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吗？——《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大思想文化人物评说（前言第三节）》
三，历史中的杰出文化人物与人民群众及社会历史的关系
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而历史中的个人和历史本身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中的杰出文化人物和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历史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两个历史研究中的基础问题，是历史研究者必须事先搞清楚的问题，这就如同是一个搞会计工作的人必须先具备加减乘除这样的基础数学知识一样。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在没有弄清楚这样的问题之前，他就能够准确的分析和评判历史中的人、事、言的产生和社会作用。
洪秀全、张之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思想文化的杰出人物，他们每个人所领导和掀起的文化革命运动事件，都是“事出有因”，这就是说，仅从他们的人生阅历上看，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造就了他们，是人民群众造就了他们。无可否认，他们在自己成名以后，他们也以自己的文化地位，去对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
一般而言，历史之所以能够产生杰出思想文化人物，大致有以下这几方面的原因：
1，人类存在依赖他人替自己思想的宗教情感。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本性都是求真好知的，但是，当许多人面对未知情况而又无计可施的时候，他们总是存在着一种依赖他人代替自己思考的惰性现象，这样，便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崇尚“先知、圣贤”的特殊文化现象。我们还不能够简单的把这样的崇尚“先知，圣贤”的人类现象看成为是人类的愚昧！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现象。人类社会群体中需要一些人行动，也需要另一些人去为另一些人思想，去为行动者给指明前进方向，一些人乐意去当这样的先知和圣贤，一些人也乐意去养活替自己思想的人。于是，人类社会中就相因出现了思想家、宗教家、神学家、批评家、科学家、教师……等这样的一系列社会的智能者的存在，也就相应产生出了教育、科学、哲学、工程，艺术，诗歌……等一大批相关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类文明中的先知与圣贤崇尚现象，也是国家形成的基础原因之一。
人类之所以存在着对先知圣贤的崇尚情感，这也是人类所特有的种族属性，人类正是具备这样的属性，才使得自己的知识效率较其他物种高，才使得知识可以以一化万，才会进化成为万物之灵长。西非的猩猩，是目前除人类之外的动物中唯一能够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物种，但是，它们种属内部没有教育，而只有模仿，一个小猩猩要学会制造砸硬壳果实的工具，需要模仿自己父辈达十年时间。而且，动物也没有崇尚智能的现象，它们中的社会形态，纯粹是弱肉强食力量所造就的生物链配置结果。
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便会自发的产生对自己的父母的崇尚，随之会崇尚老师、名人、朋友等，再随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对自己当初的崇尚对象发生怀疑和反叛，最后，他们便平和的对待一切人物和事物了，从而进入该崇尚的就崇尚、该怀疑的就怀疑、该反叛的就反叛成熟时代。但是，对于所有人类来讲，大自然和人民群众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全知的，所以，人类理所应当的永远崇尚大自然和人民群众群体。
社会分工，这是一部分动物的存在基本法则，是动物社会中的效率现象表达。人类也属于一种分工劳动协作动物，唯一不同的是，人类社会在体力劳动分工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思想者和研究者这样的思想劳作分工现象。这就是说，思想研究分工，是人类特有的种属现象之一，也是人类之所以产生文化的原因之一，而人类的思想研究分工，往往是通过人类对知识文化和知识文化人物的崇尚去体现的，所以，崇尚和被崇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法则之一。
战国时代的孟子，洞察到了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社会分工秩序，也洞察到了思想者和行动者的辨证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他说：“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2，国家发展到重大转折时期的历史需要
国家，归根结底是一种由各种制度规范组构成的“机器”，而凡是存在的，都逃不脱发生，发展和衰亡的三段式法则。又因为“国家机器”中的各种制度存在，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中人们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达，也就是人们对某种制度的共同文化认可和遵守，所以，当这样的制度阻碍了国强民富之时，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亡和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必然会产生出一批思想者去进行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的思考，这就是说，在国家处于重大转折时期，时代产生相应的思想家，是新旧时代转折的必然历史反映表达。关于这样的历史规律，中国的阴阳对待和上下相因的思想可以对此进行很好的诠释，比如，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18章）。扬雄则从天地自然中的风雨雷电转换现象的角度去论证了人类社会群体产生和需要圣贤的道理，他说：“鼓舞万物者，雷风乎！鼓舞万民者，号令乎！雷不一，风不再。圣人乐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离于群。遁离者，是圣人乎？”（《法言·修身》）。在扬雄看来，“乐陶成天下之化”的圣人，是不遁世的，也是不脱离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和站在历史时世之外的人，是永远成不了圣人的。
扬雄更为可贵的是，他早在西汉时代，就已经准确的洞察出了圣贤的产生原因，及其洞察出了圣贤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他说：“圣人耳不顺乎非，口不肄乎善。贤者耳择口择，众人无择焉。或问“众人”。曰：‘富贵生。’‘贤者’？曰：‘义。’‘圣人’？曰：‘神。’观乎贤人，则见众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天下有三好：众人好己从，贤人好己正，圣人好己师。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法言·修身》。
扬雄所说的圣人，就是指的那种能够观察到天地运动规律和按照天地运动规律的人去言行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那些思想家；而扬雄所说的贤人，就是指的那种按照自然、社会、人的义理去言行的人，也就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者专家；而扬雄所说的众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群众。扬雄清楚的看到，人民群众重视的是“富、贵、生”这三者，民富才能够国强，所以，人民群众是从家庭和个人是否是能够安全幸福和生存发展的角度去审视是非的；而专家学者则是更多从国家是否是强大这样的角度去审视是非的；相比之下，思想家则是按照自然和世界的整体系统角度去判定是非的，也就是从自然和人的根本参照系去考虑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这样的三者彼此进化关系，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学者，学者专家产生思想家，思想家再反过去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喜欢的是那种为自己谋福利的人，思想家则尊敬给予自己提供了思想材料的对象，所以，真正的思想家，应该明白自己是不能够脱离人民群众和时世的，他们应该以人民群众和自然社会为师。这样，扬雄就成功的回答了圣贤的产生原因，也就是回答了杰出文化人物的产生历史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扬雄的许多思想来自于蜀地文明，特别是他受到了道家的许多思想影响，所以，他在论述圣人，贤人和人民群众的时候，提到了“圣人耳不顺乎非，口不肄乎善。贤者耳择口择，众人无择焉”，他这里说的是，人民群众没有那么多思想框条，而贤人则有很多的思想框条，圣人则往往超越了世俗间一般的善恶观和是非观，所以，按照道家的“有无相生”和“本无”的思想原则，扬雄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看成为是社会历史之本的，是他们孕育和产生了圣贤之人，他们才是历史社会的主体。
欧美开始讨论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及其讨论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是在19世纪，主要是由一批社会主义革命者出于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而提出来的。其中，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对此论述得比较多，他就说过：“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运用这种才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就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才能更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会做不到皇帝。第二，当时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2卷P366—P367）。
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产生杰出人物的第一个条件，并不难理解，他是指的一种时代对杰出人物的需要文化氛围；第二个条件，则是指的当时产生杰出人物的社会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时代需要杰出人物，但是，当时的时代并没有具备产生杰出人物的制度条件，那么，同样是产生不出杰出人物来的，这点，的确是说到了点子上了。中国历史上往往有“乱世出英雄”的经验之谈，就是指的这样的现象，所谓的“乱世”，是相对于原来的社会制度而言的，当一种旧的制度衰败之时，社会对人的约束相对减少，社会崇尚英雄的氛围产生，这样的，文武英雄的产生也就有了条件了。而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职能，就是如何在不破坏和平社会环境的情况下，去建设发掘人才的社会自我变革和修复机制。
3，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是人类本身的属性和社会历史的本身需要而产生历史杰出人物，是当时的制度为产生杰出人物具备了条件，但是，当杰出人物产生出来以后，他们对历史的反作用，可能有好坏的两种可能性，这，却是人们长期所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认为杰出人物就一定是个正确者，但是，他一定是个历史需要的开拓者。这点，普列汉诺夫认识得比较清楚，他说道：“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历史事实具有其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卡莱尔在其英雄人物的名著中，把伟人称呼为发起人（Beginners）。这个名称用得极其中肯。伟人确实是发起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理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紧急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种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客观自然事变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自由表现。他的作用全在于此，他的力量全在于此。但这是种莫大的作用，是种极大的力量。”（《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2卷P373—P374）
通过普列汉诺夫的论述，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欧美的语境中的“伟人，英雄”和中国语境中的“圣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语境中的圣人，实际上是指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及“哲学家”这一类的人物；而欧美语境中的伟人和英雄，则更多是指顺应历史某种需要的和勇敢的开拓者。当然，思想家、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可能是适应某种历史需要的开拓者，但是，开拓者的“伟人、英雄”却未必就一定是思想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现在的人们弄清楚这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十个著名思想文化人物，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是适应某种历史需要的开拓者，但是，历史也无情证明，他们未必就正确，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给后来中国的历史带来过某种灾难的后果。
所以，我们这里要提示一个语言问题，这就是，“杰出人物”和“伟人、英雄”未必就是正确的化身，他们本身仅仅是个开拓者而已，所以，后人不应该把他们这些人物加以神话和拔高，而应该把他们还原到历史杰出人物的位置上去评价他们，他们为后人开辟的某种新道途，也许是通向真理的，也许是通向灾难的，伟人和英雄，一样具备了他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历史神性和魔性，他们同样要接受历史本身的检验和裁判，他们在历史过程中同样是有功过之分的。
中国语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同样是历史的产物，但是，他们是隐者，是隐身不隐言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及哲学家，“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 ，以绪人伦 ，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 ，百工穷其巧 ，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陆贾《新语·道基》）。“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 ，危而不倾 ，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故仁无隐而不着，无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功美垂于万代；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陆贾《新语·术事》）
综上所述可知，在中国传统中，圣人的地位，比那些“伟人、英雄”的地位要高许多，但是，崇尚圣人而不崇尚开拓者的伟人和英雄，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之所以不富于创新的原因，这，是我们今人所应该检讨的问题。
但是，同时也应该指出，对于“伟人，英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某种领域里的开拓者，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批判，这才是正确的历史态度，因为，开拓者，本身是个中性概念，开拓者不见得就一定是正确的，他们也可能为后人开辟出一种错误的道途。
杰出人物开辟了某种新的文化道途以后，如果社会的自我觉悟和相应的社会新结构还没有发展到到一个与之响应的程度，那么，就会出现历史悖论情况，也就是导致对这个开拓者的神话和拔高，这样，崇尚就演化成为崇拜，从而使某个杰出文化人物的主观和客观完全对立起来。比如，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十大文化人物，全出现了历史悖论情况，他们赞扬民主科学，提出了某种理想社会机制模式，鞭笞专制和愚昧崇拜，但是，最后，他们当中的决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别人继续搞专制文化的工具，或者，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某个领域里的霸权者，这，是值得人们高度反省的问题。之所以导致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历史的知识结构秩序不应该被超越。这就是说，开拓者开拓到一定时候，应该由一些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去深化人们的知识，同时，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也应该及时的产生，并由他们去组织社会群体进行新的社会建设，这样，才能够因循所革，这正如扬雄所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不知因，物失其筠。革之不时，物失其基。因之不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笵也。矩笵之动，成败之效也。”《太玄·玄莹》
2002年2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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