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隐士范元琰

运河边的笕桥范家村，旧称“范家桥”。 《梁书》卷五十一记载了一位南齐隐士，他的名字叫“范元琰”， 字伯珪。

　　南北朝，是一个盛产隐士的时代。隐居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标榜，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所谓“三教九流”，“九流”之中，“隐士”之位紧列“帝王”、“圣贤”之后，其后是“仙童”，四者都属于神仙圣贤，是“超人”范畴，再次才轮到“文人”，终于有了“人”气，有了 “人”的概念，是“人”中的最高一等，再后才是“士农工商”，普通大众。可见，隐士之位非同寻常，远非一般人所能迄及。

　　历史上，假隐士之名，登“终南捷径”者甚多，朝廷喜欢附庸风雅，招隐士，隐士又假装不屑于朝廷，最后还是忸忸怩怩去报到，将喜剧闹剧一路演下去，乐此不疲。范元琰却是个真隐士。史载，南齐建武初年（494），他被征为曹虎平西参军，坚辞不受，人们都替他深感遗憾。齐建武二年（495），又被征为安北参军事，也没有接受旨令。到了梁天监九年（510），县令管慧辨向皇上提起他的义行，扬州刺史临川人王宏邀请他去做官，他也不去。一年后，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岁。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并且在史书上以个人传记的形式流传千古，总要有一番真金火炼的功夫才行。那么，这个笕桥隐士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呢？

　　笕桥一带，形成村落要等到隋开皇五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范家村，应该人烟稀少，野旷清幽。范家在此筑庐定居，归隐之意显而易见。《西湖游览志余》里说范元琰的祖父范悦之，是个太学博士，皇帝爱惜人才，想召他入宫做官，他坚决推辞。可见，范家的隐居生涯有其家族渊源。皇帝征召而拒辞不受，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胆识，淡泊名利、安贫乐道被视为有识之士秉持的风尚，非一般名利之徒所能为。范家的隐士孙子，大抵就是在祖上光荣事迹的耳濡目染中长大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父亲范灵瑜。祖父显赫的名节最终付出了贫穷的代价，这顶有名无实的隐士帽子终于传承不下去了。年轻的父亲不想在捉襟见肘中度过单调无聊的一生，毅然当兵作战去，希望以此振兴家业，光耀门楣，结果，事与愿违，死在了战场上。这对范元琰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或许有着决定性作用。父亲早逝自然会在儿童心上落下难以抹去的阴影。何况古代讲究礼数，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三年之中，一举一动无时不刻受到“父亲死了”这个惨淡事实的约束，耳边响着周围“哎呀，如果当时不去打仗该多好啊”诸如此类的窃窃议论。孩童时代光鲜润泽的本性就这样在沉闷压抑的空气中一点一滴丧失掉了，家庭的变故使他突然成了一个“小大人”：“恪守礼法，哀慕尽孝”。古代的审美旨趣是喜欢孩子早熟，于是人们称赞：“哎呀，到底是范博士家的孩子，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瞧，多懂事！”

　　周围的表扬和肯定会使某方面的行为得到强化。于是，小元琰就一路“懂事”下去了。幸而祖母活着，家人相依为命。痛失过亲人的孩子，更懂得亲情的可贵。一次，祖母生了毒疮，时常化脓，范元琰竟不顾恶心，常用嘴帮她吮吸，一时传为美谈。舔舐脓疮，非常人所能为，如果不是曾经体验了丧失亲人那种无可依靠的刻骨铭心的恐惧，断然是做不到的。这个缺少男壮劳力支撑的家庭，金钱和荣耀不再是目标和追求，健康、平安、相依、相守，当成为祖母对孙儿的谆谆教诲。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元琰长大了，他首先成了家庭的顶梁柱，要解决家人的生存问题。

　　生逢乱世，追求权贵的下场，前车之鉴即在眼前，不如平静耕种度日。《西湖游览志余》说：范元琰“家贫，惟以园蔬为业”， 主要靠种菜、卖菜维持生计，显然是杭城最早的蔬菜专业户，“东门菜”的鼻祖。

　　书香世家，读书的传统自然要秉承下去。于祖父的书房中度过寂寂人生，安贫乐道，严于律己。虽然杭城不远，也从不进城消闲游荡，一年到头，除了种菜，就在家专心研读，这才能够延承祖上遗风，博通经史，远近闻名，恍若祖父在世。待人处世上，自小无所依靠的经历，使之更懂得谦和自保的道理：不与人争端，不怕吃亏，谦虚恭敬，唯求自安。记载中说，范元琰与人说话聊天，轻声细语，没有一点骄矜之态；很有爱心。一次，看到有人偷他家的菜，他不是上前大声叫喊，反而后退避走。母亲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又问偷菜贼是谁。他居然回答说：怕贼知道被人发现愧疚难过，让母亲千万不要泄露贼的名字。还有一次，贼淌过河偷他家的竹笋，他发现后，竟到林子里砍树架桥，方便贼行走。这种以德报怨的“超人”做派，终于感动了贼，从此再也没在这一带行窃。

　　有爱心的人未必可爱。按照史书上的说法，想来范隐士是个相当无趣的人。据说他平日里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好象家里天天有贵客一样。这种肃穆孤清之相，使人们见到他就立刻改容正色、恭肃言行。

　　在人烟混杂中，我们看到，这个身影渐渐离开地面，远离了人的旨趣，脱离了人的行列，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超脱”。隐士的面貌渐渐清晰起来，此时的他，已经离“非人”不远，其风范也有了圣贤的气味，声名就像泉眼，开始汩汩四溢。

　　终于迎来了作为隐士的人生辉煌期：权贵开始注意他了，请他出山做官了，征召聘书一封接一封。人生的马车驶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把隐士进行到底呢，还是改弦易辙，换一条貌似繁花似锦的陌路走走呢？真假隐士的考验期到了。

　　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能否达到“明志”“致远”的境界，却要依赖于人的清醒自觉，靠的是洞察大局、明审自知的非凡功力。一个隐士在“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的孤独清守中，是否积淀了足够的才学，储备了丰厚的知识，历炼出对于时局把握观若洞烛的眼力，明确了三军不能夺取的志向，架构起何种人生价值的牢固结构，此刻，当一一分晓。

　　“出世”与“入世”，“出仕”与“入仕”，自来人们看法不同。鲁迅就曾鄙夷袁才子“与苏小小认认乡亲”的飘飘然的生活，觉得相当“无聊”。查看范元琰生活的时代，南齐朝廷政局动荡、君王更迭频繁，整个王朝总共才延续了23年，23年中，却产生了7个皇帝，所谓一朝君子一朝臣，作为臣属，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范元琰被征为“曹虎平西参军”的建武初年（494），就换了4个皇帝。萧鸾以太后名义先废萧昭业为郁林王，迎立其弟15岁的新安王萧昭文。不到四个月，又废萧昭文为海陵王。很快又暗杀海陵王，自立为帝，史称齐明帝。萧鸾即位后，便压制宗室力量，并设立典签监视诸王，在任期间大肆屠杀宗室。在这样一个血腥皇帝手下当差，料想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当时始安王遥光把守扬州，认为“曹虎参军”并不是礼贤之士能担任的职位，想以“西曹书佐”聘任他。幸好，聘任没成功。不久，萧遥光和太尉王敬、将军崔景慧先后起兵叛乱，都兵败被杀。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有什么宏韬伟略，大概也难以实现。与其当头遭祸，不如退避三舍，做个恬然自安的隐士。

　　南齐多隐士，实在是对时局的深刻失望使然，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和通达，与那些苟且于盛世，浪得空名的隐士，显然不可一概而论。

　　隐士做到一定程度，征召出山是被大众认可艳羡的唯一出路。范元琰一再推辞，人们都替他深深遗憾。这并不意味着范元琰当真不看重。一个隐士，如果一生之中也争取不到朝廷的关注，拿着聘书礼品赶上门来凑热闹，这个隐士就做得太落寞了些。即使朝廷是个多么窝囊、暴戾的朝廷，但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屡次征召而不受，除了带来更多的名节之外，大致也可以平添身为隐士的自信与自负，带来莫大的精神慰藉。范元琰毕竟不是明确了闲云野鹤身份的道士、和尚，朝廷的人马立在门外，不说他心动至少也幡动了吧。官位也好、福禄也好，可以不看重，一个隐士所要谋取的是朝廷带来的名节这块金字招牌。可以说，隐士的人生，正是追逐名节又为名所累的人生。

　　于是，我们看到，梁天监十年（511），这一年，范元琰已经七十岁了，扬州刺史临川人王宏又上表推荐他做官，结果，竟然没有被征。这应该是对隐士人生的莫大否定与讽刺，盛名在外，自负满满的范元琰显然是没有料到，有一天，朝廷也是会不屑于再眷顾他的。他显然承受不了这种被抛弃的滋味，当年，就死了。

　　然而，做隐士，除了和一些达官与幕僚通通信件、礼尚往来，搞搞人际关系，伺机飞黄腾达，至少也博个显赫虚名，以便在史书里头列个传之外，其实还是有许多实在的工作可做的。不能像后世的笕桥老乡蔡汝揆组织人马挖一条河解决农民的运输灌溉问题，至少，作为城东最早的蔬菜专业户，也该琢磨出一些蔬菜良种，种植方法之类的知识，充分发挥其“博通经史”的能力水平，编本《菜经》之类的典籍，流传下去。或者，站到田头，给不谙农事的避难外来户指导指导蔬菜搭棚技术，办办农民蔬菜种植培训班什么的。再不然，像陶潜那样早上披着蓑衣出去除豆草，晚上回来琢磨几句“草盛豆苗稀”的诗句，以供苏东坡之类的贵人官场失意之余觅觅知音也好。可惜，除了那个积了八辈子德能够一并记入史册的偷菜贼外，于国于民的作为之事，一句也没有。

　　真是个地地道道的“隐”士了！余秋雨曾将隐士“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比作“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的宽大地窑”，“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和狡黠。“隐”士做到这个地步，未免过于单薄而失之分量了吧！

　　今天的范家桥，已是高楼林立，完全都市化了。历史的推进，依靠的是实实在在付出脑力交出双手为民请命的人，而非名声累累的所谓隐士。范隐士当初也该明白这个道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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