时镜头没跟上也能很快补救。何况镜头对准谁本来就无所谓对错。那时，头儿就对我说：“春节晚会十几台机器，人家导演都能切换得那么准确。咱们只有三台机器，没事，练练就好了。”

　　频道实行作坊式的运作模式，一个编导从头到尾负责一期节目，所以经常能看到我在导播间和演播室跑来跑去。和主持人商量话题的走向时，我就是执行导演；调机器时，我就是个蹩脚的摄像；摆弄那盆花时，我就是道具；而搬东西、清理演播室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场工。只有当录像机开始走带子，我倒数五秒喊“开始”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导演。

　　做了导演才知道，导演真的可以什么都不那么精通，但一定要有决断力。哪怕我是个新手，经验丰富的主持人也需要我决定这一条是通过还是重来，因为主持人在演播室里看不到自己的表现，被水银灯烤着，又听不到导播间里的人在说什么。他们很无助，因此导演的鼓励对他们而言是如此重要，于是我也像所有的导演一样，在每一段录完之后都会说一句：“特别好特别好。”

　　有好几次我妈来看我的时候，我都接到主持人或嘉宾打来电话跟我商量第二天录节目的事。我或者跟主持人解释我的稿子的意图，或者劝嘉宾“别紧张，放松一点”，也许打电话的时候颇有些运筹帷幄的样子，这让我妈觉得我正在做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她为此而感到欣慰。

　　很遗憾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间太短，连直播都没经历过，也无从体验那份紧张以及紧张之余的成就感。不过我们录像的工作节奏之快、工作流程之紧凑也近乎直播。在以前经验不足的时候，碰到过带子不够用的情况，只能气喘吁吁地跑回办公室取带子。有时候觉得，电视工作者就是一个个抱着带子狂奔的青春身影。

　　9．

　　而这些青春身影就在电视事业前进的步伐中被消磨殆尽。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做电视的都是年轻人，在机房里耗尽青春的那些花儿如今散落在何处。不仅是电视业，所有的媒体都在迅速榨干从业者的精力和才情。于是媒体工作者的才智全线枯竭，几近崩溃。而拥有众多想法的受众跃跃欲试却无缘用自己的才华拯救媒体从业者于水火之中。我想这便是传媒最大的尴尬和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

　　我们的烦恼就在于如何找出那么多话题去填充一个一天九档的谈话节目。就像纸媒的编辑记者不断引用天涯网友的言论填充自己的文章，我们也不断从网上搜寻材料并将其搬上荧屏。此时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搬运工。慢慢地，网上的东西也搬得差不多了，我们就陷入了绝望。

　　有话题要谈，没有话题制造话题也要谈。

　　回首我做过的那么多期节目，谈过的话题有“电视剧”、“郭德纲”、“菁菁校园”、“圣诞节”等等，我也做过妇女节专题，而当看到《新周刊》那期“女人生猛”的专题后，我便觉得自己基本上可以去撞死了。因为《新周刊》制造话题的能力实在太强，每期的话题、文章题目乃至小标题都那么炫目。尽管你看完一百多页也发现不了一篇好文章，可在浮躁的媒体、浮躁的年代，谁又会关心内容呢。话题新锐已经足够。而我做的节目的确太死板、太保守了。

　　做媒体的每天一睁眼就想到有那么多空白的版面、空余的时间段要去填满。而且媒体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落伍者就会被无情地淘汰。尤其是电视，节假日，报纸可以减版，杂志可以休刊，而电视不能停播，还必须比平日更加精彩。于是我们强作欢颜，我们机械运转、与时间赛跑，我们从来都不能停下来休息、遑论思考。我们勤奋，勤奋地制作转眼就成为明日黄花的东西。为此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很早就看过张子扬的一篇文章。文中说，电视人实在太累了。难道就不能坐下来歇歇脚吗？休息中的奔跑者才是最美的。

　　也许这只能是幻想。现实是，有时晚上九点机房还会人员爆满，即使熬夜也从来不会孤军奋战。

　　比起一些同事，我很幸运，只熬过三个通宵。其中两个只隔了一天，中间还抽空参加了“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考试”。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我赶完节目已是早晨六点。最后精神恍惚地倒在机房的椅子上看着东方发白。紧接着又回办公室给其他同事写提要，然后颓然地摊坐在电梯一角下了楼。那时已是冬天，早晨阳光微弱，街灯还亮着，照在刚修好的那条小街上。街面隐约冒着寒气。我走进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碗胡辣汤。

　　老板说，今天这么早啊。

　　我说，没睡根本就。

　　10．

　　如果枯竭和劳累都不算什么，那么对于一个喜欢自由写作的人而言，不能独立畅快地表达自我才是最痛苦的。而谈话节目的制作模式，无论对编导还是主持人都是一种不自由。谈话的人不能确定说什么，决定说什么的人又不能确定话题会被怎么说。二者的默契是如此难得，以至于悲观的我们都放弃了协作，恨不得你只管说，我只管编，至于说什么谁也不管。我想我是一个沟通能力很差的人，协商往往意味着我一味地妥协，意味着我不认为自己错了却不能坚持，于是后来我写完稿子为了不见主持人恨不得躲起来。名义上那是我的节目，而我从不认为那是我的作品，做完节目我没有一丝一毫成就感。窃以为，主持人对于谈话节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导能做的极为有限。我在找材料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主持人的秘书。

　　编导的作用实在调度和安排，掌控节目的大方向，激发主持人的思维，调动主持人的情绪。我曾做过一期元旦晚会幕后揭密的节目，那次我只需安排每段谁上，说什么，并要求他们以极放松的、七嘴八舌的状态去说，结果收效很好，而且并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并且那期节目还让我拥有调度的权力而获得的满足感。可惜更多的时候，我总忘记自己是一个导演，总把自己当成主持人去准备材料，把精力过多关注于谈话内容，结果事倍功半。

　　况且电视的好处在于它的娱乐性，任何试图给电视附加深刻意义的行为都会显得徒劳无功。而我总放不下自以为是的“精英气”，实际上那种布道者的姿态在电视上显得愚蠢而笨拙。在我自己做嘉宾时这种笨拙表现得尤为明显。让观众头大往往会使自己显得很大头。

　　做电视之前，曾以为自己是个娱乐精神很强的人；而做了电视编导之后，以娱乐为宗旨却让我有些惆怅，觉得若一生以娱乐他人为业总是心有不甘。

　　还有，艺术上的完美和思想上的深刻必须依仗足够精进的技术才能得以实现。我深知这一点，却还是在技术上不求上进，因为我偏执地认为琢磨字幕究竟是“当当”蹦出来还是“飕飕”飞出来异常无趣。我的节目可能是所有编辑中做得最不花哨的一个，技术上的怠惰严重影响了我所做节目的质量。

　　而在这种以技术水平服人的单位，没有足够丰富的业务知识如何取得合作者的信任？

　　刚来频道的时候，领导就告诉我们在这一行，开始分出高下的是“术”的精湛与否，而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还要看“道”的修为。而对那时的我而言，技术的牵绊使在电视面前本来就很苍白的我的一些想法更无法良好地表现在荧屏上，这最终导致我在“术”和“道”上双方面的无为。

　　既然一份工作不能带给我乐趣和成就感，又何必苦苦坚持？我又一次想到了辞职。

　　而当我说出这个念头之后，当晚我就失眠了。大四时我已饱尝找不到工作之苦，想到辞职后无所着落的生活便心理压力陡增。妈说，那就好好准备公务员考试吧。

　　11．

　　脚踩两只船的人的日子都不会太好过。我在各种考试中一次次挂掉，在工作中也因为三心二意一直没有达到最佳状态。那时候我在那个城市东跑西颠地报名、确认、领证、考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游走，居然从未迷过路。事后还苦笑着对人自夸：“一个方向感这么好的女生是多么难得啊，呵呵。”疯狂加班的那个冬天，我从城东北跑到城西南领准考证。那天雪下得特别大，自然也特别冷。领完证我双颊通红、双手冰凉地赶回机房，见到一个同事，她说：“我给你暖暖吧。”

　　在河南台的大部分时间都感觉活着简直是一种痛苦，而那痛苦不是这份工作带来的，而是由我不安分地骑驴找马带来的，有时我也设想，如果全身心地投入这份工作，也许就不会那么辛苦，也不会那么痛苦，也许就不会有以后这么多波折。人的所有痛苦都是自找的。

　　在和河南台签约之后，我仍去考了深圳公务员，在又一次落马后，才决定来台工作。这一切都表明我对这份工作从一开始便不是那么忠贞。我知道自己一定会离开，迟早而已，于是也就对自己寻找别的发展机会的事不怎么隐瞒。那时我常说的话是：“要是不干了，就玩不了这么专业的机器了”；“再不上镜，等不干了就没机会了。”又基于同事对我的了解，最后弄得我想走之心路人皆知。显然领导希望我留下来好好干，很器重我，给了我很多机会。而我却注定要辜负他们。领导的器重对每一个员工都很重要，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如此需要上级鼓励的人而言尤为重要。

　　2005年12月15日。头儿把频道少有的外采机会给了我。

　　我既兴奋又忐忑，一时连怎么征询头儿的建议都忘了，只会说：“这……怎么弄啊。”头儿说：“按你的想法拍，我们相信你。”而那天刚好主持人全部参加台里活动，我就捡到一个出镜机会。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当出镜记者即便不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是家长一直以来对我的期许之一。

　　对外来的感性认识就一个“蒙”字。要采访的人又多，我又缺乏经验，根本不知道采访是怎么回事。当时场面一片混乱。到现在我都庆幸小熊陪我陪我去了。她名义上是外联，最后几乎是我的艺术顾问。而胆小的我到后来也没有勇气一个人出去拍东西。

　　事后冷静下来思考记者这种工作，才明白头儿为什么说“按你的想法拍”。在那次经历之后，我更加相信一切工作都是做文章，区别只在于拿什么做。而做文章并无一定之规，所以他说尊重我的想法。而这次经历也让我更加确信电视的表演性，记者的作用有时跟导演相差无几。而记者的个人好恶似乎真能改变舆论导向。比如我就选择了我喜欢的张东健作为出镜北京，无形中或许让观众加深了对他所饰演角色的印象。

　　我也亲眼目睹了人在镜头对准他时的瞬间改变，一个采访对象在看完《无极》后愤慨地说，这电影只能打三十分。而当我把话筒举到他面前时，他马上严肃地说：“我觉得对这部电影，可以打七十分。”这一次我感到的是人性的荒谬。

　　等写完稿，编完片子，我又发现，记者更容易做到自由而独立地表达，因为主持人播报的是记者的一整篇文章。尽管往往最后插上的画面更吸引眼球，尽管那文章往往草急就章，来不及思考和沉淀，甚或又不得不从网上复制一部分内容。但这种工作比起编导的资料整理员工作明显高出一筹。

　　我也很遗憾没有做过记者。这十分考验和磨练人的工作，我只不正式地从事过这么一次。

　　贪恋水银灯下辉煌的人一般表现欲极强，而事实上如果表现欲足够强，也就总会有人给你表现的机会。

　　春节加班时，因我们大跃进式的节目制作速度，节目嘉宾严重短缺，急得我们领导开始在办公室抓人，当其他同事矜持地后退一步时，我就“出列”了。

　　出列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电视的无力。

　　那天我化完妆，变了发型，大冬天穿着短袖就进了演播室，吓了所有人一跳。然后我自己挂上带子，自己调好机器，再自己假装很端庄地坐下，等着同事来帮我做导播。

　　为了掩饰我在形体和声音上的业余，录制的时候，我滔滔不绝，试图阐释一些貌似高深的问题，可一个问题还没说透，时间就到了。主持人只好打断我说：“让我们来看一段广告。”我才发现电视根本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它承载不了任何稍微严肃高深的东西。而在一个一切产业都是娱乐产业的时代，也没人想去讲道理，更没人想听谁讲道理。电视的受众面是如此广大，而它又是那样无力，无法对受众的思想产生根本的影响。

　　可娱乐人民也不那么容易。录制的时候我一直紧张，深感对着镜头自如地微笑是一门学问。我的面部肌肉就那么僵硬着直到抽搐。主持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每段结束都对我说：“那个……你能不能自然一点。”“你放松点放松点。”“你……能不能就像平常那样，正常一点。”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自认为这期节目达到了谈话节目的本质，即用言语的魅力来打动观众。我事先设计的包袱效果还不错，尽管那是刻意为之的机智幽默。而令我至今汗颜的是，那期节目说了太多关于我个人的内容，以至于在办公室里一直被称为我的“征婚启事”。

　　当我录完节目来不及卸妆就拎着带子去机房上载时，我深感自编自导自演是一件太累人的事儿，于是更对徐静蕾等人充满了敬仰。

　　上镜机会不是轻易能够获得的，当我离水银灯越来越近时，心里对这份事业就越来越难以割舍。

　　12．

　　我深知没日没夜的加班不是我离开电视台的原因，要不然也不会在加班最疯狂的春节前夕那么强烈地想留下来。有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热爱加班的，因为它填补了我无处打发的寂寥时光。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按时下班了，在家呆了一会儿实在无聊，就又主动到单位加班去了。

　　加班不仅给了我渴求的成就感，也给了我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归属感。

　　当初我对北京的向往是纯粹的对一座城市的向往，而现在对郑州的留恋却是对一些人的留恋。

　　同事之间在加班时慢慢培养出默契，又在默契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感情。

　　机房的机器总是紧张，编辑们常互相帮忙占机子，最后默契到我刚做完节目，一个同事刚好掐着点儿不慌不忙地过来接我的班。于是非线机房、单编机房留下了那么多我们默契的会心的微笑。编辑们也总不能按时吃饭、及时喝水，大家也常互相帮忙买水买吃的。一个人帮看着机器，另一个人才敢出去喝口水或垫巴点面包。我和一个同事还可怜到晚饭两个人分吃一个面包。我爱蹭东西吃的本性让我欠了一个同事很多零食，从巧克力到苹果不一而足。我跟她开玩笑说：“要不我算你们家一口人，咱这笔账就清了吧。”而账岂是那么容易就能清掉，就像我最后一次和她吃饭时抢着买了单只为让她请我和我请她的次数一样多，可难道这样我和她、和那些朋友就能两讫了么，那些感情就能一笔勾销了么。那些微小的感动总是不经意间记在感情的帐本上，岁月的风霜也无法将它抹去。

　　编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站在机房外的走廊上聊天了。和大家共事久了，我的性格越来越开朗，在走廊上也笑得越来越嚣张。可能电视台里的友情就开始于一个已然是大龄青年的女编导和一个注定要成为大龄青年的女编导在非线机房外互相憧憬对方未来的幸福。在我的周围总是存在着若干说话很经典的人。有一次，一个同事在机房走廊上对我说：“你得傍一大款。不是为了物质生活，而是为了精神生活。”我当时觉得这样一针见血的话只能出自既聪明又对我有深刻了解的人之口。

　　分吃一个面包的事迹感动了头儿，头儿要请我们吃饭。那时已经快十点了，一帮在机房奋战的编导还没吃晚饭，我们在郑州的大街上游荡，很多餐馆都关门了，几经辗转才找到一家火锅店。这之后我还和同事吃了无数顿饭，也说了无数不靠谱的话。比如在一家长沙餐馆和人讨论希区柯克；在粥棚和人讨论异域文化在本土的异化；在锅仔营造的氤氲气氛中谈论各自心中珍藏的电影场景。那个冬天郑州下了几场大雪，大家总是踏着残雪去找有情调的馆子。这些细节事后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么文艺，那么不真实以及那么，不靠谱。

　　一天加完班回家的时候，我和秀娟同行。雪还在洋洋洒洒地下着，走到楼下，我指着办公楼周围的射灯对秀娟说：“你看，灯光照耀下那些飞舞的雪花多漂亮。”

　　秀娟说：“你还有这份闲情啊。”

　　我说：“天生浪漫，没办法。”

　　13．

　　是啊，是浪漫。浪漫得对生活充满了不切实际地幻想，浪漫得只愿意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2006年1月11日晚。几个人在办公室写年终总结，大家就那么说着笑着，八九点了也不着急回家，一边上网一边写。这情形突然让我觉得这办公室就是一个家了，而办公室里的朋友就是我的亲人；我也突然意识到，那时再离开办公室将会像分骨肉一样艰难。

　　2006年1月17日晚。天降大雪。加完班吃完饭已经十点。回到家，电影频道在转播第63届金球奖颁奖典礼。那雪下得安详，雪夜中默默赶路的人们被“街灯照出一脸黄”。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台门口这条不起眼的小街。那个温暖的雪夜已成为我生命中“最中意的雪天”。

　　那段日子除了加班什么也不想，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让我变得快乐。也许还是寂寞，但充实的生活将寂寞变成了工作的点缀。那时心情真的很好，好到看见一个编导在机房走廊叼着袋牛奶傻傻的样子都能乐得手舞足蹈；好到比我身体好的同事一个个都累趴下了，我还天天精神抖擞地在办公室晃荡；还天天哼着歌去上班，最常唱的是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虚构着可能属于我的美丽爱情，怎么忽然流泪了，后来又笑开了……”

　　或许真的把同事当了亲人，什么都听同事的。有天我跟一个同事说：“有个朋友给我介绍对象啊。”她不说话，我以为她觉得这相亲不值得去就推掉了。

　　那时是真的不想走了，我都跟家里说：“我又不想辞职了，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即使要走也得等到那些朋友都离开我了再走。

　　有一段时间，我自愿做一个同事的副导演，主要是玩儿，顺便学点手艺。一天在演播室，她忽然对我说：“总觉得你哪天就走了。”

　　“……对办公室的感情再深些就真走不了了。”

　　可我终究是要走了。大家都熟到听脚步声就能听出是谁的地步了，再待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一学法律误终身。”这是我在节目里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无比真诚。尽管不那么喜欢，可已经为它贡献了四年青春，就不忍心中途放弃。看着自己书架上半书架的法律专业书，我心里就酸酸的。自己要是做了电视，那些书就永远也用不上了。

　　非专业人士脑袋上都长着反骨。所以我现在一点也不奇怪，应聘非法律专业的工作时，主考官都要问一个问题：你学法律的为什么想干这个？

　　在一个不是自己专业的领域能走多远？这是我在刚到电视台时就产生的疑问。对这份工作的陌生感让我沮丧，我那会儿连喻国明是谁都不知道。

　　真的是兴趣使然吗？大学四年使我已经没有了看电视的习惯，迷电视那会儿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我喜欢的是文艺评论，是码字，而电视台不需要这些。况且我也不想自寻烦恼地把码字当成工作。

　　就算我喜欢电视，可把兴趣当成工作快乐吗？我只觉得自己心里空荡荡的，工作生活混为一谈，连个精神支柱也没了。我不快乐，为了这个兴趣放弃专业不值得。

　　还是不甘心。不甘心就拿着本科学历混饭吃，不甘心这么早就毫无悬念的安定下来。

　　“你不是一个凡人。”这是我寻找辞职理由时对自己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无比地不靠谱。

　　14．

　　如果说我和电视的关系是“等到我们互相了解，再等到互相轻蔑”，那么我和电视台的关系则是你拧巴了我，我拧巴了你，这是我们的拧巴。

　　从那么想留到突然想走的巨大转变，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很多原因无法说清楚，种种不堪细节在此省略。我只能说似乎一夜之间我和那间办公室的关系就拧巴了，似乎有人在“拿我堵我”，我仿佛陷入了和无物之阵的较劲中，没有意义又无法停止。我在办公室再待一天都感到备受煎熬。

　　能说出来的原因都是借口。我说了媒体的问题、电视的问题、频道的问题，可直接导致我辞职的最终还是自己的问题。让旅人疲乏的不过是一颗小石子，让我的人生旅程倏忽改变的也许是自己的一念之差。

　　当初我还问人事科，试用期会不会刷人，我是那么怕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后来我反复咨询人事科关于辞职的问题，生怕单位不让我离开。

　　不是没有想过其他更稳妥的办法，比如请假、停薪留职。一方面是单位不允许，另一方面是我自己不愿意这样做。难道离开后没有混出名堂我还会腆着脸回来吗？我做不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我的辞职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决定过程。我急于摆脱这份工作带来的痛苦，于是总打电话问我妈：“还没跟我爸说呢？”

　　“没敢说呢，一说你爸该火了。……要不你就跟领导说了吧，反正咱家咱俩已经二比一通过了。”

　　为了这份有着荒谬开始的工作不再有一个荒谬的结束，我赶在愚人节到来之前飞速办完了辞职手续。提出辞职的时候，有个领导给我了一些忠告。以我自恋的理解，大意是说，我太聪明了，让我以后收一些、钝一些。请副台长签完字后我就落荒而逃，因为自己作为一个叛逃者无颜面对所有的领导。办完手续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做这一切简直是疯了。

　　事后据我妈反映，我爸果然火了。

　　廖一梅曾在《恋爱的犀牛》中写道，生活从来都是模仿电视剧。我一直把这句话奉为真理，生活本来就是戏剧性的，与其被动入戏，不如主动编剧，还能为自己挑个好角色。我似乎是为了成为“辞职”这一行为艺术的女主角才辞职的。诚然，我也因此获得了小小的满足感。那时坊间盛传我辞了一份月薪四五千的工作（要真挣那么多还辞它干吗）；也有从家里辗转传来的小道消息称，法制频道的人在纷纷议论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为何辞职了云云。而除此之外，我的感觉只有狼狈。为了交接自己工作，为了给自己的电视生涯划上一个完美的句点，我找资料、请嘉宾、加班加点；为了朋友，我在加班加点之余夜夜笙歌。做女主角原来就是宴席一开始就被众多朋友敬的酒灌醉，原来就是宴席一结束还要拉一哥们陪我熬夜加班。我为自己的行为艺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残酷的现实告诉我，生活从来都不是模仿电视剧，那些模仿电视剧的，只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自舔伤口。

　　生活不是想象中那样浪漫，辞职不是谢幕，没有人给我机会让我感谢和我有明确师徒关系的小熊、姚老师和陕老师，感谢和我有不明确师徒关系的我师傅；更没有人给我机会让我拥抱那些对我很好或曾经很好的人。我就那么灰溜溜地走了，那间办公室运转如常，不会为任何人的离去而悲伤。

　　15．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谁都不会在一开始就想着要离去的，若真能继续又何必放弃，若真有更好的办法何必走得如此惨烈。还记得刚得到这份工作时我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摆脱法律了，以后再读个传媒方面的研究生，生活将是何其美好。当时还有个阿姨声称郑州某一好单位有众多青年才俊，年少而多金，要给我介绍一个。我妈听了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仿佛乘龙快婿就在眼前。当时我以为我找到了人生的入口，从大学开始的原地打转的生活可以就此完结。可我真正进入电视行业时又因为接二连三的失望而开始寻找出口。如今我经历了时光倒流之痛又回到了原点，并且一直孤身一人。我的人生何止是原地打转，简直是螺旋式地堕落。人生就是在不停地寻找入口和出口，既而在这左冲右突中慢慢老去。

　　辞职之痛只有辞职的人才能知道。一个同事曾跟我说，理想主义者才做媒体。我当时不以为然。当我离开那座大楼时，才发现所有的梦想都已离我远去。我总说自己渴慕水银灯下的辉煌，一个主持人开玩笑似的对我说，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是，那和我没关系。而且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失去了才知道，电视业是拥有特权的行业。从中走出并不像从一个单位跳到另一个单位那么简单，而是像脱去军装或警服般失落。

　　做电视时看着自己的法律课本心酸，而现在看着电视上做得漂亮的纪录片又何尝不心酸。纪录片是电视人的骄傲所在，而它与我将再无任何关联。

　　我做的最后一期节目请了舒崇福导演，我在看舒导带来的他的新作的片花时，做代班主持的唐老师还对我说：“多看看人家的剪辑手法，你们这些新来的学生还都是一张白纸。”

　　我宁愿是一张白纸。可现在我的人生被我擦了写、写了擦，变成了一张皱巴巴的灰蒙蒙的纸，那张纸上依旧什么也没有，所有的苦痛也隐藏在心灵的深处，只能由我独自忍受。

　　办公室仅仅只是办公室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很多事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意相信。终于因为自己太投入太靠近而伤痕累累，也终于学会用受伤避免再次受伤。伤疤上慢慢长出了皱纹，人也就渐渐沧桑了。提起那间办公室我总是王顾左右，总是用荒谬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和不能解释的问题。总有很多事情不可言说，我的人生也因为“不可言说”而愈发惨淡。但我还是这么独自深情着，脑海里回想着办公室发生的一幕一幕。头儿在审片；小熊在给湖南经视打电话，请《越策越开心》剧组让汪涵、马可给我们录开播贺词，可被对方无理拒绝了；另一个老师也总在打电话，跟包装公司不停地解释频道到底想要一个什么风格的包装；还有一个同事，总在上网……

　　独自深情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当你想抒情时却发现无情可抒。

　　《新闻小姐》的结尾，女主角辞职了，伴随着驶去汽车的是那英的那首《梦一场》。当年疯狂地喜欢那首歌，于是在离开的最后一次K歌中又唱了一次。“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真的一语成谶。然后我又没有K德地唱了一首又一首，我深情地唱“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那场景是多么可笑啊，对着几个对我很好但我应该叫老师的人空洞地抒情；更让我感到自己可笑的是，还有一个同事在我唱歌的时候还出去接电话了。

　　我已经不属于那间办公室了。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我不禁想起自己很喜欢的一篇短文《地铁》里的一句话：“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16．

　　2006年4月7日晚。我和最后一个同事吃饭。她送我一张周杰伦《霍元甲》EP，正版。难得她记得我曾说过自己是周的歌迷，她一定也记得我总笑她是盗版支持者。早知道她送我CD，我就应该让她送伍佰的唱片，因为那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也应该对她说，打击她是开玩笑而已，我也经常买盗版。

　　像往常一样，到北站的时候她先下车。不同的是，这次她只说了句“我走了”，连最后一枚笑容也没让我看到。而以往她下车的时候总会扶着车门、歪着脑袋，笑着对我说：“早点回家。我走了啊。”我忘了告诉她，她笑得很好看，凭这笑容走上红毯指日可待。

　　出租车司机说：“去哪？”

　　“河南台。南门。”

　　等快到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和那座大楼脱离了关系，而我走出的那扇办公室的门，也许将永远也回不去了。

　　我对司机说：“往前开吧……”

　　第二天家人来接我回家，车上载着我从家里运到北京又从北京运到郑州的东西，当然也载着我在郑州买的很多书。就那样离开了，离开时整个人都在和留在这个城市的那些记忆撕扯，心微微有些疼。打开MP3，听到的偏偏是唐老师推荐给我的那首《凹凸》：“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于是回忆汹涌而来。

　　那时晚上总是很无聊，于是坐着9路车在这个城市里瞎逛。有时带着一本杂志去麦当劳或肯德基呆着；有时很晚了突然想去买一盒磁带，郑州的店面关门都很早，于是常常无功而返；更经常地，是去中原图书大厦。在不考试的时候我不停地看闲书，不到一个星期一本。图书大厦散文随笔那架书能挑得出来的都被我看得差不多了。看书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在吞噬寂寞，那些书就是我寂寞的证据，而人民路，不过是我寂寞和屈辱的见证罢了。过节的时候更容易突发奇想，圣诞节那天，我在公车上看着城市里的欢庆场面，像个局外人；快到情人节时还心血来潮要自己去买一枝玫瑰，因为不知花店在哪儿，所以走了很多的路，被冷风吹得头疼。现在想来这都是何苦啊，到了情人节还不是一个人闷在屋里哀怨着，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直到天亮。也不想打扰情侣们用餐以免显出自己的尴尬，索性没吃晚饭。早上也没胃口，直到上午撑不住了，才对小熊说：“熊，有吃的吗。”

　　我是个懦夫，当年在北京把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逃到郑州，在郑州的生活同样被自己搞得一团乱麻，于是又逃回北京。在两个城市之间闪电般跳转，人生便愈发渺茫。在北京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再也不用因为怕自己在郑州乐不思蜀而一天三遍地提醒自己：到北京去，到北京去。但无论在哪，心情总是一样：“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拎着东西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跟钟老师一起下楼。

　　钟老师说：“这就走了。”

　　“……恩。”

　　“……又不是不回来了，是吧。”

　　我没说话，心里却想起了《天堂电影院》里的情节。那瞎眼的老电影放映员搂着即将离开故乡的少年说：“离开，不要回头，不要写信，不要回来。”

　　不回头、不写信、不回来。每次离开一段生活时，我都这样对自己说。在郑州的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我早已明白，水银灯下都是幻觉。那么，何妨把海市蜃楼化作一声叹息，重新起程，将过往埋葬。

　　2006-7-7～2006-7-15

　　于认识那些人一周年之际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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